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爱玲 陈 伟（分别系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院长、教授，江南大学中国科学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院院长、教授）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跨文明语言活动，是促进人类文明交流的重要工作。翻译是特定时空的产物，这包含两层意蕴：一是翻译作为世界范围内知识传播和文明交流的重要路径，在文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二是翻译总是形成特定历史时空下的运作理念与策略，由此参与社会建构，推动社会变革。

　　当下，我国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翻译活动与研究应当自觉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坚持服务国家大局，加强国家翻译能力建设，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由此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李娜/绘

　　文明互译

　　纵观历史，翻译向来具有鲜明的行动主义色彩，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翻译的社会行动史。我国从汉唐佛经汉译，到近代西方学术文化著作汉译；从十七、十八世纪中国文化经典在欧洲流传，到马克思主义经典翻译传播，跨文化翻译活动都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

　　文明多样性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支撑力量。国家翻译能力建设首先体现为翻译理念对新的文化使命的响应与落实。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翻译活动与研究在思想内涵上进入了“文明互译”时代，亟须从传统的信息传播与文化交流向文明建设与文明互鉴转变。也就是说，我们要从以往仅仅强调中国文学文化文本“走出去”，转向强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思想“走出去”。

　　为此，翻译活动与研究需要积极寻求基于现代文明的中西对话与互释，解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代性，开辟中国形象的跨文化建构新路径，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对译者而言，一方面要做文明的坚守者，坚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另一方面则要做文明互鉴的推动者，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其他文明对话与互鉴。可见，文明互译不只是基于彼此文明的跨语言认识和了解，更是实现共情认同的文明价值融通和接受。

　　文本选定

　　翻译根本上是一个本土化实践，文本选定与翻译策略是译者翻译理念最直接的体现。立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历史时空，文本选定至少应该强调两点：一是反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涵的作品。它们立足中国社会和历史的现实背景，主题或题材上着意讲述、书写、揭示或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底蕴、特色、内涵和精神，立意上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批判性与强烈的现实感，能够引发人们的深度思考，产生基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力量。二是文学艺术形式的作品。它们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具有物质性，能够通过独特的故事情节与表现形式获得实践价值，在反映社会现实的同时，探讨人的思想、社会环境、人生和社会问题等，启发读者思考。

　　文明不是抽象的，它基于人民的日常生活文化而建立。这是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基础条件。事实上，文学翻译是“文明互译”实践中自古有之的主要方式。因为文学与现实空间同构，有自身独特的空间体系与结构特征，彰显了一个民族在自身文明视域下的形象。不同民族或国家借此传播自己的文明文化，塑造自身形象。

　　然而，不同文明中的文学文本具有“不可译性”或“非跨越性”。这就是说，文学翻译具有一种“自我性”保护，翻译文本对“他人话语”具有对抗性。这从思想内涵维度对文本选定提出了具体规约，即所选定文本必须坚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价值融通性，挖掘、凸显能够促进现代文明交流互鉴的知识体系或艺术空间，这样才能书写并建构现代文明互鉴视域下的中国形象。

　　翻译策略

　　从翻译策略角度来看，翻译能力不再仅仅表现为高超的外语能力和中外文化交流能力，还要表现为不同文明的互鉴、互释和融通能力。由此，翻译策略应该抱守文明性再叙事的实践理念，至少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凸显翻译的历史性与创造性。

　　宏观技术上强调译写。文明互译需要在确立文明互鉴主体与客体的前提下，借助再叙事的理念与方法，建构基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意义体系，既注重两者在精神与价值追求上的融通和认同，也注重源语与目的语中不同文明话语的理解和会通，从而激发文明精神的共情和共鸣。传统拘泥于原文的语言性翻译无法将两者紧密而深刻地联系起来。纵观翻译史，对原文进行创造性、合理性改动的译写正是“文明”翻译的重要手段。翻译家陈季同坚持“将西方文明与远东文明两厢对照”，积极向西方世界介绍宣传中国文化。五四运动之后，中国译者开始形成明确的文学文化外译意识，采取译写方式介绍中国文化。这些历史实例启发我们，只有创造性、合理性的译写才能促进不同文明之间互鉴、对话与认同，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走向世界。

　　微观技法上强调诗学调适。即通过强化、弱化或改变源语文本中叙事的某些方面，使得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意义体系历史化与形象化，由此参与对社会现实的建构并产生影响。英国翻译理论研究者科斯滕·马尔姆克亚尔认为，美学态度是产出创造性译文的关键因素。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为目的的文明互译，不能以追求语言层面的“对等”为圭臬，而要在研究与把握两种语言文化及社会政治各方面差异的基础上，通过诗学调适最大限度地消解有碍文明交流互鉴的话语或叙事，创造性地产出能够融通中外的话语和叙事，激发文明交流互鉴的效能。

　　《光明日报》（2024年05月05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