【论点摘编】

　　李金铮在《背后：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统累税税则的出台与修订》（刊于《苏区研究》2022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以往学者对中共革命制度史的研究多有“政策—效果”式的片面推导，缺乏政策出台之前的酝酿过程和出台之后的修改过程，尤其是缺乏相关人的参与和作用，唯有突破这些局限才能达到活的制度史目标。对晋察冀边区统累税税则的出台和修订的梳理和考察，为此提供了一个制度史案例。在1940年统累税办法的酝酿及产生过程中，中共中央领导人及派出机构领导人都发挥了重要的统领作用。边区党政领导人对此也多有讨论和认识，但他们发挥作用更多是在统累税暂行办法出台之后1941年至1943年的修改过程中。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根据地财政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如何既实现财政收入目标，又符合负担公平的追求、并与乡村社会实际契合，一直是处于矛盾、磨合与调整之中，这也是税则调整与变化的动力，党政机构与地方社会的良性互动为制度创新及运行奠定了基础，由此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实践论。

　　《光明日报》（ 2022年10月12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