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制度与赋役制度研究的新进展

——《兰溪鱼鳞图册合集》批注初读

　　作者：曹树基（三江学院教授）

　　浙江师范大学胡铁球、李义敏、张涌泉合作主编的《兰溪鱼鳞图册合集》（全250册）正式出版，这是历史学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兰溪鱼鳞图册，我们只是听说，没有亲见，更谈不上研究。本书的出版，为中国经济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泉源。

　　几年前该项目开题时，胡铁球教授邀我参加开题报告会。会上浏览了将要整理的一批兰溪县鱼鳞图册后，除了感叹其篇幅的浩大外，我还存有一丝疑问：整理工作或许繁而不难，但这批材料真的有研究价值吗？在搜集整理契约文书的十多年里，我们见过不少明末清初或清代前期的鱼鳞图册，其格式化的书写所造成的千册一面，令人不知这项研究的突破点究竟在哪里？事实上，学术界除了何炳棣、赵冈、栾成显等一批著名前辈学者的开拓性研究外，最近几十年来少有跟进者。那么，本项目研究能突破困局吗？我记得，当时胡铁球教授一再说，目前遗存的746册“同治兰溪鱼鳞图册”中，夹杂了一批“凭条”，或许这就是突破之处。那时，他的研究尚未展开，讨论无法深入，我也将信将疑。几年时间过去了，回头再看，这批“凭条”以及后来发现的大量“批注”确为突破点之一。

　　746册同治兰溪鱼鳞图册中包含了大约8万条“批注”。所谓“批注”，指的是县有司在接到县域中每一地块的产权变动报告之后，会在鱼鳞图册上找到这块田地，并在册中空白处书写说明，此为“批注”。通读该书长达7万字的“前言”与数篇已发表的研究论文，仔细研究作为样品出版的《兰溪鱼鳞图册合集》15册中的批注后，不难发现，批注中的内容不仅丰富，而且独特。这些内容丰富且独特的批注，在县域层面推动了产权制度及赋役制度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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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税田亩的原额主义

　　从这类批注出发，胡铁球教授与他的研究团队解决了若干与赋役制度、地权制度有关的重大问题。例如，关于土地陈报，一都八坊冈字三零三号有批注“验明契据，给与凭条”，说明凭条是业户陈报后颁发给他的地权凭据，即业户可依据“契据”陈报。又如关于土地面积的确定，一都三坊丽字四十八号，有批注记载：“附旧图，丈积步五百五十八步四分一厘，折实上地二亩三分二厘四毫八丝，旧非字二百念五号，土名天福山。”说明旧册所载面积可以是业户申报的标准。

　　在南方的大多数地区，从洪武时期至明代中叶，土地陈报数一直围绕洪武原额变动，直到万历清丈，各县田亩才有大幅度增加。清代继承万历清丈的原额，因此，原额主义一直是明清田赋制度的基本特点。同治乱后，兰溪县人口死亡多达70%，大量田地荒芜，因此，恢复战前田赋原额成为县政府的当务之急。鱼鳞图册中的此类批注，证明同治年间的土地陈报，依然是以原额主义为原则的。

　　不仅如此，胡铁球等人的研究还证明，虽然兰溪县攒造鱼鳞图册的目的是恢复田赋原额，但在依据鱼鳞图册征税不足的情况下，将原来仅有一种等则的亩分为下、次、中、上、上上五种等则，从低到高，每亩以0及4%、8%、12%与20%的增率增亩，形成所谓“藏等于亩”，增亩后的田地面积为“藏等亩”，这种藏等亩成为兰溪的纳税亩，并落实到各种册籍票据、家谱、土地交易册籍及契约文书中，成为兰溪县官民通用之“真实面积”。上引一都三坊丽字四十八号批注中的“折实上地”即可为例。与国家标准亩制相比，兰溪县增加的土地面积总量约为原额的5.06%。

　　以此数字论，兰溪的田亩等则以“下”及“次”等为主要，高于“次”等其他三类土地数量少，加权平均后，使得增加的总量并没有多少。依此思路，并以原额主义作为政府的行为准则，至少到1949年，兰溪民间仍然流行这样一套数据。民国年间的改革度量衡运动，可能并没有表现在纳税田亩的计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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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权变动与田赋变动合一

　　民国时期兰溪的“寄庄”之田相当普遍：“地坐甲都，粮在乙都，不特政府不知某户之粮、地在何处，即各业主亦不能自知其地产坐落何图，因而变卖田产，非册书不能立契成交，如有纠纷，更非册书不能为具体之解决。”（叶乾初：《兰溪实验县实习调查报告》，载于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版）如十七都四图迩字八零一五号，户名为陈方氏，登载在业户之下，而在其住址左侧（业户的下方）载有批注：“粮寄十七都四（图）七里（庄）佃户方起弟。”因佃户方起弟为本地人，故由方起弟承担税责。陈方氏非十七都四图居民，其买入了十七都四图之田，“佃”给方起弟耕种。不过，这里的“佃”，并非普通租佃，而是田面之权的转让。

　　田面转让的方式有三。其一为“典”，假如A将某块田地典给B，由B或C耕种；A从B手中取得银两若干；B将这块田地正产量的一半，即租额当作A支付给B的贷款利息；双方约定或不约定时间，A可以原价赎回这块田地。由于债务人A仅仅保留了对土地的赎回权，且无收益，因此，A与B双方须签订一份契约，约定由B或A交纳田赋。如果仍旧由A交纳田赋，那么，B每年还需给A支付一笔费用。这笔费用仍然需要A支付利息，且在赎回时结清。其二为“当”，A将某块田地当给B，又从B手中租回这块田地耕种，每年A向B交纳的地租即是A从B手中贷入银两的利息，直到A以原价赎回这块田地。其三，A将部分收益权转让给B，与B共享地租。耕种者可能为B，也可能为C。本案中的方起弟，扮演的就是第一或第三种类型中的B的角色。

　　在松阳县石仓，我们发现，阙某氏在云和县购置田产，仍然由其本人在云和县交纳田赋。其后代保留的上忙下忙执照，除了松阳县的之外，还有一批是云和县的。两县执照中，户主姓名不变。依理，石仓阙氏如果在本县其他都图购置田地，也可以同一户名在其他都纳粮，这与制度并无扞格。所以，方起弟案的核心，在于他是双方约定的纳税者，而非寄庄。

　　“土地交易类批注”中包含了大量的案例。例如，十六都六图上臣字八十一号有批注“此业同治七年卖于章正宗户完纳”；又如三十二都一图上羔字四五二号有批注“田卖于赵怀昌，活契”，中羔字一一八九号有批注“田卖活业树滋堂”；再如三十二都一图上羔字七五五号有批注“屋卖于初一会，活契”，上羔字六七九号有批注“赵章所卖，活契”等等。胡铁球等人解释：“因是活契，常有不确定因素，故载于鱼鳞图册备查。”

　　上文中的5个案例，第1例是将田地断卖给章正宗户，田赋亦转于章氏交纳。这一类产权转让有政府颁发的契尾为依据，因此，产权完全转移，税责也完全转移。接下来的4例，或称“活契”，或称“活业”，其实是部分产权之转让，或为典，或为当，或为田皮之转让，民间称为“活卖”。在业主不变的情况下，我相信作为田面主的赵怀昌与树滋堂承担了税责，而作为田底主的赵章所，虽然将田活卖给他人（不详），但在约定中，他仍然是田赋的交纳者。不同的表达方式，表明存在不同的纳税主体。

　　从“初一会”可知，屋基地也是要交税的。在浙江乡村，随着人口的增长，大量良田转为屋基地，依原额主义的逻辑，将良田转为屋基的业主当然需要交纳田赋。由于洪武时期的屋基是不用交税的，那么，乡村中一定存在交税之屋与不交税之屋。不过，比较而言，不交税之屋应当大大少于交税之屋。这一假设，已经在其他地区的契约文书中得到了证明。

　　这几个案例还提示我们，清代浙江乡间大量出现的田面权转让，并不只是乡民的私下交易，可能都在有司备案。于是，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程序：A将某块田地或屋基，或典或当或将其田皮转让给B之后，这块田地从此称为“活业”，相关契约也被称为“活契”。庄董册书们将这一转让结果记载于庄图之地籍册与田赋征收册，再上报至都至县，最后以“批注”的方法记载于县的鱼鳞图册。与此同时，同一变动也应记载于县田赋征收册。册中的买方或卖方，凡有姓名者，则是纳税者。各户的纳税田亩及纳税之额，均会出现在县有司印发的“执照”中；而作为纳税的凭据的“执照”，在今天的农户家中有大量留存。就这样，各种产权转移过程与田赋交纳过程在县域中达成了统一。

　　在传统的地权研究中，研究者的材料主要是契约文书。大量的契约文书出自农户家中，记载的是一家一户转让田产的过程。利用契约文书及其他资料，以前研究者在福建、台湾、浙南、赣南、徽州、华北各地，甚至新疆吐鲁番地区重建了各地一田两主的产权结构，令我们大致相信，这是一个覆盖整个中国南北各地的地权制度。然而，以前的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我们不知政府如何对待地权的分化。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常将乡村中土地断卖之外的地权转移与分化，理解为民间自发的行为，而通过兰溪县鱼鳞图册的研究，我们知道，清代乡村中的土地市场，不仅是一个自由的土地市场，而且是一个得到政府认可与制度保护的市场。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传统时代乡村市场的性质大有裨益。

　　（本文图片均为兰溪县鱼鳞图册）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