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夏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在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坚持正确史观，运用科学研究方法，融通考古材料和传世文献，正确阐释夏代历史和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代考古工作者的重大学术使命。

　　禹是夏王朝的建立者，也是中国上古时代著名的圣王。在先秦文献中，有关禹的记载颇为丰富，尤以《诗经》最为突出，所以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强调，“《诗》言禹者尤不可胜数，固不待藉他证据”。

　　西汉时期，司马迁依据《尚书》《世本》等先秦文献，结合“上会稽，探禹穴”的所见所闻，完成了《史记·夏本纪》，堪称第一部夏代断代史。《夏本纪》通篇不过4000字左右，而其中四分之三的篇幅和禹相关。

　　20世纪20年代疑古风潮兴起，尧舜禹首当其冲。疑古过勇的现象引起了王国维的警觉，他特举春秋时期秦公簋“鼏宅禹迹”和叔夷钟“处禹之堵”的铭文加以驳正，断言“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王国维的卓识得到近年新材料的强力佐证，在湖北随州春秋曾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上，“处禹之堵”一语赫然再现，可知周代列国，无论地处东西南北，都把自己的版图视为“禹域”的一部分。

　　真正从考古学上探索夏文化始于徐旭生先生1959年的“夏墟”调查。这次调查考察了包括二里头在内的多处重要遗址，受限于当时认识，徐旭生认为二里头遗址“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

　　对夏文化探索作出决定性贡献的是北京大学邹衡教授。20世纪70年代，通过对郑州二里岗商文化遗存、殷墟晚商文化遗存以及豫北冀南地区先商文化的系统研究，邹衡构建了完整的商文化年代序列，这在考古学上尚属首次。在识别了商文化，特别是早商文化和先商文化的基础上，邹衡着重比较了二里头文化与先商文化、二里岗文化的异同，发现了二里头文化与商文化之间的显著差异；同时，邹衡还对二里头文化与“夏墟”周边地区诸考古学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最终得出了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是夏文化的重要结论，从而第一次在考古学意义上完成了对夏文化的系统论证。

　　豫西地区是夏文化的核心分布区，20世纪70年代，安金槐先生就在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了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址，结合城址附近的战国阳城遗址，提出王城岗遗址是禹都阳城的重要论点。近年来，考古学者又在王城岗遗址找到了规模更大的、相当于夏代早期的城址，为探索早期夏文化提供了关键证据。目前，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共同组成完整的夏文化已经是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随着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观点的提出，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二里头遗址是夏代都邑。除了地理位置和延续时间与夏代都邑契合之外，二里头遗址的丰富内涵也彰显了王都气派。

　　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是黄河流域同时期已知规模最大的遗址之一。发掘显示，二里头遗址经过周密的规划，结构复杂、布局有序，在宫城范围内，目前已经发现数十座宫殿基址。

　　二里头遗址出土了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种类最齐全的青铜容器，还出土了系列玉礼器。除此之外，在这里还发掘出绿松石龙、嵌绿松石铜牌饰等具有特殊功能的器物以及白陶器、漆器等贵重物品，这些都表明二里头遗址具有丰富的物质生活和复杂的礼仪活动，呈现出一派王都气象。

　　西周初年，周人营建成周洛邑，记载这一大事件的何尊铭文自豪地宣称从此“宅兹中国”。僻居西土的周人之所以有此自信，是因为洛阳一带本是“有夏之居”，是夏都之所在。夏曾是天下共主，是万邦拥戴的“中国”，周人奄有夏墟，定鼎洛邑，当然就是得“天下之中”而居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新时代的考古工作者要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勇于“探索未知、揭示本源”，以扎实的学术成果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不断引向深入，为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贡献学科力量。

　　（光明网记者 徐倩阳整理）

　　《光明日报》（2023年09月29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