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品端（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武夷山市朱熹园考察时强调：“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涌现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朱熹等一大批思想大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朱熹是儒学集大成者，宋代著名理学家，其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加强对朱熹的精神品格的研究整理，有助于我们更好赓续中华文脉，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自强不息”的精神。《易传》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它表现出中华民族奋斗拼搏、勇往直前的精神。在中国历史上，它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成为奋发有为的精神力量。朱熹是“自强不息”精神的践行者。在治学上，他身体力行“自强不息”的精神，如对“四书”的诠释，耗费了他后半生大部分的心血和精力。他说：“君子之学，不为则已，为则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也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治学精神，使朱熹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盖学者自强不息，则积少成多；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四书”对朱熹来说，是一种精神客体。“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是就人的主体性而言，这种主体性，是指人同客体互相作用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创造性，是人主动进取、积极有为的内在潜力。

　　朱熹“自强不息”的精神，不仅体现在治学上，而且表现在对待人生态度上。他讲人格，主张“人要有骨气”，在横逆面前要“硬着脊梁，无所屈挠”，敢于斗争。朱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如南宋时期的庆元党禁，禁毁理学，朱熹受到迫害。在这样的形势下，朱熹仍然讲学不辍，学术研究不断，临去世前三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进取不挠、顽强拼搏的行为背后，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朱熹“自强不息”的治学精神和人生态度，激励了后来众多的学者。他们胸怀大志，在治学之路上秉承朱熹“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的奋斗精神，产出了许多熠熠生辉的鸿篇巨制，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诸多贡献。

　　“兼容并包”的胸襟。朱熹的“兼容并包”，在于解决人生的指导思想问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儒家思想才能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才能真正深入人心，为多数人所接受。朱熹的学说，从重“五经”转向重“四书”，充分说明他的着眼点已经集中到道德修养和指导人生的方面。在秦汉时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政治指导思想的解决上，却没有注意到一般百姓的道德修养问题，故其学说难以成为百姓日用之学。

　　朱熹的兼容并包，具有鲜明的创新精神。他对儒家的“四书”的阐释，有许多新认识、新观点，达到了当时理论思维的最高水平。正如钱穆在《朱子新学案》中所说：“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学，乃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陈荣捷也说：“学者每谓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其实朱子多多创新，乃完成理学。”

　　朱子理学的兼容并包精神，深刻影响着宋代以后中国文化的各方面，在中西文化、哲学融合发展的今天，仍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我批判”的意识。自我批判在先秦儒学中就已出现，秦汉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当时经学内部展开的古文与今文之争，就展现了一种自我批判精神。这种自我批判，经王充、张衡、荀悦等人的发展，成为一种传统。朱熹继承了这一传统，并把它贯穿在理学思想体系的建构中。如他对释、老的批判，并通过批判创新建构了以儒学为主体、吸纳释老之精华，又有别于释、老的新儒学（即理学）。

　　就哲学而言，它批判的本质，在于不断超越已有理论。朱子理学是通过自我批判形成的。如他把张载学说中的“气”，由“生物之本”改造为“生物之具”；他继承二程学说，又超越二程学说，把程颢、程颐理学思想中的不同倾向统一起来，并融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超越了张载和二程。

　　朱熹还特别重视批判方法，注重理性主义的分析。他说：“学问须严密理会，铢分毫析。”在朱熹看来，思辨工夫主要在于分析，他用吃果子来比喻，认为吃果子先要去其皮壳，再食其肉，还要把里面核子也咬破，才算到“极至处”。这也就是朱熹常对门生所说的，不能只“理会得个皮肤便休”，要步步深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己者”，还要进一步“求其所以然者何故”，直到“表里精粗，无所不尽”为止。所以，朱熹“严密理会，铢分毫析”的分析方法，把儒学的思辨性推进了一大步。

　　朱熹的自我批判精神，为后学开展学术创造活动，不断超越已有理论、返本开新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重视人生”的态度。人们重视人生，从先秦就开始了。荀子说：“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这说明荀子注重思考人与自然的统一问题。但对人与自然如何统一，用什么方法去统一，他没有进行更多说明。朱熹是极为重视人生的思想家之一。他对于“人”的问题，主要讨论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在宇宙间的地位和作用等。朱熹认为，道德行为的积累，是使人与自然界统一起来的一种方法。在他看来，道德行为积累到一定的程度，量变转化为质变，人与自然达到和谐统一，“天人合一”便随之实现。

　　儒家认为，在仁者的精神境界中，天地万物同为一体，一切人、物都是这个宇宙大家庭的平等成员。这种仁者，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朱熹就是通过发挥儒家的仁学，来达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使早期儒家的“仁学”上升为“生的哲学”。朱熹用“生的哲学”来拓展仁学，深化爱的内涵，突出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还用“生的哲学”把人道与天道贯通，将人道之仁扩展为天道之仁，把早期儒家仁的伦理思想大大提升了。

　　朱熹认为，达到仁者精神境界的人，就能得到“至乐”。而这种“至乐”的获得，不像佛教所说，到“彼岸”中去寻找，它就在我们这个现实的世界，即“此岸”中。所以，朱熹特别强调在平常生活中，不断积累道德行为，不断去除非道德行为，以达到“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就是理学家们所寻求的所谓“孔颜乐处”。

　　在这里，朱熹不仅告诉我们怎样把人与自然界统一起来的方法，而且向我们指出了实现仁者精神境界的出发点和必由之路。

　　《光明日报》（2023年11月27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