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遗痕】

　　作者：叶周 

　　马湘与马坤是孙中山先生的两名贴身护卫，一中一洋。说来凑巧，他们都是温哥华洪门致公堂的成员，孙中山先生频繁前往海外向华侨宣传共和大业时，他们受到感动，于是投身到他的麾下，誓以己之身保护先生。

　　如今执笔写他们俩，是因为在洛杉矶的一次文学活动中见到了来自加拿大的华裔媒体人董守良，我获赠了一本他和谭元亨撰写的《双枪将军马坤》（西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以生动的文笔、细致的描绘，展示了一个极具个性的人物。董守良居住在加拿大埃德蒙顿，他在工作采访中意外得知马坤的故事，于是前往海峡两岸的多家史料馆展开史料搜集，并采访了陈立夫等人，成就了这本著作。整本书吸引我一气读完，我既了解了历史浪涛中一位外国友人的浮沉，也了解了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艰难曲折。马坤原名莫里斯·科恩，是一位加拿大的犹太人，他具有献身精神，个性复杂，为了求生曾游走于各国各种势力之间，最终被孙中山和宋庆龄的人格感召，投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

　　科恩初次见到孙中山是1911年4月。孙先生展开海外演讲，经过纽约、旧金山、温哥华后前往卡尔加里，科恩经介绍去担任保镖。而那时马湘已经守护在孙先生身边。科恩跟随孙先生两个多月，陪同孙先生抵达芝加哥后便离开，返回加拿大。离开前他接受了孙先生的嘱托，之后穿梭于世界各地，肩负着对外联络和购买军火的大任。他从此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结缘。

　　科恩真正开始担任孙先生的随扈是1918年11月一战结束后。他来到上海莫利爱路29号孙中山的居所，直率地表示自己想做孙先生的保镖，永远追随孙先生。读到这里，我想起自己写过的同为孙先生护卫的马湘。他也是主动请缨，想成为孙中山的护卫。马湘和科恩一样，都有为理想赴汤蹈火的坚定信念。在上海，孙中山任命科恩为副官，并给他取了个中文名字“马坤”。在一次战斗中马坤被子弹擦伤，此后他开始携带第二把枪。西方侨民对孙中山的持枪保护者很感兴趣，称他为“双枪科恩”。

　　书中有几张照片吸引了我的注意。1924年7月23日，孙中山在广州参加苏联军事顾问巴甫洛夫将军的葬礼，身穿白色西装的马坤紧跟其后。还有一张照片，孙中山在黄埔军校致辞，先生站在台上，身着白色西装的马坤与中国护卫目光炯炯，紧盯台下。马坤作为一个洋侍从官，不仅仅担任保镖，还需要和商界、军火业打交道，扮演了许多不为人知的角色。孙先生过世后，马坤又担任孙夫人宋庆龄的护卫。书中有一张摄于1938年抗战期间的照片，宋庆龄在广州慰问中国军队的伤员，马坤就站在她身后。

　　在读董先生的著作之前，我不了解这位马坤，却熟知孙中山先生身边的两位华裔保镖，他们是马湘和黄惠龙。我之前写过关于马湘的文章，因为我姨婆认识马湘，和他的小儿子一直保持着联系。记忆中，从照片上认识的马湘叔叔长方脸，黑发微卷。姨婆曾将他的一张镶了花边的照片压在床头柜的玻璃下。姨婆常说，马叔叔是她的干儿子。

　　以前听姨婆说起姨公伍于簪的故事。姨公在世时一直以香港米业老板的身份支持孙先生的共和事业，也许因为这种关系，姨婆和马湘有了联系。马湘也是一个传奇人物，有百步穿杨的枪法和高强的武艺。他早年就来到孙中山先生身边，跟随他十几年，直至孙中山逝世。而孙中山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马湘的父亲也是孙先生的朋友，曾经出资支持孙先生。

　　马湘早年旅居加拿大，1909年加入同盟会，1915年响应孙中山号召，回国参加山东讨袁运动，先后担任孙中山的卫士、卫士队长、少将副官等职。

　　有一张孙中山先生和夫人宋庆龄等人的合影，个子略矮于孙先生的马湘站在后排，头戴礼帽，面色黝黑，身材极壮实，如一尊铁柱。当时孙中山先生的两位华裔贴身卫士黄惠龙与马湘，并称“左龙右马”。1914年和1924年，袁世凯及其残余势力两次组织暗杀孙中山，都靠马湘和黄惠龙率卫队严加保卫，使得刺杀未遂。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乱，炮轰总统府。马湘和黄惠龙掩护孙中山撤离总统府后，与孙夫人继续坚守越秀楼，做处理文件等善后工作。马湘身先士卒，英勇反击，叛军的指挥气急败坏地叫嚣要以一千大洋买他的头颅。由于敌众我寡，叛军最终攻进总统府，放火焚烧越秀楼，马湘这才和黄惠龙一起，保护孙夫人撤退。

　　马坤在加拿大埃德蒙顿协助训练华侨讨袁敢死队时，与马湘和黄惠龙有过密切的接触。孙先生病逝后，马坤一直留在中国。1941年12月日本人袭击香港时，他正在香港。他把宋庆龄和宋霭龄送上最后一架撤离的飞机后，选择留下来继续战斗。香港沦陷后，他被日本人拘禁，关押在赤柱拘留营，遭受了严刑拷打，最终以北美人士的身份在1943年底的战俘交换中获释回到纽约。

　　1966年11月，人民大会堂举行孙中山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马湘、马坤作为孙中山生前的副官、卫士也受邀参加了大会，受到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70年马坤病逝，宋庆龄闻讯，悲痛地为其墓碑题字：“马坤先生之墓——宋庆龄”。

　　这次看到董先生三百多页的著作，我感受到他在其中所倾注的心血。非虚构文学的写作，强调的是对史料的充分掌握，并且在这一前提下，将历史片段组合成一幅完整的画卷。他把沉于海底的贝壳捞出来，使读者认识了一位在中华民族危难之时为我们的革命事业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通过写作，让更多人了解中国人民追求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的那段历史，也是我的使命。所以，我与董先生的相识是一种缘分。

　　《光明日报》（2023年11月03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