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成为罗荣渠教授世界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之前，我在南开大学社会学系任教，讲授西方社会学理论、文化人类学等课程。那时候，在《历史研究》上拜读了罗老师的文章《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兼论文化传播问题》，我深为罗老师丝丝入扣的考证和大江大河般波澜壮阔、气象恢宏的文笔所折服。后经南开同学、当时已是罗老师博士研究生的严立贤介绍，我得以师从罗老师。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历史系马克垚教授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何芳川（笔者注：北京大学原副校长、历史系教授）有次和我闲谈时说，老罗是一飞三千公尺，我是一飞一千公尺，他是五百公尺。其实五百公尺是芳川的自谦之词，他和老罗一样是才华横溢，也一样是离世过早，令人痛惜。”（《学习罗荣渠同志的创新精神》）

　　虽然我至今依旧位居不入流学者之列，但作为一个喜欢读书、思考与写作的人，成为罗老师的学生，得到过这位“一飞三千公尺”的大师级学者的耳提面命，实在是“求仁得仁”。

　　二

　　罗老师去世数年后，我有一次翻阅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当读到“一个学者，如果他不能自觉地相信，他灵魂的命运就取决于他在眼前这份草稿的这一段里所做的这个推断是否正确，那么他便同学术无缘了。在科学领域中，只有把全部身心投入工作的人，才会有‘人格’”这段话时，一种异样的感触使我泪流满颊，我体会到韦伯所说的这种给科学赋予尊严和神圣意义、视学术为生命最高价值的学者，就是罗老师这样的学者。

　　师母周颖如对罗老师有这样的描述：“他经常为某个理论问题或一些复杂的史事论证，或为确切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苦苦思索，几乎达到夜不成寐的地步。有时会在凌晨四五点钟忽然起床写下他昼夜思索，豁然领悟或解决的所得。”（《永远的思念》）

　　记得1994年9月入学不久，罗老师就对我提起，他为撰写《现代化新论》中的一段话，曾悉心推敲数月、经常夜不能寐。可惜自己当时道行不深，未能深入领悟个中滋味。

　　罗老师学术功底之深厚我屡有领教。1994年9月，为筹备当年11月由罗老师主持、在北大召开的“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罗门弟子纷纷承担翻译国外学者所提交论文的任务。我在翻译日本学者小林多加士的论文《东亚：转型现代化的新范式》时，发现有一个外来语很生僻，工具书上也查不到。罗老师不谙日文，可当我把问题上交给他时，他仅根据我翻译的上下文即断定这个词为“调整理论”，并随手搬出英文原版书数册，详细讲述了这一诞生于法国的理论流派的来龙去脉和一些相关文献。

　　聆听了罗老师讲授的几次课后，我深受启发，遂动笔写了篇题为《关于“民富主导型”现代化模式的几点思考》的文章，请罗老师指教，也兼有希望得到好评和赏识之意，但没想却招来了平生最为严厉的一次批评。

　　罗老师毫不客气地称我尚不具备写这样文章的积累，历数我文中几处不周密、不严谨、“难以立住脚的”提法，直言不讳地说我是他教过的学生中“胆子最大的一个”“简直胡来”“这样下去一定会跌跟头的”。罗老师的痛斥，使我大汗淋漓，如遭当头棒喝。

　　罗老师对学生的关爱中有严厉的一面，严厉中也有关爱的一面。入学第二年，罗老师在一次课后满面春风地把我叫了过去，说北大已选拔我为中日联合培养博士生，可以到一桥大学留学一年，并很高兴地说我在日本的指导老师是著名史学家安丸良夫教授，让我马上为他代草一封英文推荐信。这本来是件很平常的事，但罗老师反复指导我修改这封信，前后竟改了四次。

　　更让我意外的是，从罗老师处拿回“定稿”打印寄出后，翌日清晨，我接到罗老师电话，他说：“夜里睡不着，想到那封推荐信中有一个词还需要再斟酌一下。”得知信已发出，他才悻然作罢。我顿时领悟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真正意义。

　　我临赴日前，到罗老师家告别，他叮咛我虚心向安丸老师学习，并语重心长地说，一定要到处走走，尽量多找机会与日本同行广泛交流，“否则，整天窝在图书馆，和不出国有什么两样？”

　　三

　　罗老师器量弘旷、清远雅正，具有大家风范和宗师气象。当时北大校园里盛传“气质风度数二罗”的说法。二罗者，一为罗豪才教授，一为罗荣渠教授。

　　罗先生出生于书香世家。父亲罗文谟先生是知名书画家、美术教育家，与张大千、徐悲鸿诸先生为丹青至交。罗老师本人也擅长写诗填词，尤其在书法方面有深厚功底和非凡造诣，曾任北大燕园书法学会会长。

　　1994年深秋某日，我独自在未名湖畔踱步，遇一气度不凡长者，攀谈中，方知对方为中文系鼎鼎有名的陈贻焮教授。当老先生得知我是罗荣渠教授的学生时，对罗老师学问人品连声称赞，对罗老师书法高度评价，认为字如其人，行云流水，挥洒自如，有大家气象，堪称学者型书法的典范。

　　我体会，罗老师在人格上的魅力，固然与他的家庭出身有关，但主要还是源自他具有高远的境界、渊博的学识和深妙的觉悟。早在高中时期，他受梁启超倡“少年中国”之影响，发起成立了一个学生社团，取北宋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说，命名为“四为学会”。成为一名史学家后，他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始终用批判的态度审视学术界对人类社会的已有观察与解释，以满腔热忱探究未知世界，聚焦中国与世界正在发生的蕴含深刻意义的变动及发展趋势，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魄力与勇气创新求异，对“古今上下任翱翔”的境界心驰神往。

　　罗老师一心向学、淡泊名利，绝不曲学阿世，在大气、英气和才气之外，兼有一身正气。身为北大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他在研究生培养、科研成果评奖、职称评定和博士生导师遴选等工作中胸怀坦荡，始终坚持以学术成果为唯一衡量标准，有时甚至不惜力排众议。他这种“对人无成见，对事有是非”的为人，几近有口皆碑。

　　援引一证——马克垚老师对罗老师的评价：“他在北大历史系工作40年，一贯开诚布公，有话就说，不讲情面。虽然有时让人感到咄咄逼人，但他确是从学术出发，从公出发，胸中并无半点芥蒂。他把学术看得很重，对自己严格要求。对他人、对学生，也是如此。”

　　四

　　罗老师在史学理论、美洲史与美国历史研究等领域都卓有建树，但他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为《现代化新论》（199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问世，使罗老师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开拓者和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奠基人。

　　罗老师去世后，他的未竟事业在他的生前好友、同事、学生和许多学界同道那里得以接续。在周颖如师母的协助下，罗老师的两位高足北京大学历史系林被甸教授、董正华教授不遗余力地搜集1993年《现代化新论》出版后罗老师发表的有关现代化的文章，以及书案上、电脑中所存余稿，按内容分专题加以编排，在罗老师逝世一周年之际，《现代化新论续编》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经林被甸、周颖如等组成的编委会编辑整理，商务印书馆2006年出版了《罗荣渠文集》。该文集共五卷，分别是《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美洲史论（增订本）》《史学求索》《北大岁月》《美国历史通论》，集罗老师研究成果之大成。

　　《北大岁月》收录了罗老师1945年到1946年在西南联大和1947年到1949年在红楼北大求学期间的日记，以及1958年到1996年在燕园北大教书期间的书信、诗词。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对我说，“（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抗日战争以来北京大学不同阶段的历史，十分珍贵、十分难得。”

　　据《北大岁月》，1945年罗老师从成都树德中学考入昆明西南联大，次年复校北上，转入北大史学系，大学四年、滇京两地，罗老师在日记中记载了他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到父亲好友朱光潜先生家拜访和讨教，选修裴文中、唐兰、潘光旦、金岳霖、张奚若等著名学者的课程并对其中个别学者观点提出疑问等事，一个动荡年代热血青年的形象跃然纸上。

　　1949年从北大毕业，罗先生被分派到中苏友协总会工作。1956年，在“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声中他回到北京大学任教，走上一条既迭遇挫折，又不断缔造辉煌的治学之路。

　　说到辉煌，20世纪60年代初，北大历史系在我国高校率先创设拉丁美洲史专业，罗老师临阵受命，充分发挥谙熟英语、俄语之优势，加上自学的西班牙语，广猎穷搜，于1962年夏推出中国高校拉美史教学的第一课，成为公认的中国拉丁美洲史学科创始人。

　　使罗老师“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则是他敢于颠覆在我国学界几乎成为定论的“中国人发现美洲说”。之前，章太炎、朱谦之、邓拓等人都认为是中国人发现了美洲。1962年，时值哥伦布发现美洲350周年，“中国人最早发现美洲说”被旧话重提。青年讲师罗荣渠在北大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做专题学术报告，通过对《梁书》等有关扶桑国史料的广博考证，从相反方面立论，同学界权威进行了一场以寡敌众的“美洲发现论战”。罗老师的会议发言《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被《北京大学学报》刊载，在燕园引起轰动。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人最先发现美洲问题的争论又成为热点时，罗老师再次挥笔写就《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兼论文化传播问题》一文，无可辩驳地论证了中国人最早发现美洲之种种不可能，成为史学研究的佳作名篇，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7次写信表示支持和赞扬。

　　罗老师还是一位“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学者。1974年年末，北大接到了一个突击性任务：应即将到访的特立尼达多巴哥总理威廉斯的请求，尽快整理出一份关于19世纪美洲华工的材料。因当时学界找不到能担此重任的人，军宣队只好把挨整中罗老师临时“解放”出来。罗老师“沾外国人的光，捞到一点读书的时间”“上穷碧落下黄泉”，尤其是在北京图书馆找到尘封已久的《古巴华工口供手册》等原始资料，在圆满完成任务的同时，也为“文革”结束后接连在《人民日报》《世界历史》等报刊发表相关文章打下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罗老师也“老树春深更著花”，巨大的学术能量如火山一样喷发。成为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开拓者和创始者，则是他学术生命达到巅峰重要标志。

　　五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写道：“评判每一代人时，要看他们是否正视了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

　　中国成功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本身蕴涵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包含大量等待学界探索与发现的原理。

　　20世纪80年代初，罗老师已经着手撰写《美国的历史与文明》，但现代化大潮的涌起，让他改变了主意。他意识到，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人民的百年梦想，是当前关系国家盛衰存亡的大事，实现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不能没有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论，“历史学家必须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作为一个有世界眼光和历史眼光的学者，罗老师毅然决然转向现代化研究，全力以赴探索和总结中国现代化的新经验，创建新的理论和学说。

　　罗老师用他旺盛的学术生命与杰出的学术贡献，展示了大变革时代一个学者应有的地位与角色、使命与担当。

　　他深知，新的时代呼唤新的学术，新的学术需要新的发现。但同时他也很清楚，“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崎岖道路上，迈出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步子也是很不容易的，何况是在一个新的领域中进行探索”。但罗老师以忧国忧民的博大胸襟，知难而进，“敢为天下先”，筚路蓝缕，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进入深刻历史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率先提出建立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和中国人的现代化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开创了现代化研究的新纪元。

　　林被甸教授是罗老师带的第一个研究生，亲炙罗老师多年。他将罗老师现代化研究的主要贡献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提出了以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中轴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二是运用一元多线发展观，对全球现代化的总趋势，对世界现代化的不同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特别是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进行了新的探索。三是显示出开展现代化研究对于历史研究本身的重要意义，通过现代化研究建立了历史研究新范式。

　　“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是罗老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研究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是生产力的变革，是为“一元”；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发展模式千差万别，是为“多线”。“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颠覆了“单线发展论”，即认为人类社会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演进过程中，莫不沿袭同样的路线、复制同一个模式，所谓“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正确的生活方式只有一个，真正的价值结构只有一个”，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以斯大林主义为代表的苏联现代化模式的合理性限定在特定地域的特定历史时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初步形成了建立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国学派的基本架构”。

　　“一元多线”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学术资源与智力支撑，表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邓小平创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主张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坚持走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认可和尊重世界的多元性和多样性，认为适合自己国家的模式、制度和价值不一定同样适合世界其他国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正如一棵大树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树叶一样，天下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

　　罗老师用他的学术生涯证明了一条朴素的道理：一个真正的学者，应以“居天下之正位”为起始，以有贡献于民族复兴为己任，以独立思考为根本，以坚忍不拔为遵循，以开拓进取、独树旗帜为美德与才干的唯一证明。只有这样学者才有可能取得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成果，且这种的成果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愈益彰显其价值与意义。

　　罗老师的女儿罗晓在《怀念我的父亲》一文中写道：“父亲的治学态度一向严谨，对每个新的立论都要旁征博引、反复推敲。在学术问题上为坚持自己的观点，即使得罪人也不肯敷衍。父亲对新学科、新思想、新事物一向很敏感，且乐于学习和探讨，大胆地借鉴，这是他能够在学术观点上推陈出新的一个重要原因。”

　　郝斌教授是罗老师生前好友，曾担任过北京大学历史系领导与北京大学校领导。他对罗老师为人的回忆最为动情，对罗老师为学的评价最为中肯。郝斌老师认为，罗老师的学术创新，在于开辟中国的现代化研究之路，从而也为北大历史系走出了一条不同于既往的治史之路：“罗荣渠由史转向理论的路子，在当时的历史系中，乃是旁出一枝，离开了传统，人们私下议论起来，视其为‘海派’、说他‘赶时髦’的不少。君不见，自打此后，另一条不同于既往传统、由史入论、注重理论创新的治学之道渐成气候，进而稳定下来。”

　　六

　　郝斌老师还说：“时空的距离有助我们去观察、认识人和事。今天想来，也许这些沉淀下来的东西，更能显示罗荣渠的本真。”

　　党的二十大报告讲到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基本特征，即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学习报告后，我又翻出罗老师《现代化新论续编》和《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重温他写于30年前的下述文字：

　　“中国的现代化将是持久的艰苦奋斗的过程”，“中国要开创自己的非传统的现代化模式，它的核心思想是采取低度消耗资源和能源、适度消费的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应建立在人口、耕地、资源、生态、环境、智力开发、社会相对平等七项基本因素的综合配合之上”。

　　中国的现代化“应比任何国家都更加珍视知识、科学、教育”，“还必须建立改革时代的新价值观和社会道德规范”；与此同时，“要坚决改变大折腾式的经济运行模式和不断反‘左’右倾的政治斗争方式”，“全力避免每次社会性倾斜都冲击科学与教育的局面”，并要“坚决抵制商品大潮下的拜金主义”（《续篇》第134-135页，《新论（增订本）》第525-526页）。

　　在体会罗老师真知灼见强大历史穿透力的同时，我不由自主地联想起雅斯贝尔斯的一句话：“把历史变为我们自己的，我们遂从历史进入永恒。”

　　在罗老师生前身后，对《现代化新论》和罗老师现代理论建树的书评与研究文章为数颇丰，我拜读过其中相当一部分，多为有感而发、有的放矢的上乘佳作。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提出后，罗老师的学术思想在新生代学人那里得到传承与光大，更有以罗老师现代化学说为专门研究对象的新作相继问世。

　　例如，沈湘平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传统文化根基》数次引用罗老师的有关论述，任洁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逻辑》一文中采纳了罗老师“现代化有内源性现代化和外源性现代化之分”的观点，唐爱军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三重论域》一文中对罗老师的“一元多线”理论做了精准阐述与正确运用。新年伊始，我就有幸读到清华大学任剑涛教授的大作《现代化研究的世界眼光：宏观探究与理论启示》。任剑涛在该文中指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罗荣渠路径”堪为代表，罗老师的研究“系统呈现了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的知识图景”。前些时日，董正华教授的学生，即罗老师学生的学生，中国社科院边疆研究所的宋培军研究员把他的新作《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源、学术体系与政治实践》发给我学习。宋文从世界现代化时空坐标的角度定位中国现代化，在将罗老师在现代化理论方面的重要建树用于为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框架体系提供学术支撑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

　　七

　　几十年来，我一直把罗老师的著作放在书架中举手可及的位置，随时翻阅，以期有新的启发与收获。而罗老师博大深邃的学术精神，更成为我终生能够从中汲取动力与养分的源头活水。

　　“岂有文章惊海内，但留清白在人间。”这一集句楹联，是罗老师生前写给郝斌老师的，上联出自唐代诗人杜甫《宾至》“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下联出自明代诗人于谦《石灰吟》“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

　　对于罗老师有无文章惊海内这一问题，历史已经而且继续在给出答案。这答案日趋明晰，在一些人的意料之中，也出乎一些人的意料之外。

　　《光明日报》（ 2023年04月03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