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丽萍

　　父亲故去20年了。

　　父亲40岁时，我出生。我40岁时，父亲去世。我17岁赴京求学，毕业后又留京工作，和父亲相处的时间也就20余年。透过这一连串冰冷的数字，那些淹没在时间深处的往事又浮现在脑海里。细细回味父亲那板正面孔下的和蔼与温情，不禁潸然泪下。

　　在故乡胶东的小山村里，父亲苏志良虽然不是村干部，威望却很高。2003年他一跤过世，村里人很是不舍。他们均给予父亲极高的评价，称他是一个大好人。我明白，村里人所说的“大好人”，指的并不是和和气气、没有是非观念的“老好人”，相反，父亲脾气暴躁，倔强固执，但他实实在在地为村里人做了好事——当过18年的义务邮递员。1974年父亲因公致残，伤好后开始任农村信用社的代办员，村里人享受到了父亲方便周到的存取款服务。当时已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村里人不用集体上工，信件搁置在村办公室里，于是父亲又兼职充当了义务邮递员，他拖着一条残腿翻山越岭，使得分散住在山上的村民的信件得以及时送达。

　　家乡每一条崎岖的山路上，都留下了父亲的足印。有一年冬天，父亲冒着严寒去送信，在山路拐弯处，那条失去知觉的残腿被一块石头绊了一下，鞋子绊掉了，父亲却没有觉察，穿着袜子一路走回家，脚磨出了血。母亲心疼地嘟囔他多管闲事，父亲却用一番土得掉渣的大实话说服了母亲：“人家有事才写信，收不到信会误事的。咱闺女也来信，我就想早点看到她的信，将心比心，人家也一样嘛。”父亲怀着这朴素的信念坚持了18年。他退休后，接替他做代办员的女孩只送了两天信便不干了，还埋怨父亲不该立下这条不合情理的规矩。

　　父亲念过私塾，经历过坎坷。他1947年在大连当学徒时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1949年平津战役时在天津投诚——他特意强调，他是投诚，不是俘虏。父亲旋即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军南下到了江西，驻九江。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父亲还曾经去朝鲜送兵。1955年全军授衔时，父亲年龄偏大，转业到当地。父亲希望能在铁路局工作，这样方便回老家探母，但铁路局没有名额，父亲便挑了根竹扁担回到胶东老家，当了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直至离世。

　　从父亲的经历，亦可看出他的性格耿直执拗，不会变通，堪称“一根筋”。其实父亲是当过“官”的——村干部，只是运动中受冲击，又成了普通农民。可是父亲这位1950年入党的老党员，始终保持党性，爱管“闲事”。

　　有一年大旱，村里的建筑队长没有检查水渠即开闸放水，结果大水沿着失修的水渠豁口一泻而出，直奔东海。父亲大怒，赶来揪着建筑队长的脖领喊着：“这时节水贵如油，放跑了这么多水，你这是犯罪！”父亲显然是僭越了，做了村书记和村长都不愿做的事。母亲嫌他管闲事得罪人，他只回了一句话：“咱是党员。”

　　在父亲心目中，党员的称号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意味着责任。有一次，镇里的一个干部到村里检查工作，村长等人在饭店里招待吃饭。父亲闻讯而至，见到满桌海味、名酒，大为光火，斥责这不是来检查工作，而是搞不正之风，一怒之下将饭桌掀翻。满地的狼藉让吃喝的干部无地自容，村里人拍手称快，为父亲这一“英雄”的举动叫好。当时还没有互联网，但父亲的事迹迅速传播到了周边地区。多年后，我回县城采访，遇到一位曾在我们村驻村的干部，他得知我是苏志良的女儿，十分激动，用力握着我的手说：“苏大叔是个正直的好人，我很敬佩他！”

　　父亲最出名的是他的孝名。父亲八岁丧父，大他两岁的姐姐远嫁南洋，小他三岁的妹妹英年早逝，于是父亲成了村里独门独户的苏姓的独苗，寡居多年的奶奶成了他的牵挂。为此，他当年宁愿回家务农也不愿转业到江西工作。也许是经历过战争的硝烟，使他意识到家人团聚的可贵。能在自己的母亲面前尽孝，对他而言，是这辈子最大的宽慰。

　　小时候，父亲给我的印象是甩手掌柜，家里什么事都不管，不苟言笑，脾气暴躁，我有些惧怕他。直到父亲受伤后在家养伤，我才与他亲近起来。许是经历了生死，父亲性格平和多了，与母亲的关系也缓和了。父母是典型的老式婚姻，婚前没有见过面，仅听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走到了一起。母亲看上了青春英气的父亲，父亲却没看上个子矮小、其貌不扬的母亲。但母亲的能干让奶奶大为满意，父亲只好屈从这包办婚姻。晚年，母亲因脑血栓而偏瘫、失语，平时嫌弃母亲唠叨的父亲仿佛自己做错了事似的小声念叨着：“我说你上辈子是哑巴，没说你这辈子是啊。”那次，戒酒多年的父亲破戒喝了点酒，内疚地对我说：“你妈跟了我，这辈子没享什么福。”说完泫然欲泣。

　　父亲不善言辞，沉默寡言。我曾对母亲抱怨父亲的冷漠，从不过问我的功课，考好考坏无所谓，甚至因打架而被同学告家长都无动于衷。然而母亲告诉我，父亲曾偷偷徒步去十几里外的中学看光荣榜，只因为我考了全校第一。高考录取通知书送达后，父亲便按照通知书交代的，风风火火地骑车去镇里的粮所卖粮食，给我换粮票，累得满头大汗却喜不自禁。大学四年，父亲与我书信不断，每接到我的信，他便戴着眼镜坐在小板凳上，一字一句地念给母亲听。后来想想，我更感激的是父亲的信任。从小到大，在学习上他从未在我耳边唠叨，对我提出要求，而是任我自由发展。他从未训斥过我，更未动手管教，这在当时的乡下，可谓绝无仅有。即使是多年后我先斩后奏的婚事，父亲都没有微词，他在信中写道：“我们相信你。”

　　1994年，父母来京，游览了天安门广场、故宫、颐和园等名胜，但最让他们高兴的是看了七场京戏——他俩都是戏迷。父亲1945年在烟台当学徒时，每月挣两块大洋，为了看马连良、叶盛兰、张君秋的《春秋笔》，竟然花了三块大洋买了一张不对号的票，没吃晚饭就跑去占座。在九江当兵时，军人只有周日可以去看戏，父亲为了平时也能进戏院，特意将一条军裤染成黑色，只为了不暴露军人身份。我想这可能是父亲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徇私。父母对京戏的痴迷深深影响了我，让我得到了京戏知识的普及，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进而爱上了中华戏曲，这让我在报社的戏剧报道工作中如鱼得水。

　　对父亲的突然离世，我久久不能释怀。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我17岁便离开家乡，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实在太少了，这是无法弥补的缺憾。但后来想，能够没有痛苦地离世，是父亲自己修来的福分。

　　父亲的一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但他以无愧于天地和父母的赤子之心，无愧于为人父母的正直形象，为我们兄妹树立了榜样，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让我受益终生并引以为傲。

　　下辈子，我们还做父女。

　　《光明日报》（2023年11月10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