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张 蕾 光明日报通讯员 龙婷婷 王永跃

　　编者按

　　2023年2月16日，著名大熊猫研究专家、大熊猫生态生物学奠基人、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前身——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第一任主任胡锦矗逝世，享年94岁。为纪念胡锦矗为大熊猫保护事业作出的卓著贡献，我们采访了当年同他一起追踪大熊猫的“熊猫人”，在追忆、缅怀其人其事的同时，也勉励后来者继承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沿着他们的足迹勇毅前行……

　　胡锦矗与大熊猫结缘，始于1974年第一次全国大熊猫调查。那是胡锦矗首次进入卧龙自然保护区的森林，跟踪调查世人眼中神秘而又珍稀的大熊猫。1978年，已经结束调查工作的他不舍就此放下，再次来到卧龙，全方位开启了自己以及后来众多同仁的大熊猫保护研究生涯……

　　胡锦矗与大熊猫幼崽在一起。杨建提供

　　“五一棚”和首部大熊猫生态学专著

　　“胡老师说，我们需要找一处大熊猫多、没有泥石流且水源又充足的地方建野外生态观测站。”回忆胡锦矗为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大熊猫野外生态观测站选址时的情景，已是耄耋之年的原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田致祥仍历历在目。

　　1978年3月，卧龙自然保护区内的牛头山上白雪还未消融。在海拔2500多米的冷箭竹和拐棍竹交接处，一群脚穿军绿胶鞋、背着锅碗瓢盆的人寻到一块开阔且临近水源的地方，便停下来安营扎寨。他们用几根木桩支起一个棚子，并很快挖出从水源到营地的51步台阶，“五一棚”因此而得名。自此，田致祥便跟着胡锦矗穿梭于密林观察和追踪大熊猫，成为一名“熊猫人”。

　　20世纪90年代的“五一棚”。杨建提供

　　观测站建立之初，队员们每天出门都要带把弯刀，以便在浓密的竹林里砍出几条调查样线。胡锦矗带着大伙儿沿着样线追踪大熊猫的活动痕迹，找熊猫粪便，数熊猫咬过的竹子，教大家辨认和记录一切与大熊猫有关的生物学知识。田致祥偶尔会下山为大家寻口粮，回家瞧上一眼就急匆匆地赶回营地，“胡老师他们就更难回家了，几乎不下山。”就这样，几乎全年无休，他们坚持了6年之久。

　　1980年，随着无线电项圈的引进，大熊猫首次戴上了可以定位活动范围的项圈。天一亮，田致祥就用胡锦矗反复教过的方法，举着无线电信号接收器，寻着“嘟嘟嘟”的电波声四处跑，大家的工作量猛然间翻了好几倍。“成年大熊猫有自己的领地，基本上就在那儿转悠，我们选个合适的位置搭帐篷，晚上就住在里面监测。夜间山上的温度特别低，脱在外面的鞋都被冻成‘砖块’了。”在田致祥看来，追踪工作最苦的是值夜班，“一个月得值10天”。

　　一年冬天，大雪连续下了两夜，营地来了一只大熊猫。“它满身披挂着冰凌，像维吾尔族姑娘的头饰，走起路来叮叮当当直响。在营区‘巡视’一圈后，它开始讨吃的，吃完就在门口半坐半卧，还把前掌放在圆滚滚的肚皮上，很是悠然自得。”此后，它经常不请自来，而且一点也不怕人，队员们给它取名“贝贝”。“它的胆子很大，第一次‘登堂入室’的时候，把我们6个人吓得‘鸡飞狗跳’。它好奇心特别重，拿鼻子到处碰，还爬上床玩，对着墙上的奖状端详，后来干脆在棚子里睡着了，鼾声震耳。”田致祥绘声绘色地边说边比画。

　　对于起早贪黑跑野外的监测队员来说，“贝贝”的到来无疑为营地艰苦乏味的生活增添了太多乐趣，也抚慰了田致祥和队友们跑山一天的疲惫身心。“胡老师告诉我们，虽然能近距离观察大熊猫很难得，但守护它的野性更重要。于是，我们只好把它驱赶到山脊的另一头，经过3次才成功。”

　　重温那段峥嵘岁月，田致祥清晰记得，他和胡锦矗在帐篷外借着月光偷看大熊猫“滑滑梯”的情景。“雪地里，只见大熊猫从高处‘哧溜’一下滑下去，本以为它就此跑了，没想到它又转过头扭着屁股爬上来滑下去，来来回回好几次……”田致祥说，那晚的月亮特别圆，月光像一束聚光灯打在它的身上，让人感觉那是一只肥胖的兔子在月宫里撒欢。“胡老师打趣地说，看来大熊猫也怕冷，会通过加大活动量来取暖。”

　　用了8年，他们在35平方公里区域内建立了7条观测线路，并获得大量有关大熊猫生物学的第一手材料——这也是迄今为止野外观察追踪大熊猫时间跨度最长的一次科考。通过测量密林中的大熊猫足迹，统计大熊猫吃过的竹子，收集大熊猫粪便并称量分析，他们积累了丰富的野生大熊猫种群状况及生境资料。结合无线电项圈定位跟踪技术提供的活动、休息、运动距离及轨迹、活动范围等方面的数据，他们首次系统地对大熊猫生态学、行为学、繁殖学等进行基础性研究，取得了宝贵的研究成果。

　　1985年，胡锦矗和乔治·夏勒一起编写的学术专著《卧龙的大熊猫》出版，首次揭秘了大熊猫在密林里的“隐士”生活，引起国际动物保护学界的极大关注。这部著作至今仍是最具权威的关于大熊猫保护与科研的基础性资料。

　　培养闻名世界的大熊猫科学家

　　随着观测站的工作走上正轨，一批批大学生陆续来到“五一棚”。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这里成为大熊猫研究者向往的“圣地”。当年甚至流传着一句话：“只有到过‘五一棚’，才能真正领悟大熊猫保护的真谛。”

　　20世纪80年代，胡锦矗在野外工作。杨建提供

　　1983年，刚从四川大学毕业的张和民来到“五一棚”。“胡老师总是耐心细致地告诉我们，这个是水鹿的脚印，那个是扭角羚的粪便，这个是大熊猫吃过食物的痕迹……”对于60多岁了还经常上观测站的胡锦矗，张和民很佩服，“他说上山要慢慢走，让能量慢慢地释放，这样到达山顶就不会觉得累。”

　　胡锦矗吃苦耐劳、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以及专业精神，影响了张和民和一大批年轻的科研工作者。接过胡锦矗传下来的“接力棒”，张和民成长为大熊猫研究领域的新一代领军者。曾任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主任的他，带领“熊猫人”团队率先攻克圈养大熊猫“发情难、配种受孕难、育幼成活难”的世界性难题，创新大熊猫人工繁育技术，创建大熊猫饲养繁育理论体系，建成世界上最大、结构最合理的大熊猫圈养种群，实现圈养大熊猫种群的自我维持和可持续发展，为大熊猫保护科研事业再攀高峰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兽医出身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汤纯香心中，胡锦矗就是“知识的宝库”和大熊猫科研的领路人，一生留下大量珍贵文献，而且总是毫无保留地将工作、生活上的经验与启示传授给后辈。

　　1981年初，刚毕业的汤纯香被分配到卧龙英雄沟饲养场从事大熊猫饲养繁育管理。“胡老师平时都待在野外，从‘五一棚’到英雄沟10个小时的脚程，我们为野生大熊猫做体检时才能见着他。”当时，繁育工作刚开展不久，汤纯香等人对大熊猫的行为、习性还不熟悉，经常去请教经验丰富的胡锦矗，大家一起摸索饲养管理方法，交流野生和圈养大熊猫的行为差异。

　　汤纯香最敬佩胡锦矗能长久地“扎”在野外。直到1983年竹子大面积开花，他奉命去野外救助野生大熊猫，才真切感受到野外作业非同一般的苦。而胡锦矗早在这年春天就背起行囊走出卧龙，带着一个小分队穿过成都平原，走遍邛崃山、岷山和凉山摸排竹子开花的情况，实施应急计划，成立抢救小组，努力阻止那场让大熊猫忍饥挨饿的“浩劫”。

　　1986年夏，刚分配来的三个大学生爬上“五一棚”，胡锦矗为他们上了野外监测的第一课。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科技处处长黄炎就是当中的一员。面对仰慕已久的大师，他们在崇敬之余，有些拘谨地听了一路：“这里是熊猫的卧穴，它应该在这里停留了很长时间。这里是被熊猫啃掉的部分，做统计就可以知道它最喜欢吃的竹子部位……”“胡老师带我们找到大熊猫的新鲜粪便，拿起一坨就靠近鼻子闻起来，还两眼放光示意我们也闻闻，说这是清香味。我在心里不禁感叹：真爱啊，连粪便都觉得香！”

　　胡锦矗（右一）带领外国专家到卧龙巴郎山考察。 杨建提供

　　胡锦矗曾这样描述野外工作的场景：“最冷的时候有零下十几度，当时大熊猫从竹林穿过去形成一条隧道，上面覆盖着雪，我们就佝偻着身子走。我们的衣服，经常是里面的被汗水湿透，外面的汗水结成了冰，硬邦邦的，像穿了一身盔甲。实在冷得受不了才停止调查。”

　　“8月是卧龙的雨季，年近60岁的胡老师同我们一样，每次从山上下来全身都是湿漉漉的，大家脱了衣服围炉烤火。冬季的话，气温只有零下十几度，但我们仍沿袭着以前的72小时不间断监测工作制。”据黄炎讲，在野外艰苦的工作条件下，当时已功成名就的胡锦矗跟大家的“待遇”并无两样。

　　“根据粪便了解大熊猫的生存状况，是胡老师发明的‘胡氏方法’。他做研究很严谨，要求我们提取每份粪便中的竹节残留物，不低于30根，这样才能减少计算的误差。”黄炎说，胡老师发明的咬节法可以用来帮助区分大熊猫个体，再结合其他方法就能确定大熊猫的数量、种群年龄结构、活动范围及节律——这一野生大熊猫数量的调查方法，一直沿用至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

　　把一生奉献给大熊猫保护研究事业

　　结束大熊猫野外追踪后，年过六旬的胡锦矗选择到西华师范大学执教，他想用余生教书育人、做好研究，把多年练就的大熊猫研究本领传授给更多人。

　　对此，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野外监测处处长杨建颇有感触。20世纪末，为筹建中国卧龙大熊猫博物馆，承担展陈建设的杨建多次到南充请教当时已经71岁的胡锦矗。由于同在“五一棚”跟踪监测过野生大熊猫，两人相谈甚欢。“胡老师在大熊猫研究上造诣颇高，我们聊了很多，这才知道老人家虽然离开了一线，但一直关注甚至参与大熊猫保护研究的每一点进展，还会为每一个突破而激动不已。”得知卧龙要建博物馆，胡锦矗特别高兴，非拉着杨建下馆子，还坚持由他来买单。“胡老师将积累了大半生的资料毫不犹豫、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看着一张张照片，他如数家珍；一份份手稿，是坚守野外得来的回报；而一个个老物件，见证的是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此刻，杨建感受到这位科学大家对科研事业的执着与义无反顾——那是令人钦佩的科学家精神。正是胡锦矗提供的这些宝贵资料，有力支撑了国内多个大熊猫博物馆的诞生。

　　2011年，八十高龄的胡锦矗前往卧龙野化培训基地考察。杨建提供

　　作为胡锦矗的学生，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野外生态研究室负责人张明春记得，胡老师经常会因为滔滔不绝的案例讲解而忘记了下课时间，而学生们则总是意犹未尽，不愿离开教室。

　　“那边有好多野生大熊猫，工作好做；你身体好，可以多跑跑；那里的研究基础比较好，当地老百姓保护大熊猫觉悟高，容易出成果；大熊猫身上好多生物学上的难题，还可以用中心的圈养熊猫来验证，这是其他单位难以办到的优势……”博士毕业后，张明春听从胡锦矗的建议去了卧龙。每次休假回南充，他都会在下午或傍晚同爱人一起散步到胡锦矗家里拉家常。“老爷子爱聊聊在野外的趣事，讲讲与老乡的点点滴滴，言语间充满了对卧龙的思念和对大熊猫的感情。”聊一会儿，张明春就支开爱人和师母，抓紧时间请教一些学术上的问题。“说到大熊猫放归，老爷子总是积极地出谋划策。例如：华蓥山那边竹子多，好开展工作，可以放大熊猫；光雾山环境好，适合大熊猫生存；卧龙大熊猫很多，放出去容易被其他大熊猫驱赶，不容易存活……”有了老师的点拨，张明春每次都受益匪浅。

　　胡锦矗常念叨：“研究大熊猫是国家使命，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如今，正如他毕生所希望的那样，老一辈“熊猫人”的科学精神已经深深镌刻在大熊猫保护研究事业的丰碑上，而新时代的“熊猫人”传承着这份责任与使命，必将实现大熊猫保护事业在新时代的新跨越。

　　《光明日报》（ 2023年02月25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