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国丹

　　我奶奶的娘家在洞头一个叫“三盘”的海岛上。奶奶去世得早，所以两家少有走动。自我记事起，只知道三盘有奶奶的两个侄子，即我爸的表哥，我喊他们表伯。

　　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农村的粮食十分紧缺，还没过年呢，米缸就快见底了。当时我十五岁半，是家中的长女，我爸差遣我去海岛上找他的表哥，看看有没有法子帮我家渡过难关。

　　机帆船在海面上摇摇晃晃，我一上船就恶心、呕吐，把早上吃的番薯丝全呕光了。浪费了这么多粮食，我很是心疼。晃了四个小时，总算到达三盘码头。举目遥望，高高的坡上，矮小的石屋错落有致。我一边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走上去，一边打听表伯们的家在哪儿。冬天是带鱼汛期，岛上随处可见鳞光闪闪的带鱼。

　　这是我第一次见表伯，他们比我爸年长不少，他们的儿子都二三十岁了，已分家各自过。大表哥有个儿子叫奶牯，十来岁的模样。渔家人看重男娃，奶牯这个名字蕴含着家人对他的疼惜，寄寓着强壮之意。

　　两位表伯听了我的诉求，跟他们的儿子一嘀咕，决定每家给我拿十几条带鱼。我在岛上住了一晚，第二天就背着大半筐带鱼坐机帆船回家了。

　　我爸留下几条小带鱼自家吃，大的拿到镇上换了粮食，勉强熬过了年后的春荒。

　　第三年的秋天，风调雨顺，一亩地多收了三五斗。队里种的荸荠也大丰收，我们家分到整整一稻桶。大家的脸上有了喜色和血色。

　　“你该去三盘了。”我爸对我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请他们过来玩，回去时一家挑一箩谷子。”

　　于是我找出个旧帆布包，装上新鲜荸荠，兴冲冲地出发了。

　　又是一番昏天黑地的呕吐，机帆船渐渐靠近三盘码头。奇怪的是，码头的情形和上次截然不同，这次多了些荷枪实弹的民兵。我抬腿刚要上岸，就被民兵拦住了，说现在是备战时期，上岸必须有介绍信。我是来看表伯的，哪来的介绍信啊！于是，我被晾在船上，前不得进，后不能退。有人告诉我，这船要在海上晃荡一夜，明天再将我们遣返回去。

　　天渐渐黑了，恐惧攫住了我，哭声堵在喉咙里。那船慢慢地驶离码头。就在这时，山坡上冲下一个男孩，边跑边挥舞着手臂，大声喊着：“我表姑！她是我表姑呢！”

　　有生以来，头一回听人喊我“表姑”，而且喊在我心情最糟糕的时刻。这个虎头虎脑的孩子，原来是奶牯！我的眼窝热热的，湿湿的。那些民兵们看看我，又看看奶牯，居然让船重新靠了岸。奶牯一个箭步跳上船，拉了我的手一起上了岸。我们俩就这么手牵着手，往高坡上跑去。

　　我和奶牯成了好朋友。我把荸荠倒在脸盆里，准备去洗，可水缸里没水——我忘了海岛上的淡水是非常珍贵的。我准备用手帕和衣襟为奶牯把荸荠擦干净，可奶牯根本不需要我帮忙。他吃荸荠的样子很特别：三个指头撮住荸荠葱，把整个荸荠往嘴里一送，咔嚓一声，荸荠咬下来了，荸荠葱却从他指缝里飘落，然后他又去撮第二个、第三个，那麻利劲儿让我目瞪口呆。

　　当时正是休渔期，修船的榔头敲击着船板，咚咚声此起彼伏。表伯的餐桌上断了鱼腥，只有一碗盐，隐约闪现着几颗炒豌豆。那年月没有冰箱，因此“潮涨吃鲜，潮落点盐”成了常态。

　　奶牯带着我，山前山后地疯跑，我们从这块礁石跳到另一块礁石上，在礁石的缝隙里寻找那些千奇百怪的海贝、海螺。可惜大个儿的都叫人捡走了，剩下的小得还来不及长出肉来。

　　奶牯有一个“宝库”，那是一个小小的坛子，里面装的是煮熟后晒干了的乌贼干，像极了瓜子，那是表嫂藏着给儿子补身体的。奶牯对我敞开了坛子，一把一把地往我和他自己的口袋里装这玩意儿，然后带着我向山后跑去，口袋里的小乌贼干在欢乐地窸窸窣窣，叽叽喳喳。

　　吃这东西和吃瓜子恰恰相反，瓜子是吃仁儿吐皮儿，而这是吃皮儿吐仁儿——皮儿是薄薄的乌贼肉干，仁儿就是乌贼骨。这皮儿很鲜，很香，韧韧的很有嚼头，又解馋又抵饿。我和奶牯望着对方吃得乌黑的嘴唇，笑得前仰后合。

　　一天早晨，奶牯要带我去北岙岛玩。北岙岛也就是地盘大一点，地面平一点，岛上几乎什么都没有。给我印象颇深的是，奶牯那么点大的孩子，摇着比他身子长几倍的大橹，身子一仰一俯的，驾轻就熟，俨然一个小小的渔老大。蓝天碧水红霞白鸥是他的背景，这绮丽的画面，我至今记忆犹新。他就这么驾着舢板，带着我直抵北岙，让我钦佩不已。

　　那一回，我在岛上玩得忘乎所以，临走时，才想起我爸交给我的任务。我赶紧对表伯们说：“今年丰收了，我爸叫你们到我家挑谷子去！”

　　《光明日报》（2024年05月10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