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学术笔谈】 

　　作者：毛宣国（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编者按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深入挖掘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对于我们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尤为必要。为此，本刊特约请三位学者围绕中国传统意象美学理论研究的相关问题展开深入论述，以期引发学界的更多关注与思考。

　　意象美学是中国当代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其理论价值和研究成果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关注。相比中国当代诸多美学派别，意象美学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不像其他理论派别那样倚重西方美学的理论资源，而是将重点放在中国传统美学与艺术实践方面，重视中国传统意象美学理论的研究。这在20世纪80至90年代的一些美学著作如汪裕雄的《意象探源》、陈良运的《中国诗学体系论》、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等中就得到了体现。进入到21世纪以来，张世英、叶朗、杨春时、张祥龙、胡雪冈、陈伯海、陈望衡、朱良志、朱志荣、彭锋等学者都十分重视中国传统意象美学理论资源的发掘和研究。中国传统意象美学的重要性也被一些海外汉学家和西方学者充分意识到。比如，德国汉学家卜松山的《象外之象——中国美学史概况》将审美意象作为中国美学史的基本线索，从“情景交融”“意在言外”“无法之法”“天人合一”“自然创造”等问题出发凸显了中国传统意象美学不同于西方美学的独特魅力。

　　一

　　首先，中国当代美学家之所以重视传统意象美学理论研究，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深入研究和梳理意象理论的思想资源，对于把握中国古代美学的文化基因和美学思维特点有着重要意义。中国文化是尚象重象的文化，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包含着丰富的“象”的文化基因，这从远古时期的神话和器具意识的起源、以“象形”为基础的汉字构造、《易经》的卦象符号创造中就充分体现出来。先秦哲学家和思想家正是在此基础上对“象”进行哲学阐释和理论超越，提出一系列重要命题与观点，如老子将“道”“气”“象”联结起来的哲学观念，庄子的“象罔”命题和关于“言意关系”的理解，《周易》的“立象以尽意”“观物取象”哲学命题，先秦儒家以“象”比德和《诗》之“比兴”的观念等，对于中国古代意象理论和思维方式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并成为中国美学理论体系建构的活水源头。

　　其次，它可以使人们意识到中国古代艺术创造对于美学理论建构的重要性，将中国美学理论观念的研究与中国古代艺术审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宗白华提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不仅要注意理论形态的著作，而且尤其要重视几千年的艺术创造。中国美学和艺术史有一重要特点，那就是它所面对的审美形态和艺术形态十分丰富，不仅有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诗、书、画、音乐、舞蹈、戏剧，而且建筑、雕塑、陶瓷、玉器、青铜器等艺术审美形态发展得也很充分，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重视审美意象的创造，中国古代美学家和艺术家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如诗论中的“比兴”“情景交融”“境生于象外”，书论中的“澄怀味象”“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画论中的“传神写照”“气韵生动”，乐论中的“人心之感于物”“和声无象”，园林艺术的“虽由人作，宛在天开”“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等。不少理论家也是围绕着艺术的审美意象创造来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代表性人物如刘勰、司空图、王昌龄、张怀瓘、孔颖达、苏轼、朱熹、严羽、王廷相、王夫之、叶燮、刘熙载等，这对于把握和认识中国美学史本来面貌和特色有着重要意义。

　　最后，以“意象”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美学理论研究，还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把握中国美学史面貌提供方法论的启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是从形而上的哲学美学方法入手还是从具体的艺术审美实践出发，学术界是存有不同看法的。对于以“意象”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美学理论来说，这两种方法是可以统一的。意象美学诞生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同一的哲学背景下，意象审美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形而上的审美意识与追求，同时它也是中国古代艺术实践的产物。中国美学家提出的一系列有价值的理论观点与命题，是可以通过中国古代艺术家的审美意象创造来印证的。比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将“意象”作为中国美学和文艺审美的核心范畴，并提出“神与物游”“感物吟志”“情以物兴”“物以情观”“拟容取心”诸多命题，不仅很好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观和心物观，而且也在中国古代诗歌审美实践中得到充分印证。中国传统美学理论以意象为中心来展开，还突出了范畴命题对于中国美学理论形态和体系建构的意义。意象作为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体现了中国美学运思的基本特点，也体现了中国古人最基本的人生经验和审美经验，所以它具有很强的统摄力，其所包含的“意象”“意境”“气象”“兴象”“形神”“情景”“神韵”“兴趣”“境界”“虚实”“隐秀”“感兴”“神思”“妙悟”“平淡”“飘逸”“沉郁”“空灵”等概念范畴组成了一个强大系统。通过对“意象”概念系统以及相关范畴命题的分析，不仅能凸显出意象在中国美学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也有助于人们把握中国古人特有的审美趣味、价值观念和运思方式。

　　二

　　也正因此，中国传统意象美学理论的研究不仅属于传统，而且也属于现代。中国学术界有一种声音认为，意象美学研究的特点是立足于中国本土，在发掘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价值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而在充分吸收西方现代美学成果，反映当代美学和艺术实践方面，则存在着一定缺陷。这种观点以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的方式看待意象美学的研究，它没有意识到，传统不仅是和某个过去时代相关联和产生共鸣的东西，而且还是一种栖息在人们深处的精神，它不是经历了某历史阶段就可以消失的东西，而是可以走向现代，在现代世界获得认同与发展的东西。中国传统意象美学理论研究正具有这样的意味和价值。

　　叶朗曾反复强调，“美在意象”并非自己首先提出，而是从朱光潜、宗白华开始的许多北大学者在美学理论的核心区域逐步形成的一种共识。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共识，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反映了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一种趋势，那就是人们在学习和接受西方美学思想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仅仅用西方美学阐释中国美学的方法论之弊，从而转向重视中国传统美学自身，并以此为基础，寻求中西美学的对话与沟通，以建立具有现代意义的美学思想体系。这一点，早在王国维的以意象为基础的“境界（意境）”说中就显露出来了。尔后的朱光潜、宗白华等人以“意象”为中心谈美和美感的创造、谈诗境和中国艺术境界的创造，都体现出这一特点。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意象美学研究的这一意识更加自觉，它不再只是将“意象”作为阐释中国美学和艺术经验的核心范畴，而且试图融合现代西方美学特别是现象学美学的理论资源与中国传统意象美学理论相互比较、阐释与论证，以建立具有现代意义的美学理论体系，如叶朗借鉴西方现象学意向理论来阐释中国传统的意象理论，张世英以海德格尔所代表的“显隐说”来展示传统“意象说”的当代意义，杨春时以“意象”为中心的中华审美现象学的理论构想，彭锋将中国传统“意象”理论与西方的“显现”“气氛”美学联系起来的理论尝试等，都体现了这一努力。

　　三

　　中国传统意象美学理论既不是从客体也不是从主体方面看待审美意象的创造，而是将其看成是情与景、物与我、主体与客体、人与天地万物的统一，看成是审美主体即景会心、以形写神的心灵创造。它所追求的不是“象”所直接呈现出来的意义，而是隐含在“象”背后更深层的东西，是具有言外之意和能带给人们丰富的精神愉悦与满足的东西。中国传统艺术追求意象之美，其目的是让人们看到现实之外的高处远处，追求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而这些，构成了中国传统意象美学的显著特色，即叶朗所说的“重视心的作用，重视精神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体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艺术的“风雅”和“教化”程度。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礼乐教化和风雅之美为标识的国度，这种风雅之美已凝聚成民族审美的理想与精神，意象审美正是这种理想和精神的体现。今天，我们继承弘扬传统意象美学精神，也就是要人们以风雅、礼乐教化的方式去感受人生，亲近自然，让我们的艺术不是媚俗而是保持高雅情趣，进而走向高远的人生境界与审美追求。

　　中国传统意象美学所阐释的对象主要是传统艺术类型，如诗、画、园林、书法、戏曲艺术等，但并不意味着它对现代艺术和审美就失去了阐释能力。因为中国传统意象美学所说的“意象”并不是作为艺术发展史上某一阶段、某一类型的美学范畴，而是作为美和艺术本体存在的美学范畴。它对于艺术和审美现象的解释具有普遍性，现代艺术和现代人的审美方式也不能排除在外。中国传统意象美学理论最大的特点是以“象”显“意”、以“象”体“道”，它既不舍弃感性、现实的东西（象），又不局限于此，而是要回归到超现实的“意”，看到感性艺术形式后面所隐含的意境和思想，这就克服了西方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或强调感性或强调观念的弊端，将感性与观念、“象”与“意”有机统一起来，从而为当代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光明日报》（2023年11月06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