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人民文学》2024年第1期隆重推出柳青的佚作《在旷野里》。这部作品写于1953年，因为柳青还未完稿时便全身心投入《创业史》的写作之中，因此在他生前一直没有拿出来发表。柳青女儿刘可风郑重地将这部作品的手稿交出来，经过她和专家们的整理，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该作品写作、面世经过详见1月12日光明日报13版《柳青佚作〈在旷野里〉内外》——编者注）。细读这部深藏了70年的作品，就像是喝了窖藏百年的佳酿，让人心醉神迷，充分领略了柳青经典现实主义的无穷魅力。

根据《创业史》改编的同名连环画作品板乔绘 资料图片

　　文学创作与作家的社会实践密切相关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刚刚被任命为陕西省某县县委书记的年轻干部朱明山。故事发生在1951年的初夏，小说一开始就将我们带到新中国成立后热气腾腾的农村广袤田野间。朱明山主动要求离开领导机关，到县里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到任的第一天，他就看到农村大片棉花遭到棉蚜虫的伤害。在与县里大多数干部还没有接触、熟悉的情景下，他刻不容缓地投入组建并领导治虫指挥部的突击行动之中。面对突如其来的虫害，农民一筹莫展，在民间盛行的迷信说法更是阻碍了虫害的救治。朱明山将指挥部安置在虫害最严重的产棉区，坚定地要求干部们改变工作方法，不要停留在用嘴说，而是要动手做。通过认真的调查和实践，大家找到了一批治虫的有效办法。干部们将治虫效果做给农民看，众多农民在眼见为实的情景下被充分发动起来了，积极投入治虫的工作中，大片的棉田又恢复了生机。朱明山以扎实的工作作风，带领大家打了一场治虫的胜仗，也帮助不少干部纠正了工作方式。

　　尽管柳青在结尾写了“未完”两字，但作者的意图基本完成，故事主干相当完整。当然从具体环节上说，小说还留下一些没有收尾的线索，如白科长是否将妻子和孩子从乡下接到县城，李瑛的爱情是否已有确定的人选，朱明山是否给妻子写信，县长梁斌从省城回来后是否对朱明山的作为心悦诚服……然而这一切并不妨碍主题的完整性，反而像是小说有意留下的空白，读者能够依据小说强有力的主题对这些空白展开想象。

　　柳青的文学创作总是与他的社会实践密切相关，《在旷野里》就是这样一部作品。1952年，他有一段时间在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到长安县担任县委副书记。他在党校学习时就萌生了写《在旷野里》的想法，正式写作是在担任县委副书记期间。通过在党校的学习，柳青对新中国成立后党的路线和工作重点有了深入的认识，在县委副书记的工作中获得了新的经验，这一切都成为《在旷野里》的主要素材，也形成《在旷野里》的基本主题：领导干部如何迎接新的时代变化。他后来写反映土地改革的小说即《创业史》，更能看出他对生活的重视。为了获取更直接的现实经验，他干脆辞去县委副书记等职务，把家搬到了皇甫村，和农民一起劳动一起生活。保持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这是柳青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特点。今天当我们谈到深入生活的重要性时，往往也以柳青为例。但如果仅仅把柳青的现实主义理解为深入生活，那真的只能说是触及一点皮毛。对于柳青来说，现实主义不仅要有现实，更要有作家对现实的认识和思考。《在旷野里》正是柳青对现实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后而萌生的写作，在柳青文学创作生涯中的重要性恐怕不容低估。

《在旷野里》手稿 资料图片

　　追求思想的深刻性

　　1949年新中国成立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作家们也来到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能否在这个时期把握现实，跟上时代的步伐，写出深刻反映现实的文学作品，首先取决于作家对现实的认识和思考。柳青一直参与解放新中国的革命斗争，在革命实践中亲身感受到身边的人和事都在发生着根本性变化，而如何认识这种变化则是柳青始终思考的问题。

　　在党校的学习一定让柳青从理论上得到更加系统和明晰的提升，才有了要写一部小说的冲动。他明确将这部小说定位在“关于老干部的思想的小说”，并确立以一位成功转换思想的年轻干部朱明山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写道：“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朱明山牢记这一号召，信心百倍地要以新的思想方法，领导一个县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柳青特意引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将其置于小说的顶端。因为这正是小说主题的重心。朱明山在去县里的火车上，看到那些洋溢着喜悦之情的乘客时，就想着“我们一定要教育干部，怎么把这种宝贵的热情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他一到县上所遇到的人，无论是熟悉的老战友，还是新认识的干部，都向他吐苦水，抱怨现在工作难做，还有的则干脆在他面前公开与县长的矛盾。面对眼前这个看似一团糟的烂摊子，朱明山没有焦虑，看穿了这一切其实都源于他们还没有正确树立建设新中国的思想观念。他胸有成竹，知道应该如何去做他们的工作。

　　恰巧一场突击杀灭棉蚜虫的工作迫在眉睫。就是在这场实际工作中，朱明山亲身演绎了如何以新的方式和新的观念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那些心有抱怨的干部们也接受了一场活生生的教育。比如县长要把治棉蚜虫当成一场战争来打。朱明山就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把不久以前对付地主阶级和反革命分子的那套办法，拿来对待不愿治虫的农民。”张志谦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年轻干部，自以为理论水平高，反对去棉田参与治虫的决定，强调要召集群众会进行动员。朱明山既肯定了他敢于提意见的精神，同时也指出：我们现在开始面对的是复杂的生产问题，不能和社会改革的群众运动一样如法炮制。有些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干部看不上老干部，朱明山则一针见血地批评说：“要把国家建设成社会主义社会，每个同志都要学习。”朱明山的一言一行都在启示人们，社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必须从革命思维转向建设思维，从战争的方式转向和平的方式。

　　柳青俨然就是一位先知先觉者，他凭着思想上的敏锐，把握住社会转折期的走向。当人们面对社会的巨大变化而不知所措时，他塑造了一个以新思想开展工作的文学形象——朱明山。其实，朱明山就是柳青本人的真实写照，他以建设思维与和平方式观察现实，认识到干部队伍中各种问题的实质，因而也就能够写出像《在旷野里》这样一部真实反映生活、深刻揭示问题的经典现实主义作品。

　　着力塑造典型人物形象

　　经典现实主义始终把人物塑造置于小说叙述的首要位置。柳青塑造人物形象完全服从于主题的表达。小说的开头是朱明山坐火车去县城赴职，火车上的情景专门写了两节，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柳青在构思上的精巧。小小的车厢里坐着不同身份的乘客，“这块那块都是关于爱国主义的谈论”，朱明山情不自禁地加入大家的谈论，为他们念报纸上的新闻。通过车厢情景的描述，柳青便将故事的时代背景交代得非常明晰，也就是说，车厢成为充满朝气和热望的新中国的缩影。

　　在这一热烈的背景下，朱明山高兴地想到他“要在工作中学习了”，于是他在奔驰的列车上认真读起了当时刚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柳青所要表现的是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干部们的思想状态，因此重点塑造了几位基层领导干部形象。朱明山是柳青心目中的理想干部形象，他虽然出身工农，却热爱学习，勤于思考，他看到了时代之变，心中的自信都挂在脸上，这使他在工作中果断明快，也能针对不同的干部采取不同的方式，对症下药。

　　他做老战友赵振国的思想工作时，采取敞开肺腑坦诚聊天的方式；他要纠正县长梁斌在大会上不准确的讲话时，则以一种补台式的发言防止大家产生不正确的理解；面对工农出身的老干部白生玉对新的现实充满抱怨时，他一方面积极主动提出要解决好白生玉家庭生活的困难，另一方面又非常明确坚定地指出其思想的症结在哪里。柳青通过这样的书写凸显了朱明山的鲜明性格，同时也让读者能够感觉到，这些不仅与性格有关，也与朱明山的思想认识有关。

　　梁斌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干部，踌躇满志，办事利索，但他的知识分子优越感在担任县长之后越发不加掩饰，不把工农干部放在眼里，也助长了他一言堂的作风。白生玉则是典型的工农老干部形象，有吃苦耐劳、真诚奉献的精神，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却又性格倔强，不服知识分子干部的颐指气使。李瑛、小崔是两位洋溢着青春朝气的青年知识分子，前者带有工作磨炼出的稳重感，后者则还时不时流露出文人的浪漫气，但他们共同都对学习充满了热情。正是这一组干部群像，非常形象地反映了当时干部队伍的思想生态，凸显了在干部队伍中进行思想教育、认识新的时代的迫切性。

　　对“现实之新”作出准确的价值判断

　　《在旷野里》在柳青的文学创作历程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意味着柳青的文学关注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因此他能够敏锐地发现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现的新现象和新人物，并对这些“现实之新”作出准确的价值判断。这是柳青经典现实主义的中心，即现实主义不仅关乎“现实”，也关乎“主义”。

　　一个作家如果缺乏了对现实的清晰认识和思考，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有可能陷入迷茫、混沌甚至价值错乱的状态之中。在新中国成立这一巨大的历史转折期，作家们都会面临一个思想转变的问题，柳青对自己的思想转变具有主动性和自觉性，也是最早完成思想转变的作家之一。因此他很快就写出与时代脉搏合拍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在旷野里》是他深信对现实有了十分明确的认识之后所进行的一次写作。

　　但他并不满足于这次写作。毕竟，农村在社会主义建设大潮中正发生迅急变化，柳青大概感觉到《在旷野里》的构思多少约束了自己对现实更广博的表现，因此他在没有完稿的情景下，迫不及待地转向了《创业史》的写作。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旷野里》就是《创业史》的前史。

　　《光明日报》（2024年01月17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