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美国贫富分化痼疾加剧社会不公

作者：杨博超 李丹（分别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美国具有两副自相矛盾的面孔。一方面，它对外塑造了世界第一发达国家和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形象；另一方面，它的财富分配异常失衡，贫困率持续居高不下，是发达国家中贫富分化最为突出的国家。2021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的统计数据表明，超4000万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中，约2000万人处于极端贫困。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愈加凸显，社会不公日益加剧，中下阶层面临生存困境。

　　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

　　早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在对美国的“进步与贫困”现象进行深入观察后指出，极端贫困在美国这个物质丰足的国家随处可见。美国贫富分化背后的原因并非偶然性的或周期性的，其根源在于美国政治经济结构不平等、治理失序，也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和新自由主义国家治理路径的必然产物。

　　资本主义虽然创造了比以往更多的生产力，但并没有解决人类历史中一直存续的贫困问题。其根源在于商品生产本身就是以广大劳动人民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特征使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看，资本家一方面通过提高生产规模和效率以追求最大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凭借压缩劳动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在工作日中所占的比例来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由此，越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越是造成更多的过剩及贫困人口。马克思曾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规律及其内在矛盾，指出只有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狭隘外壳，才能使被束缚的生产力获得进一步发展，才能使贫困问题得到真正解决。

　　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在美国大行其道，是导致贫富分化的思想根源。新自由主义认为，不平等是激励参与市场竞争、努力提高生产率以获得丰厚回报的动力，也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自然结果。由此引发政府与市场和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治理困境和治理危机。统治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必然无限地追求资本盈利和权力扩张，这种将经济意义上的市场原则上升为国家治理基本原则的做法，无法真正实现国家的善治。美国自里根时代起，税收改革的得利者主要是富裕阶层，使税收失去了二次分配的社会调节功能，导致贫富差距迅速拉大。而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与美国失衡的财富分配逻辑叠加，使低收入群体变得更加贫困，精英阶层财富迅速膨胀，阶层固化和代际传递变得不可避免。

　　美国的经济不平等加剧了收入和财富在不同群体间不均衡分布的趋势。美国社会长期以来存在着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现象。2021年美国基尼系数升至0.48，几乎是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财富逐渐向“金字塔”顶端集中，这是美国贫富差距继续扩大的最新信号。

　　在这场财富不平等的流动中，不仅底层民众，甚至中产阶级也被卷入其中。在过去50年中，美国普通家庭的财富积累变得越来越困难。有数据显示，10年前，超过44%的美国中等收入家庭拥有房地产资产，现在这一数据降至38%。2021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发布的美国财富分布情况报告显示，1989年有数据统计以来，收入最高的1%美国家庭总净资产首次超过占总数60%的中等收入家庭的总净资产。

　　“勤奋努力就有机会”已成幻想

　　美国自视为“民主自由”的灯塔，但是其民主政治的表象难掩财阀政治的本质。近年来，美国经济不平等愈演愈烈。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美国固有的不平等持续拉大，进而使美国劳动者收入差距日益明显，中产阶级持续萎缩，阶层固化日益严重。

　　美国政客一直描绘机会平等的神话，“美国梦”这个迷惑性的口号曾使世人趋之若鹜。但美国贫富分化不断加深，使越来越多的人对“机会平等”的政治口号产生怀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平等的经济分配格局不仅使原本富足的家庭更加富有，也使极端贫困家庭数量急剧增多。几十年间，美国中等收入阶层逐渐萎缩，低收入的贫困群体与高收入的富人群体之间出现不可弥合的鸿沟，不断壮大的富人阶层已经将相对于穷人阶层的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优势。政府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必然造成个体与民主政治日益疏离，社会动荡无序。

　　美国贫富分化造成阶层固化和代际传递，破坏机会平等，引发政治信任危机。2022年美国国家公共电台一项民调显示，美国种族间明显的贫富差距在几代人中一直存在，并正在扩大。白人成年群体从父母或其他长者那里获得大笔经济援助的可能性是黑人和拉丁裔家庭的两倍多。

　　在过去的50年间，美国除顶层5%的家庭收入增长极为醒目、前20%的家庭收入有所增长之外，其他家庭均无明显变化，底层则毫无增长迹象。面对民众对贫富分化如潮的不满和声讨，受资本裹挟的美国政客装聋作哑，继续通过人为政策选择进一步制造贫富差距。

　　美国著名全球发展问题专家杰弗里·萨克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在40年间以牺牲绝大多数公民的利益为代价，来偏袒超级富豪和企业游说集团。“勤奋努力就有机会”已成为幻想。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的罗伯特·帕特南指出，有钱且高知的公民远比贫穷且受教育程度低的同胞更具丰富的政治知识和技能，也更多地参与到几乎各种形式的政治和公民活动中。

　　因此，富裕阶层有更多的机会、方法和力量对决策者施加影响，破坏机会平等，民主在美国成为空话。

　　扯下美国粉饰平等的遮羞布

　　少数族裔不平等一直是美国社会的历史遗留问题。历史上，美国印第安人、非洲裔命运坎坷。而今，社会高度发达与极端不平等现象奇异共生，美国严重的贫富分化使少数群体处于更加不利境地。美国惯存的结构性种族主义痼疾使少数族群生存日益艰难。美国借助社会精英话语构建并强化种族差异的社会认知，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各个方面维持结构性种族主义的社会实践系统。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两任赤贫问题特别报告员2005年和2017年提交的报告都曾指出，很多美国政客和媒体鼓吹有关富人和穷人之间存在先天差异的谬论。这也是结构性种族主义在美国如顽疾一般存在的原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少数群体问题特别报告员费尔南·德瓦雷纳指出美国在人权和少数民族问题上自相矛盾，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甚至将少数族裔视为外来威胁。近年来，美国多地爆发多起非裔和白人间的暴力冲突，很重要的原因是少数族裔和白人之间长久以来存在的系统性经济不平等。

　　新冠疫情的暴发扯下了美国粉饰平等的遮羞布。少数族裔、低收入群体、老人等陷入更为艰难的生存困境。美国劳工部前部长罗伯特·赖希曾指出：“美国是唯一缺乏全民医疗保障的工业化国家。许多家庭不愿去看医生，也不愿去急诊室检查，因为他们害怕会欠下大笔的账单。”由于美国没有给员工提供带薪病假，导致新冠疫情暴发时，很多本应居家的工人不得不留在工作岗位上。除此之外，美国为失业公民提供的福利在发达国家中垫底，补助金仅相当于一周的房屋租金、零用和水电费。在美国，新冠疫情迅速蔓延迫使普通民众陷入贫困。美国城市研究所报告指出，“超过30%的美国成年人不得不减少食物支出”。反之，美国亿万富翁的总净资产在疫情期间增加了1.8万亿美元。2020年，最富有的1%美国人拥有的财富增加了约4万亿美元，增量超过了最贫穷的50%美国人拥有的财富总和。

　　2021年3月，英国《卫报》报道，美国数千万极端贫困人口中约50万人无家可归，数百万人担心被驱逐，9200万人没有社会保险；一整代年轻人无力支付学费或背负高得离谱的学生债务；低收入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比富人少约15年。贫穷在美国已经成为一种死亡判决。

　　作为首要的人权，生存权以生命权和基本生存条件保障权为基础，内涵在于公民要求国家行使“有所作为”的权利。生存权的内涵致使其既可作为基础性权利，亦可体现为人权保护的最高追求，即公民基于自身安全得到保障而产生的对国家的信任和心境的平安。要产生并保持这种状态，就必须建立这样的政府——在它的管理下，公民平等地享有基本的生存条件，生存权不得以任何理由被剥夺。而在当前的美国，由于收入限制、高昂的医疗费用、长期的实质性种族隔离和歧视、经济流动性下降，贫困人口和有色人种遭受了更大的冲击。低收入社区更容易感染疾病，死亡率更高，相对经济损失更严重，底层民众被迫在失去工资和危及本人与家属健康之间作出艰难选择。

　　“人人生而平等”，这一曾经镌刻在美国《独立宣言》上的立国原则已成空话，美国结构性不平等的经济制度所造成的巨大财富鸿沟，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无情地戳破了“山巅之国”的迷幻泡沫。

　　面对日渐严重的贫富分化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危机，美国政客为保住选票，以反全球化、反移民、反华等激进立场强行转移社会矛盾。此举无异于饮鸩止渴，非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国政治的深层矛盾和核心困境，还为政治极化注入了超大剂量催化剂，反过来将进一步加剧政治问题的无解。对于美国来说，与其热衷于收割他国、攫取私利、转移矛盾，不如反躬自省，关注如何促进自身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改善贫困阶层的物质生活，做大自身财富的“蛋糕”才是解决贫富分化问题的关键所在。

　　《光明日报》（ 2023年03月07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