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干

　　爷爷开过蛋行、米行、草行，到父亲这一辈公私合营了，伯父去粮站当了站长，父亲去供销社收蛋，叔父考上师范，当了小学校长。爷爷自己也去供销系统当营业员，先在镇里，然后去了村里。小姑姑从小就被宠，闲着在家。

　　里下河的禽蛋产量很高，源于家禽饲养的量很大，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家禽研究所就设在里下河的邵伯镇。里下河的蛋品远销上海、南京、杭州，甚至海外。父亲将各村商店送上来的鸡蛋、鸭蛋、鹅蛋集中起来，再送到泰州食品公司，有点像中转站，先收购，再卖出去。这里面有没有利润，不知道，好像那个时候也不讲究利润，没有听父亲说过盈利还是亏损的事情，也没有见他为利润的高低焦虑过，肯定没有考核指标。

　　父亲也收农民零散的鸡蛋，陈堡镇附近的农民喜欢到父亲的店卖蛋，他们说，老王的秤准。

　　“老王的秤准”，平添了很多事。没钱买盐买油了，两三个鸡蛋，甚至是一个鸡蛋，农民也拿过来卖。其他商店的店主背地里议论说，老王的神经搭错了。有时候父亲出差了，农民们就等他回来。因此，父亲的“生意”总比别的店好。

　　父亲最重要的工作还是收购各村商店送过来的大批量的鸡蛋，鸭蛋也有些，鹅蛋很少。这些村店的营业员划着船，运着一箱又一箱的蛋来到镇上的供销社，卖到父亲的店里。当时装蛋的箱子并不统一，各家有各家的包装，到供销社要腾转过来，卖家和买家就用手把鸡蛋一个一个地从这个蛋箱转移到那个蛋箱。

　　这是枯燥的活，也是技术活。在一般人看来，一船的蛋怎么也得半天才能倒腾完，但父亲他们很熟练，一只手可以抓六个蛋，两只手抓十二个，一会儿就完事儿了，父亲一个上午可以卸三船的蛋。不会数蛋的人很容易把鸡蛋弄破，但鸡蛋在父亲他们手里像玻璃球一样，玩得滴溜溜地转。

　　那时候没有磅秤，他们就数鸡蛋的个数，我小时候总听父亲唱《数蛋歌》。《数蛋歌》是我命名的，有点类似劳动号子。他们一边数蛋，一边唱，歌词极其简单：“一手啊，二手啊，三手啊，四手啊……”一箱唱完，得出“手”数，就能估算出大约多少斤。后来有了磅秤，父亲说，数蛋和磅秤得出的斤两几乎没有出入。

　　父亲的收购站里还有一种纸糊的用来照蛋的设备，我称之为“照蛋器”。时间长了，蛋会变质，父亲他们的术语叫“流黄”或“散黄”。好的鸡蛋的蛋黄是圆圆的，边缘是齐整的。最坏的是蛋黄发黑，那是真正的大坏蛋。散黄的鸡蛋一般也可以吃，就是不能送到食品公司了，因为食品公司的蛋有的要出口，所以父亲他们很认真地检查，不能让中国的坏蛋流传到国外去。

　　父亲其实很少去照蛋，更多的时候凭手感判断蛋的好坏，如果感觉鸡蛋轻了，就去照一照，看看有没有散黄。所以，收购站的那个照蛋器，我用得最多。六七岁的时候，我常常到父亲的收购站里，把鸡蛋对着照蛋器上那个圆圆的孔，光透过白纸照进鸡蛋，蛋黄和蛋清是清晰地分开的，蛋清透明无瑕，乳汁一样弥散着，而蛋黄圆圆的，像一轮金黄色的小太阳。

　　时间长了，我还能分清色蛋（即受精鸡蛋）与普通鸡蛋的区别，色蛋的表壳有一两个白点。色蛋能孵出鸡雏，普通鸡蛋则不能。每年春天，有炕坊来订购色蛋回去孵化小鸡，因此色蛋的价格要高于普通鸡蛋，父亲就有意地将色蛋用单独的蛋箱存放。

　　过了春天，色蛋和其他的蛋就放在一个箱子里了，因为炕坊一到夏天就关门了。也并不是所有的色蛋都能孵化出小生命来，那些蛋叫“哑蛋”。很多哑蛋已经生长出鸡鸭的雏形，让人顿生悲悯。家乡的炕坊总是将这些哑蛋埋到土里，做肥料。而南京人则爱吃这种哑蛋，他们称之为“喜蛋”，用水一煮，然后蘸点盐，吃得津津有味，美其名曰“活珠子”或“旺鸡蛋”。里下河的人对此是非常鄙夷的，说“他们饿疯了”。

　　小时候最难忘的还是父亲数蛋时唱的《数蛋歌》，尤其是他和那个叫金涛的伯伯一起数蛋的时候，两人配合默契，歌声也极其有韵味。金涛从蒋庄自己一个人划船过来，每次带来的蛋数量很大，因为蒋庄是个大庄子，人口多，养家禽的也很多。后来奶奶告诉我，金涛原来是我们家蛋行的大伙计，人很好，会做生意，父亲小时候最喜欢和他玩，尤其喜欢跟他学数蛋，家人不让父亲数蛋，也劝不住。现在两人有机会一起数蛋，那叫一个不亦乐乎，仿佛是上了《星光大道》的歌手。他们的歌唱中，有少年的记忆，也有兄弟般的情义。

　　我是能理解父亲这一乐趣的，我那时候手小，自然抓不住六个鸡蛋，于是和弟弟用玻璃球和小石子当鸡蛋数，一边数，一边唱：“一手啊，二手啊，三手啊，四手啊……”循环往复，乐此不疲。心想，等我长大了就好了，一手也能抓六个鸡蛋。后来弟弟患脑炎去世，我数蛋没有了伙伴，再也没唱过。

　　每个村里来的营业员都会陪同父亲数蛋，但有一个人例外——我爷爷。

　　爷爷排行老五，人称“王五”。做过蛋行、米行、草行老板的他，后来当起普通营业员，好像不太适应。他的工作从镇上到乡里，再到村里，最初还是大庄子，后来到了全镇最小的陈林村。我曾以他为原型创作小说《除夕·初一》，写里下河深处最小的一个村庄营业员的日常生活，在爷爷去世十年后发表在1986年第11期的《安徽文学》。

　　爷爷到父亲这里卖蛋也是划船来的，但他不会划船，也不学，他雇村里的一个小伙子当船工，自己坐在船头看小伙子划船，不时给小伙子递烟。村里的人都愿意为王经理（村里商店就他一人）划船，说“王经理大方”。

　　爷爷来到父亲的蛋品收购站，从不数蛋，只是看着父亲数。父亲自己一个人数，但不唱《数蛋歌》了，爷儿俩一言不发。卸完蛋，对一对蛋的数量，然后开票。父亲留下存根那一页，爷爷拿着支付的那一页，与他人无异。爷爷有时候看到我，咧着嘴，朝我笑，露出被烟熏得黑黄的牙齿，我感到有些害怕，赶紧躲开，他讪讪地有些尴尬。父亲在我后脑勺上拍一下，叱责我不懂事，爷爷赶紧叱父亲一句：“孩儿小，别吓着。”我哇哇哭起来，一路奔回家向妈妈诉苦“爸爸打我”。

　　后来，金涛伯伯被提拔了，调到供销社当领导，因为他出身好，人缘好，工作又有成绩。有一次，他看到爷爷来卖蛋，就主动和父亲把爷爷那船蛋数完，老哥俩数着数着又唱起来了：“一手啊，二手啊，三手啊，四手啊……”

　　爷爷站在一边，抽着烟，只是看着，一声不吭。

　　金涛数完蛋，向爷爷微微鞠了一个躬，离去。

　　1976年，爷爷去世。2015年，父亲去世。金涛什么时候去世的，我不知道，我问母亲，母亲说：“早不在了，他儿子都去世好几年了。”

　　世上再无《数蛋歌》，一手二手三四手……

　　《光明日报》（ 2023年04月07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