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正刚（广西科技师范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骈文是中国古代独有的一种文体，骈文总集多在明清时期编撰出版，钟涛曾辑得骈文总集114部，两部为宋人编撰，余者均为明清人。这些骈文总集中有现在大量的序跋文献，其文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为骈文文体正名和阐释骈文的价值观、起源论上。

　　骈散相争在中国古代长期存在，名不正则言不顺，名称都不明确，骈文谈何与散文相争？骈文的指称变动频繁，不但在不同时期指称各异，甚至同一时期，同一序跋中都可能出现数种指称，如清初张恒《〈操斋集〉骈部》的序文中，就出现了“骈偶之文”“六朝（文）”“骈语”“对联短句”“四六长篇”等多种指称。就骈文总集而言，清代之前骈文称名“四六”是主流，仅有游日章《骈语雕龙》、许以忠《车书楼选注名公新语满纸千金》两部，一为“骈语”，一为“新语”。明末开始出现以骈文名其集的现象，清代中叶后渐成潮流。虽然亦有《宋四六选》《八家四六文钞》《后八家四六文钞》和《国朝十家四六文钞》等称名“四六”的，但更多是以“骈”字冠名，如《皇朝骈文类苑》、《国朝骈体正宗》《骈文类纂》《骈体文钞》《唐骈体文钞》《国朝常州骈体文录》等。清代骈文辑选家着力于廓清四六、今体、庙堂文学、贵族文学、丽辞、偶体等，统一成骈（体）文这个指称，是因为“骈文”“骈体”及“骈体文”等重心都在“骈”，强调骈（体）文与散（体）文相对的文体属性。而“四六”之名来源于语言句法组织形式，是一种修辞方式，至于使用如偶语、今体、美文、俪文、俪偶等名称，也皆不及用骈（体）文之名来应对散（体）文直截了当，一骈一散，纲举目张，泾渭分明。这一变化，我们从骈文总集命名方式的演变过程中可得到清楚的印证。

　　名正方能言顺，辑选家们用“骈（体）文”一词来冠名这种中国独有的文体，并通过编撰骈文总集，在总集序跋阐释中骈文价值所在——政教上的“润色鸿业”和文学上的抒情言志。前者为宋明之人极为推崇甚至标举为唯一价值，有“台阁之制，例用骈体”的说法。清初沈荃《〈四六篡组〉序》云：“或以缔交，或以修好，或以宴会，或以馈施，或以送迎，或以庆贺，靡不藉有辞焉以通之。”沈荃认为骈文的价值就在于各种各样的国家公文、个人书启、庆贺祝词等应用场合。清代彭元瑞所辑《宋四六选》，所收四六仅限于诏、制、表、启、上梁文与乐语六种应用性文体，他体一概不选。当然，骈文可为国发声，歌颂盛德，“故其文典、其音和，盛世之文也……大凡庙廷之上，敷陈圣德，典丽博大，有厚德载物之致，则斯体为宜”（吴育《〈辨志书塾四六钞〉序》）。这本来也是骈文重要的价值之一，但宋明之人太推崇骈文的应用价值而忽略其文学价值，使骈文创作从重视形式走向了只重形式而忽视内容的形式主义。大多数的宋明四六文重句不重篇，重技不重意，模习之气太浓，有句无篇，陈陈相因。从胡吉豫《〈四六纂组〉凡例》可见一斑：“编内称颂通语，菲劣通语，结束通语，祈勉数条，不过略具大概，仿而推广，难以例拘。”所谓通语者，通用之语言也，胡吉豫编辑一些适用于“称颂”“结束”场合的通用语言，如祝寿就“寿比南山”，送别就“鹏程万里”等，这还只是词语的模拟，有的甚至全篇都可通用，编者还特地标注“通用以上序”“通用以上颂”。可见部分四六文创作已模式化，甚至到了文字句句可通用、文章篇篇可移赠的地步，难怪被人诟病。清人在重视骈文“润色鸿业”价值的同时，亦不忘骈文在文学上的抒情言志功能。吴翊寅在《〈国朝常州骈体文录〉叙》中说：“匪独商榷众制，润色鸿业而已。”在承认骈文润色鸿业的同时，又要做到“平津博丽，好子云之湛思”“万善雅澹，有蔚宗之远致”，方能“缛不伤华，隽不伤雅，皆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乾隆年间孙氏父子编辑《华国编文选》，目的明显是通过编纂骈文总集的方式，以润色鸿业之资，凸显国家之华盛。其序云：“文章之于国，顾不华哉！”但孙氏父子在肯定骈文能经世华国的同时，又提倡骈文“词气并胜”，以利于抒情言志。按孙氏父子的观点，六朝之文是“辞胜于气”，宋人之文又“气胜于辞”，唯有唐文“运雄深雅健之气于声律对比之中”，能词气并胜，是最理想的骈文。六朝、唐人与宋代骈文孰优孰劣，众口难调，但《华国编文选》提出骈文亦要重“气”的理论，成为稍后邵齐焘的“绮藻丰缛之中，能存简质清刚之制”和晚清朱一新的“潜气内转，上抗下坠”等重要骈文理论的先声。

　　对于骈文起源论，在骈文总集序跋里大体上是从天地自然、时代作家、经典作品等几个角度来阐述，有区分骈散者，亦有骈散同源者，且以后者居多。胡念修《〈四家纂文叙录汇编〉序》提出自然社会是骈文的渊源所在：“聿自象天形地，垂奇偶以成章。”从天地奇偶的自然之道论证骈文起源的还有方濬师：“窃尝论之天地之道，不能有奇而无偶，易画八卦，演之为六十四，皆偶耳，东汉经术尚已，顾骈体文亦俶落于此。”（《蒋心余太史评选〈四六法海〉序》）具体到经典作品，那就是先秦时期承天地之形而演八卦的《周易》。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吴育等人：“昔史臣述尧，启四言之始；孔子赞《易》，兆偶辞之端。”朱国华在《〈骈体文钞〉序》中以先秦时代的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作为骈文起源且持骈散同源论：“五经为著作之宗，百氏衍词流之派，文之一道，由来久矣……本无分骈散也。”亦有持不同观点者，认为骈文起源于西汉且区分骈散。李光廷在《跋评选〈四六法海〉后》云：“古文骈体之分，始自西京长沙，江都龙门，古文之开山也；相如子云，骈体之先河也。”他把散文和骈文的起源分别追溯到西汉贾谊、司马迁、司马相如等作家那里，亦可为一家之说。总的说来，骈文和散文的起源很难定位在单个作家或作品，而是同时产生于先秦文史哲不分的时代更为可信。

　　清代乾嘉时期骈文创作走向繁荣复兴，经典的总集频出，以《国朝骈体正宗》《骈体文钞》《八家四六文钞》为代表，此时编撰者持骈散合一的观点已成主流。李兆洛在《骈体文钞》中云：“文之体，至六代而其变尽矣。沿其流极，而溯之以至乎其源，则其所出者一也。”所谓的“一”，当指上古先秦文学。而曾燠的“古文丧真，反逊骈体；骈体脱俗，即是古文。跡似两歧，道当一贯”类似之，将“道”作为骈文和散文的统一的内在生命（《〈国朝骈体正宗〉序》）。陈宝琛则将“道”和“学”作为骈文和散文共通之本源，“骈散何分，达于词而道为之本；偶奇无异，精其事而学为之权。”（《〈八家四六文注〉序》）有意思的是，到了近代，文言、白话之争出现后，文章形式是骈是散已不重要。孙雄在《〈同光骈文正轨〉序》感叹：“近世文学衰息，骈俪之文，无识者尤薄为小道。”白话文运动后，古文赖以生存的语言——文言文都即将被白话文取代，不管骈文还是散文都面临同样的命运，故民国常赞春有言：“今世散体文且将摒黜，何论骈体？”故此时的骈文文论已不囿于骈和散了。

　　《光明日报》（2024年04月29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