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争鸣】

　　作者：宁镇疆（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老孔先后或主次问题由方勇先生揭橥，曹峰先生继之讨论，近来颇为引人关注。诚然，传统“孔先老后”“孔主老辅”格局的形成与汉以后官方“独尊儒术”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很大关系。不过，从先秦学术史的发展线索看，孔先老后其实早肇其端。就老子、孔子其人的时序先后来说，老先而孔后，这个问题争议不大。但他们作品或言论的先后，情况就较为复杂。《论语》作为汇集孔子及弟子言论之作，说他是孔子的作品有点牵强，即以此书为参照，今天即便有郭店楚简本的发现，恐怕仍然有不少人认为它早于《老子》，传统说法恐怕就更是如此了。这其实与诸子学派衍生的历史理路有关。孔子殁后的战国早期，可以说儒家最盛，这时不但以“孔”为主，包括道家在内的其他家甚至都还没有，战国初期魏文侯以孔门弟子子夏为师，可以说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后来兴起的墨家，也是在非儒排孔中开宗立派。也就是说，从诸子学派发展史看，一开始即以“孔”为主或“孔”占主导地位是不争的事实。与此相关，战国早期孔子言论明显也更为“知名”。包括墨子的非儒、排孔，其实也从反面说明孔子及其言论的“知名”度。相对来讲，《老子》就显得寂寂无名（《墨子》根本没提到），这恐怕很大程度上也促成了孔先老后认识的形成。

　　不过，《老子》知不知名是一回事，其书彼时是否存在是另一回事。郭店简问世后，不少学者对《老子》年代学的看法又回归传统观点。像裘锡圭先生就根据郭店楚简推断，《老子》大概战国早期就存在了，而其时距老子其人生活的春秋晚期极近。力倡“新子学”的方勇先生也说据郭店简《老子》看，老子就是《道德经》的作者大体可信。笔者晚近也有多篇文章指出，《老子》一书所涉及的观念、名物、语言与《左传》多能相应，说明它们的时代应该是很接近的，而《左传》一书现在一般认为即成书于战国早期。既然《老子》战国早期即已存在，当孔子言论名满天下之时，为何此书寂寂无名？这其实反映了孔子、老子学说不同的经典化模式。简单来说，《老子》的流行和经典化，主要靠思想本身的魅力和吸引力，而孔子除了思想本身外，还有成体系的孔门师说传授系统，有众多孔门弟子的宣扬，这在孔子思想经典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较之其学说本身可能更为重要。后世封建社会尊儒的官方政策，同样也是“书”外的因素，就所起的效能看，较之弟子群体则又过之。相对来讲，老子就不具有这样的优势：不但老子本人很低调，尤其没有孔子这样传承有绪、广倡其说的弟子群体。这就导致虽然他们的作品（言论结集）大体都是春、战之际，但孔子思想、言论无疑更早流行和“知名”，而《老子》由于缺乏弟子群体的宣扬，仅靠作品本身的魅力，它要流行开来，达到经典的程度，就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知名”要拖后一个时段。但我们不能因其主要由经典化模式所导致的“知名”度晚，就以为其书文本或思想观念也较晚，以今天的古书年代学研究看，显然是不合适的。

　　方勇先生有鉴于《老子》其书和思想的独特价值，认为传统扬孔绌老或孔主老辅的格局有失公允，主张平置“孔老”甚至“老”还要置于“孔”前，作为研究方法，自有其合理性。不过，如上所述，自有诸子学派以来，首先就是以“孔”为主的。而且，仅就先秦时期看，诸子学派之间的主次格局，其实很多时候既反映了学者的自发选择，也是学派间“公平竞争”的结果，因此我们就看到先秦时期这种学派间的实力格局其实并没有完全平等过。前面提到战国初年儒家独大，后墨学在非儒排孔中也开宗立派。但时至战国孟子之世，形势则为之一变，所谓“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必归墨”，曾经独称显学的儒家甚至都有点边缘化了。至战国末期韩非时，“世之显学儒墨也”，儒家则又重振与墨家最称显学。韩非曾解老，说明他自己的思想是有偏好的，在此背景下他仍称儒、墨为“显学”，应该比较客观。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先秦时期学派间这种势力的消长变化，罕有后世独尊儒术式的官方干预，其实主要反映了学派间的自由竞争，也代表了当时知识界的自主选择。由此笔者还想指出，后世封建王朝虽然以官方的力量尊儒，但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典籍却也一直在知识阶层有长久和深远的影响，如玄学兴起、道教创设、理学形成等，这与汉初倡黄老，而儒学犹能在学者间形成很大的势力，道理是一样的。这都反映了老、孔思想本身的独特价值，恐怕也是决定他们各自学派实力版图的“核心竞争力”。

　　关于《老子》思想的独特价值，方勇先生论老孔主次问题时有专门论述，其说略谓：老子所传《道德经》是最早的“私家著述”，而这种思想性的“私家著述”正是子学的核心特质，相比于“述而不作”的孔子，老子更能标志子学的开端。将《老子》一书定性为“思想性”“私家著述”，笔者深以为然。关于《老子》之为“私家著述”，晚近笔者也有专文讨论。不过，类似这种“私家著述”，《老子》可能也不是最早的，古书及晚近新出土文献中多见臧文仲、子产、叔向等早于或与老子时代相若之先贤言论，其背后恐怕也有“书”作为依托。上博简《季康子问于孔子》载臧文仲之言曰，“君子强则撌，威则民不道，严则失众，猛则无亲，好刑则不祥，好杀则作乱”，此与古书中屡称此人之言相应，说明臧文仲其人言论之多，而其说又不乏“离事言理”的道德教训、嘉言规诫，这些正是思想性子书的关键要素，然则其与《老子》何异？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官学”非“子学”，其实这明显泛化了“官学”，也是当前亟待突破的先秦学术史研究窠臼。此说似乎认为官学时代“公事”牢笼一切，没有个人之私德修为和作品，其实大谬。即聘礼这样的“公事”，其中还有“私觌”呢。子产铸刑书，叔向致书以责之，谈的虽是“公事”，但形式却是个人间的书信交往啊。且孔子云：“古之学者为己”，既然是“为己”之学，自我的德、智修为肯定是题中应有之义。还以子产为例，《左传·昭公元年》记叔向就其问晋侯之疾，子产的解释涉及古史、天文、地理、神祇、疠疫等多方面知识，真可谓洋洋洒洒，故晋侯叹其为“博物君子”。但这些知识《左传》说“史莫之知”，叔向也说自己“未之闻”，这正说明此类知识在当时是很“小众”的，绝非官方流行的“公共知识”，故将其都归入“官学”肯定欠妥。在笔者看来，这就是子产提升个人修养的“为己”之学，本质上与上述臧文仲等人的言论并无二致。因此所谓道德教训、嘉言规诫之存在就势属必然，故思想性“私家著述”之早出乃自然之理。《国语·周语下》又云：“观之《诗》《书》，与民之宪言……”，所谓“民之宪言”，与前述臧文仲等人私人性质的言论近似，且就典范性（道德信条或伦理规约）来说，这里明显将其与《诗》《书》等“官书”等量齐观。《周语下》将“民之宪言”与《诗》《书》并列，其实已经暗示在官学之外同样存在大量个人性的言论或著述。这里我们可以取一个略晚一点的参照，《墨子·天志上》云：“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尽计……”墨子生当战国初年，其时“士君子之书”的数量就如此之多，它们是井喷般突然冒出来的吗？须知，其时离孔子的时代极近，旧说以孔子倡私学，难道孔子振臂一呼天下就顷刻间成燎原之势？这显然不近情理。事实只能是，孔子同时甚至从更早的时候起，这些“私人著述”就存在了。当然，这些个人性言论此前多被视为“官学”的一部分，说明与泛化官学相应，“官书”也存在泛化的现象。比如《左传》引仲虺、史佚等人的言论就常以人称，如“仲虺之志”“史佚之志”云云，而《逸周书》这样的书又称为“周志”，当学者把所谓“志书”体都视为“官书”时，仲虺、史佚的言论也就官学化了。其实我们看《左传》所引仲虺、史佚的言论思想性都很强，也是“离事而言理”，本质上与《老子》也是一样的。且即以《老子》而论，其书从古书体例的角度说较之《论语》可能更接近“私家著述”，因为它有明显的“整体感”，不像《论语》那样系弟子缀拾先师言论而成。顺便说一下，学者论“私家著述”体例，往往专挑《老子》的毛病，却习惯性忽视《孙子兵法》一书，恐怕主要由于《左传》不载此书，故很多学者指其晚出。晚近何炳棣先生则详论该书的“春秋属性”，并指其为“最古的私家著述”（“最古”应加限定词“现存”），这与清人孙星衍、近人余嘉锡的看法大体一致，可以说较有理据。且《孙子兵法》的基本结构单位是“篇”，《老子》则是更小的“章”，此类“著述”能够早出，本来就不是什么值得惊奇的事。

　　由上述所论看，官学时代就有个人性作品即“私家著述”是不争的事实。此前有学者倾向于把臧文仲、子产等人的言论称为“前诸子”，这个提法应该说注意到他们与后来子书在思想性特质上的一致，但窃以为“前诸子”的提法也有不好的地方，那就是认为臧文仲、子产等还不是“子”，其实是未认清他们言论的个人性质。方勇先生有鉴于老子在诸子学发展史中的独特位置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主张纠正孔老关系的倒置。窃以为要真正认识《老子》的价值，不能局限于在老孔间作简单的主次颠倒。就“私家著述”来说，尤其不能局限于《老子》一书，应该再往前追溯，特别是改变过去官学之下没有个人性作品的认识误区，发掘“官书”中被长期遮蔽的个人性作品。方勇先生说老子与孔子的抱负都在于“周文重建”，其实毋宁说他们都是周文化的衍生：不只以“从周”为职志的孔子是这样，老子之主张退守、卑下，其实亦可视为周礼谦恭、不辞贱原则的极端表达。这也是笔者对当今诸子学研究出“新”的理解：不惟“视野”要打开，“话题”也要更新，循循于旧有的先秦学术史研究轨辙恐怕是没有前途的。

　　《光明日报》（ 2023年06月10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