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丽（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让传统文论“活起来”，不仅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题中之义，更是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故如何让传统文论“活起来”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事实上，中国现代学者就有此方面的思考，且留下了许多成功案例。如朱自清的“诗言志”阐释就属此例。时至今日，他的“诗言志是‘开山的纲领’”这一论断为人反复征引，用以说明“诗言志”在中国文论史上的第一位的权威地位。故有必要重返朱自清的“诗言志”阐释，以此观测朱自清“活化”传统文论的路径，为当代“活化”传统文论提供镜鉴。

　　系统观照，立“开山的纲领”地位

　　朱自清认为“诗言志”是中国历代文论的“开山的纲领”。这是一种基于中国文论整体面貌作出的系统观照。这既与朱自清借镜西学，接受西方的系统观念与方法有关，也与他对中国文论系统的认识与把握有关。

　　一方面，朱自清指出要参照西方现代的“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来筛选并评判中国的诗文评传统。他说：“‘文学批评’原是外来的意念，我们的诗文评虽与文学批评相当，却有它自己的发展，……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就难在将这两样比较得恰到好处，教我们能以靠了文学批评这把明镜，照清楚诗文评的面目。”他的中国古典文论研究就是以西学作为镜角。比如他注重中心意念的厘定与提炼，这颇似西方现代学科将概念术语视为必要条件的研究思路。且“意念”一词不仅包含“概念”“观念”“术语”“意义”等词的意涵，且有统摄全局之意味。这表明他试图通过择取中心意念以打通中国文论史意图。这源自一种科学化、理论化的思维观念，且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不过，在他那里，借镜西学，绝非唯西学是从，而是在参照西学与关注中国文论本来面目的双重视野中展开。故此，他认为郭绍虞以西方纯文学与杂文学二元观念来认识中国古代的“文”“笔”之别，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观念因“离开传统思想而趋于正确”等，这些看法未必切合实际情形。他强调“以我们自己的标准，衡量古人，似乎不大公道。各时代的环境决定各时代的正确标准，我们也是各还其本来面目的好”。

　　另一方面，朱自清力图阐明中国文论的系统架构。朱自清指出中国文论始于论诗，故诗论为中国文论的初始形态。而就诗论言，左右其发展的有四个意念，即“诗言志”“诗教”“比兴”“正变”。其中，“诗言志”是“开山的纲领”。鉴于诗论在中国文论中的源头地位，故“诗言志”亦是中国文论的开山纲领，它奠定了日后中国文论发展的基调与方向。“诗言志”注重诗与政治、教化间的关系，到了汉代就形成了“诗教”这一意念。他认为“诗言志”与“诗教”是中国诗论的两个纲领，重在告诉人如何理解诗，如何受用诗。“比兴”与“正变”是细目，属于方法论范畴。其中，“比兴”是如何理解诗的方法，“正变”是如何受用诗的方法。而“比兴”有一个由方法变为纲领的过程。故他又指出“诗言志”“诗教”“比兴”是中国诗论的三条“金科玉律”。如此一来，朱自清通过四个意念及其“纲举而目张”的关系辨析，揭示了中国文论的内在系统。

　　辨章考镜，明多重史态

　　“辨章考镜”语出清代章学诚所说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辨章是从横断面说的，即辨别各种学说之间的不同。考镜是从纵剖面说的，是研究各种学说发展的历史。朱自清的“诗言志”阐释，正以辨章考镜的方式展开。

　　通过辨章，他提出“诗言志”包括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四种形态。这四种形态亦即“诗言志”的四种含义，其区别在于言志的不同。如献诗中的言志是自下而上的，多为公卿列士做诗献给帝王，表现为“不出乎讽与颂”，且讽比颂多。赋诗中的言志多“诸侯之志，一国之志”，表现为“颂多于讽”，且往往以断章取义的方式用诗，从而与献诗陈志有所不同。教诗中的言志是由上而下的，重“言”，以教化为主要目的，且开始关注作诗人，故不同于献诗和赋诗注重听歌的人。作诗中的言志多为一己之穷通或人生义理之感悟，真正意识到作诗人自己，这是其独特所在。经过如此辨析，朱自清阐明了“诗言志”是一个包含着丰富内涵的意念。

　　借助考镜，他厘清了“诗言志”发展的内在史脉。他首先指出“诗言志”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尧典》，并通过“诗”“志”的语义考证，得出“诗”同于“志”，指出“诗”或“志”包含有闻一多所说的“记录、记忆、怀抱”三层意思。但他强调到了“诗言志”时，诗已指向怀抱了。而这种“怀抱”与礼相关，与政治、教化相关。这也就奠定了“诗言志”与政教有关的基调。献诗陈志、赋诗言志大抵如此。教诗明志更是以教化为主要目的。即便到作诗言志时，也“总还贴在穷通出处上”。如此一来，他揭示了“诗言志”“皆关政教”的基本特性。

　　如上可见，朱自清的辨章考镜方式，明显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训诂考据法，但也融合了西方的语义学批评和语境分析法。如关于“诗言志”的四种含义的分析，这与语义学批评注重细读和多义的分析有关。又如对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的考究极为注重出处。如从《诗经》搜寻献诗陈志的证据，从《左传》找寻赋诗言志的例证，从《诗大序》发现教诗明志的论述，从“骚人”之赋、汉代辞人之赋、东汉五言诗等中寻觅作诗言志的表现。不唯如此，以此为中心，向历史纵深处推进。如论教诗明志，从《诗大序》开始，然后回溯到孔子、孟子的论诗解诗法。又如论作诗言志，从先秦诗歌铺衍到明清时代。这些颇似西方语境分析的研究路径。可以说，朱自清的“诗言志”阐释是以中国的辨章考镜传统为基体，以训诂考据等中国方法作为基本接受视野与西学东来的语义学批评和语境分析法进行方法互启的结果。所以，尽管朱自清曾强调郭绍虞等人的批评史“是纵剖的叙述，范围也大，通论与专评都要说及”，而他“却想横剖的看，看中国文评到底有几大类”。但从他的“诗言志”阐释看，他不仅是“横剖的看”，而且是“纵剖的叙述”，由此廓清传统文论的本来面目。

　　以史为据，迎回文以载道

　　当然，朱自清对“诗言志”的阐释，并不在于仅仅揭示其地位，阐明其复杂史相，而有其现实目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以史为据，迎回文以载道。

　　五四以来，文以载道往往被视为表现儒家思想的工具而受到批判。至1932年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则明确以言志载道相对立的模式描述中国文学史，强调言志即“人人都得自由讲自己愿讲的话”，载道则是以文学为工具表现“道”，体现出扬言志而抑载道的倾向。正基于对这种言志载道对立论的反思，朱自清开启了“诗言志”的阐释工作。如他在《诗言志辨》序言中说：“现代有人用‘言志’和‘载道’标明中国文学的主流，说这两个主流的起伏造成了中国文学史。‘言志’的本义原跟‘载道’差不多，两者并不冲突；现时却变得和‘载道’对立起来”。于是，他通过辨章考镜的方式，揭示了“诗言志”与政教有关的基本特性，为言志载道原一的论断提供了有力的论证，将文以载道迎了回来。那他为何要迎回文以载道？大体而言，至少有如下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尊重史实，还其本来面目。言志和载道本是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而生长出来的中国特有话语。由于中国文化侧重的是一种整体性的思维，与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区别。所以，中国文学史中的言志与载道绝非二元对立的，而是有着相融通的一面。但周作人显然借重的是西方的为艺术而艺术与为人生而艺术的二元对立框架来认识与评价中国文学史中的言志与载道。这是不符合史实的。故朱自清在《诗文评的发展》一文中强调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研究“并不是现成的套子，随意就可以套在史实上”，明显包含着对以西方为唯一标准的治学路径的批评。

　　其二，受外在形势的诱发，助力文艺抗战。在抗战期间，如何重建中国文化以寻求精神力量，成为思想界的普遍趋势。朱自清借势以言志载道原一论取代言志载道对立论，恰与这一总体形势相一致。如果说载道是以文学为工具来表现“道”，那么，左翼就持有此种观念。所以，周作人的言志载道对立论中也隐含着对左翼文艺的非议与反拨。但在抗战情境下，左翼文艺愈发显示出其巨大的感召力。故朱自清提出言志载道原一论，既暗含着对左翼文艺的认同，也为其提供了史论的支柱。不过，提请注意的是，朱自清迎回文以载道，绝非将文艺的特性与个性完全排除出去，而是强调言志中有载道，载道中有言志，努力使五四时期形成的个人主义话语与左翼的社会话语相融合，着眼于现实人生，体现出“文以载人”的现代特色。

　　综上，朱自清通过系统观照确立了“诗言志”的“开山的纲领”地位，以辨章考镜阐明了其多重历史形态，并以史为据回应现实问题。这是一种“三步走”的阐释路径，即借镜西学、回到历史语境，直面中国问题。用朱自清自己的话说，就是“将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将一时代还给一时代”“将中国还给中国”。这种阐释路径，不仅有用于“诗言志”的还原和活化研究，也有用于整个传统文论的还原和活化工作。不唯如此，朱自清的言志载道原一论，也可为我们当下的“文以载道，以文化人”提供切实的方向与途径。

　　《光明日报》（2024年01月08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