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阳关

演讲人：荣新江 演讲地点：敦煌市阳关博物馆网络讲座 演讲时间：2023年6月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是我国历史上的著名关隘，同时也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标。本次讲座，我们主要讲述从汉至五代这段时间里的阳关和丝绸之路相关内容。

　　荣新江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主要致力于中外关系史、丝绸之路、隋唐史、西域中亚史、敦煌吐鲁番学等方面研究，在国际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力。

　　两汉时期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确定历史上阳关的确切位置，仍以敦煌阳关烽燧为主要标志。40年前的1983年，我跟随硕士研究生导师张广达先生在丝绸之路考察，于当年8月到达敦煌，就来到了如今的阳关烽燧。当年张广达先生教授我们西域史课程，讲到《汉书·西域传》开篇即“列四郡，据两关”，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

　　“列四郡”即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两关”即玉门关和阳关。这一节引文说的是汉朝击败匈奴、控制河西走廊的历史。河西四郡并非一次性设立，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西汉王朝控制河西走廊后，先设武威、酒泉二郡，敦煌当时归酒泉郡管辖，此后历经十年经营，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又分武威、酒泉两郡之地，增设张掖、敦煌二郡。因此关于敦煌、玉门关及阳关的相关记载都被归于酒泉名下，不过由于酒泉相对靠东，距离敦煌较远，导致历代关于玉门关和阳关的迁徙存在多种说法。这里我们不做延伸讨论。

　　在河西四郡建立的同时，汉朝又将秦始皇建造的长城向西延伸。按照对《汉书·西域传》文脉的理解，在设立酒泉郡之前，汉朝已经修筑了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北）以西的一段长城；酒泉郡设立后，徙民实之，加强了酒泉郡范围的长城要塞，推测应包括了当时归酒泉管辖的敦煌地区。至敦煌郡设立之后，根据“列四郡，据两关”的并列关系，则可理解为玉门关和阳关可能与敦煌郡同时设立。到了贰师将军李广利二次征伐大宛之后的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汉朝长城继续从玉门关向西修建，而亭障一直修到盐泽（蒲昌海，今罗布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河西四郡地处长城南侧，我们认为长城具有东西交通的意义，就是指长城守护河西四郡，当时北方游牧民族南下，长城起到了阻挡游牧骑兵的作用。自敦煌以西，古代丝绸之路基本是傍长城南侧而行。在汉代，有一段长城连接了玉门关和阳关，而长城北面是疏勒河，相当于形成了一条护城河和一段长城的防御体系，保护着长城内侧的中原王朝辖地。而玉门关和阳关之间的大路，就是当时进入中原的必经之路，绕行其他地方都会被山脉河流或者长城挡住。因此我认为，判断玉门关、阳关的具体方位，不仅需要从历史文献出发，也需要从汉代河西完整的长城防御体系的角度来考虑。

　　今天我们看到的玉门关，是后来移至东边的。而汉代的玉门关，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唐朝《沙州都督府图经》中记载非常清楚，是在敦煌以西的。在汉代，阳关是跟玉门关同样重要的一个关隘，都是由玉门都尉驻守。不过到目前为止，阳关关城遗迹还未发现。从目前出土的汉简来看，与阳关联系的汉简数量不及玉门关之丰富，但是亦有相当记录，因此可以判定阳关道在汉代敦煌立郡以后一直是重要关口，是丝绸之路的干道出口之一。

　　《汉书·西域传》提到：

　　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

　　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这一节引文开篇先讲西域形势，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里，南北千里，这说的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的绿洲王国情况。然后提到东边玉门关阳关，西面是葱岭，中间有蒲昌海（盐泽，即咸水湖罗布泊）。文中提到“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对于这个记载，有观点认为意指“千三百余里”，也有观点认为是五百余里。从地图距离来看，原文一定存在错漏，从逻辑上推测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原文中漏掉了一个“千”字，因为其他大部分史籍记载的这段距离都是“千三百余里”，比如《水经注》中有一条与之类似的记录即写作“千三百余里”。由这段引文可知，汉代西域诸国进入中原是要经过玉门关和阳关的。反之若从中原赴西域，经玉门关和阳关存在两道，一道是鄯善傍南山北，鄯善即楼兰，汉昭帝时期傅介子擒杀楼兰王，此后南迁至今天若羌一带。从地理上考察，走若羌这条路，当以从阳关出发为最近。走南道，过葱岭帕米尔高原，到达月氏安息，也就是贵霜和帕提亚。而北道则是从车师（今天的吐鲁番）前王廷出，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然后越葱岭进入费尔干纳盆地，抵达索格狄亚那及高加索。这就是汉代人地理观念中固定的西域道路——北面的即为西域北道，南面的就是西域南道。在汉代人的观念中，这两条道对应着这两座关，西域北道与玉门关紧密联系，西域南道和阳关息息相关。

　　我们细读《汉书·西域传》，是可以读出很多名堂的。比如：

　　出阳关，自近者始，曰婼羌。……去阳关千八百里，去长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当孔道。……西与且末接。……西北至鄯善，乃当道云。

　　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扜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西北去都护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国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车师千八百九十里。……鄯善当汉道冲，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

　　乌弋山离国，王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十日行，东与罽宾、北与扑挑、西与犂靬、条支接。行可百余日，乃至条支。……自条支乘水西行，可百余日，近日所入云。……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

　　当时的婼羌是一个“辟在西南，不当孔道”的羌人小国，活动于山中，所以要西北通到鄯善也就是今天若羌这一带，才是“当道”。关于“去阳关千八百里”，从阳关出来的第一站就是婼羌，然后当道的楼兰，有比较大的城市，即罗布泊西北的扜泥城。后来楼兰改称鄯善之后，南迁到今天的若羌。鄯善是汉代通西域的大道要冲。

　　接下来我选取了一段乌弋山离国的内容，它记载了此地东接罽宾（克什米尔），西接犂靬条支（安纳托利亚罗马帝国）。重点是我要引出后边这句话：“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我们知道，汉代从阳关出南道为正道，但也可以从玉门关出后往南行进入南道，到达乌弋山离。

　　我们如果通读《汉书·西域传》，就会发现记载中提到的所有南道，基本都会记载它距阳关的距离，这种情况不仅体现在且末、于阗等南道之上的主要国家，也体现在南道的一些延伸线上的国家。比如大月氏原有五翖侯，每个翖侯都记载了距离阳关的道路里程。而更往北的康居，其下有五小王，每个小王也记载了距离阳关的里程。由此可见，阳关在汉代要比此后诸朝代重要得多。

　　我们对照悬泉汉简可知，月氏的翖侯或康居的小王，他们是可以单独遣使中原汉王朝的，所以文献中有他们单独的里程记载，包括距长安的里程、距阳关的里程、距都护的里程等。但是走北道的西域国家，包括龟兹、焉耆、车师等国，这些小国都是入玉门关至长安的，可文献中并没有关于他们距玉门关的里程记录，却有他们距长安的里程记录。所以我认为，汉代的文书档案更多以阳关为西域国家进入中原的一个里程计算点。

　　这些里程记录对于当时人来说有重要的价值。当时一个西域使臣进入阳关或者玉门关，他是需要记录里程的，这个里程记录能够帮助他知道什么时间进入中原王朝关口。使臣还需要自己所在的国家到汉朝都城长安的里程记录，这是因为他携带的某些贡品的保存时间是有限的，所以他需要计算朝贡路程所需时间，以确保贡品不受损坏。而当使臣进入玉门关或阳关之后，汉朝也有相应的接待举措，安排这些举措也需要知道使者的行程，这仍要结合里程计算出来。此外，还有至都护的里程记录，这个记录对于当时也是必要的，它代表着西域地方有事时汉朝出兵需要几天时间可以赶到。

　　通过考察距离阳关、长安、西域都护的三类里程记录，可以看出阳关在当时汉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意义。

　　以上是《汉书》及包括悬泉汉简在内的文献记录的概述。到了《后汉书·西域传》，情况又有所变化：

　　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门户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

　　自鄯善踰葱领出西诸国，有两道。傍南山北，陂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踰葱领，则出大月氏、安息之国也。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踰葱领，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这段引文的开头抄自《汉书·西域传》，但是却说“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涉鄯善”说的是走西域南道，但是却走到伊吾（今哈密一带）去了。这段明显是错简，《后汉书》编者生活于南朝刘宋时期，对汉代西域地理不太熟悉。此后他又结合《汉书·西域传》讲西域南北两道。从《后汉书》借鉴《汉书·西域传》的文脉来理解，很可能这一段引文的第一句应该是“涉鄯善”，然后再接“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这样读起来内容就没有矛盾。这个错简的出现，可能是编者所写东汉情况，也可能是后世文书抄写时后句窜为前句。这个观点并非我的发现，余太山先生对此有比较详尽的说明，我们这里借用过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

　　到了三国时代，曹魏鱼豢撰《魏略·西戎传》总序：

　　从燉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婼羌转西，越葱领，经县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领，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凡西域所出，有前史已具详，今故略说。

　　在这节引文提到的西域三道都是出玉门关而非阳关。由此推测，三国时期阳关已经衰落。从古籍正史的西域传脉络中，我们能够悟出这样一点味道。不过要进一步证实这个推断，还需要结合其他记载。

　　比如，今本《魏书·西域传》记载：

　　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后更为四：出自玉门，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为一道；自玉门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车师为一道……

　　这段记载中“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为一道”本是汉代出阳关的南道，但是在《魏书》中已经改成了出玉门。

　　一直到《隋书·裴矩传》，保存的裴矩《西域图记序》中说：

　　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鏺汗，苏对萨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盘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这里的西海三道只是笼统说从敦煌出发，并未具体说究竟出玉门关还是出阳关。

　　从以上魏晋南北朝至隋的正史西域传所反映的情况来看，这一时期玉门关更为重要，阳关地位则有所下降。我们除了考察西域传记载体系的延续性之外，也需要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进行考察。

　　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可能是这一时期玉门关作为交通关口的重要性突出，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政局变化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王朝长期对立。西晋中叶，源于东北地区慕容鲜卑的吐谷浑部西迁阴山，再迁青海，于东晋初年建国。吐谷浑王国最盛时，占据今天青海大部，势力一直深入塔里木盆地南沿的鄯善（若羌）地区。由于吐谷浑长期占据西域南道所经的鄯善地区，所以北魏使臣无法走南道赴西域，只能出玉门关走北道西行。从当时南北交通情况来看，东晋及宋、齐、梁、陈四朝等南朝与西域的沟通，由于与其敌对的北魏控制了河西走廊，因此南朝派人赴西域时必须绕开河西走廊。其路线是，沿长江逆流至益州（今成都），再北上龙涸（今松潘），折向西北，经青海湖西南的吐谷浑国都伏俟城，再西经柴达木盆地，西行越过阿尔金山口，进入西域鄯善地区，与丝路南道汇合。这条路线被称为“吐谷浑道”或“河南道”（今天亦称为“青海道”）。吐鲁番出土《高昌国送使文书》记载的“吴客”赴西域即经此道。由于这条吐谷浑道不经敦煌、绕过阳关，导致阳关很难见诸这一时期文献。

　　但是，这一时期阳关并未退出历史舞台。东晋十六国时期，敦煌太守李暠（字玄盛）自称凉公，建都敦煌，创建西凉政权。《晋书·凉武昭王玄盛传》称：

　　玄盛乃赦其境内，建年为庚子。……又遣宋繇东伐凉兴，并击玉门已西诸城，皆下之，遂屯玉门、阳关，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

　　在十六国时期的一个时间节点上，阳关再度出现。从曹魏到北魏，文献记载中阳关都不得见，但是具体到当时敦煌附近的一些小国，阳关的重要性依然。此处出现的阳关就是汉代阳关，这一带有很多泉水，恰好能够支撑西凉的“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

　　这条记录是公元400年的，两年后还有一条相关记录，《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九二《西凉录》中记载：

　　李暠二年，初，吕光之称王也，遣使市六玺于于阗，至是，六月，玉至敦煌，纳之郡府。

　　这条记录说的是前秦大将后凉开国君主吕光在称王的时候需要玉玺，于是派人去于阗国购买玉玺材料，结果这批玉送回的时候适逢西凉建立，这些玉被劫在西凉郡府。由此可以看出，出阳关通于阗国的这条道路，从后凉吕光一直到西凉李氏这段时期依然是通畅的。

　　从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粟特文书来看，这一时期粟特商人活跃在丝绸之路南道上。虽然从地理上来说北道距离粟特本土更近一些，但是粟特商人似乎更青睐南道，这是值得注意的。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跟粟特商人经营的商品的产地有关，也可能与商队躲避北方柔然等强敌的劫掠有关。而且这一时期北道上发生的战事也更多，诸如北魏攻灭北凉之战，北魏军一路追击北凉后裔直至高昌。北魏大将万度归攻鄯善及焉耆、龟兹等。而这一时期的南道相对而言稍显平静，虽然南道也曾受北魏、北凉、吐谷浑等交战的不利影响，不过这些战争持续时间较短。

　　这一时期另外一个关于丝绸之路的视角是僧侣。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很多僧人西行求法。比如公元399年僧人法显等人从长安出发，经张掖至敦煌，然后在敦煌太守李暠帮助下渡流沙到达鄯善。但是法显等人是否出阳关经南道，还不能确定。不过，法显等人的路线，我们似可以从法显之后数年间智猛的西行路线加以推测。

　　《出三藏记集》卷一五《智猛法师传》记载：

　　遂以伪秦弘始六年（公元404年）戊辰之岁，招结同志沙门十有五人，发迹长安，度河顺谷三十六渡。至凉州城。既而西出阳关，入流沙，二千余里地无水草。路绝行人。冬则严厉，夏则瘴热。人死聚骨，以标行路。骆驼负粮，理极辛阻。遂历鄯鄯、龟兹、于阗诸国，备观风俗。从于阗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葱岭，而同侣九人退还。猛遂进行千七百余里，至波沦国。

　　这条记录记载的正是智猛走阳关南道。而从此后智猛途经鄯善、龟兹、于阗等地的路线来看，我认为智猛当年走的应该就是法显之前走过的路线。这段记录我们也能在《高僧传》卷三《智猛传》中找到印证：

　　发迹长安。渡河跨谷三十六所。至凉州城。出自阳关，西入流沙。凌危履险，有过前传。遂历鄯鄯、龟兹、于阗诸国，备瞩风化。

　　这则材料也提到了智猛出阳关。这些材料说明，在公元404年，阳关仍然是出西域的一个关口，并未完全废弃，它仍旧在丝绸之路上发挥着交通作用。

　　唐及五代时期

　　到了唐代，《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了唐高宗上元年间的阳关：

　　阳关，东西廿步，南北廿七步。右在县西十里，今见毁坏，基址见存。西通石城于阗等南路，以在玉门关南，号曰阳关。

　　《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五石城镇下有“六所道路”条，其中也记载了古阳关到沙州的道路和里程。

　　也就是说，自魏晋南北朝至唐代《沙州都督府图经》成书之际，阳关虽然在文献资料中殊少出现，阳关也已毁坏，但是其基址及其所在的丝路南道，是一直存在的。

　　到了中唐，唐德宗贞元年间宰相贾耽所撰《皇华四达记》载：

　　又一路自沙州寿昌县西十里至阳关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千里。自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汉伊修城也。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镇，汉楼兰国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艳典为镇使以通西域者。又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谓之弩支城，艳典所筑。又西经特勒井，渡且末河，五百里至播仙镇，故且末城也，高宗上元中更名。又西经悉利支井、祆井、勿遮水，五百里至于阗东兰城守捉。又西经移杜堡、彭怀堡、坎城守捉，三百里至于阗。

　　从贾耽记载的道路地名来看，他撰文所用材料，应该是唐开元天宝以前的，因为在他所在贞元年间吐蕃已经占领了河西走廊。而贾耽保留的材料中依旧出现了阳关。由此推测，阳关在唐代虽然仅存基址，但是到开元天宝之前依旧是存在的，而且唐人对阳关是比较熟悉的。

　　进入中晚唐时期，由于吐蕃控制河西走廊，以及张氏归义军的活动，敦煌以西的情况记录不多。直至五代时期，当时的沙州归义军和于阗关系非常密切，出土的文献中有大量敦煌与于阗之间交往的记录，双方的频繁交往让阳关所在的丝绸之路南道再度繁盛起来。

　　公元901年，于阗使者首次到达敦煌，归义军文人有《谒金门·开于阗》的曲子词来歌颂此事。公元914年，曹议金开启曹氏归义军时代，他在公元925年至928年前后东征甘州回鹘，打通了经过河西走廊前往中原王朝的“河西老道”。也正因为河西走廊交通的恢复，公元938年于阗国王李圣天所遣使者得以经此到达中原的后晋王朝。是年十二月，后晋朝廷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执行这一册封的后晋使臣前往于阗，其中一位使臣高居诲撰《使于阗国行程记》，其中部分记录其行程的内容得以存世：

　　自灵州过黄河，……至凉州，自凉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鹘牙也。……自甘州西，始涉碛，碛无水，载水以行。……西北五百里至肃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门关，又西百里出玉门关，经吐蕃界。……西至瓜州、沙州，二州俱中国人，闻晋使者来，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问使者天子起居。其西，渡都乡河曰阳关。匡邺等西行入仲云界，至大屯城。又西，至绀州。……又行二日，至安军州，遂至于阗。

　　考察高居诲所记录的出使行程，他当时所走的依然是阳关南道。通过目前出土的文献资料来判断，从五代一直延续到宋朝初年，阳关南道仍旧是畅通的。

　　综上所述，阳关及通过阳关的丝绸之路，并非如一般概念中的汉代之后即遭废弃。从两汉以降，历经魏晋隋唐，一直到五代宋初，这条经过阳关的丝绸之路，仍旧是一条阳关大道。

　　《光明日报》（2023年09月16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