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伏俊琏（西华师范大学国学院教授）

　　孔子弟子传其师说者至今只存《曾子》一家

　　孔子（前551—前479）是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收徒讲学，整理五经，是孔子所做最重要的事业。根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不及弱冠就在鲁国收徒学礼。但较大规模的聚徒讲学，是在“阳虎之乱”（前502）之后：“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这一年，孔子49岁。据记载，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但亲耳聆听了孔子的讲说并整理为文本流传下来的，除了《论语》前10篇（后10篇为孔子再传弟子所记）之外，并不多见。

　　《韩非子·显学》记载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其中子张、颜回、漆雕开为孔子弟子，而这三家皆无著述传世。《汉书·艺文志》著录“儒家”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其中孔子弟子有：《曾子》十八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共三家四十七篇。《曾子》有部分流传下来，保存在《大戴礼记》中有十篇，《礼记》中有《大学》一篇（疑似者有《孝经》、《礼记·曾子问》、《孔子家语·王言》），而《漆雕子》《宓子》皆散佚不传。也就是说，孔子众多弟子中传孔子学说者，只有《曾子》一家，其余都没有著述传世。

　　《子羔》篇是孔子学说的嫡传，其《孔子诗论》是子羔传述的孔子《诗》学，是与子夏所传孔子《诗》学不同的另一个系统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子羔》，是一篇佚失已久的孔子弟子子羔传其师说的文献，弥足珍贵。《子羔》包括《鲁邦大旱》（存6支简）、《子羔》（存14支简）、《孔子诗论》（存29支简）三篇，《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是作为三篇独立的文章收录，《孔子诗论》收录在第一册，《子羔》《鲁邦大旱》两篇收录在第二册。由于出土时编连绳索朽烂，整理者只能根据内容断定为三篇独立的文章。这三篇文章字迹相同、行款相当，为同一人所抄，竹简的长度、宽度、厚度相同，竹简两端削磨精细，呈弧形，可见原本是抄在一个写本上，而且竹简第9支的背面有“子羔”二字，作为这个写本的总题名。马承源、李学勤先生皆把抄录这三篇的竹简称为“一卷”或“一册”。

　　这三篇文章，是研究孔子思想的珍贵资料。《鲁邦大旱》（以首句为题）记述鲁哀公因国内发生了大旱，就请教孔子解决的办法。孔子认为旱灾是由于统治者刑罚与德惠失当的结果，所以首先要纠正刑德之失当，同时要隆重祭祀山川之神，并解释说祭祀是为了安慰老百姓。可见孔子是重人事，轻鬼神。所以，《鲁邦大旱》表现了孔子的鬼神观。《子羔》（原题）篇前部分叙述夏商周三代始祖禹、契、后稷的出生神话，后部分讲尧舜禅让的故事，而三王始祖的神话是为尧舜禅让作陪衬。李学勤先生说：“全篇的中心，是以舜为例，说明黎民有德也可以受命为帝，而且超越三王之上。”《孔子诗论》（拟题）是记录孔子对《诗》的点评，先总论《诗》旨，接着评说《颂》《大雅》《小雅》《邦风》四大类，然后评说具体诗篇，存有61首诗的评论。《鲁邦大旱》，表明孔子关注农业，把人民的衣食作为第一要务；《子羔》篇讲古史传说，讲人的德行胜过出身；《诗论》说明乐教只能建立在衣食足的基础之上。作为统治者，首先要考虑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其次，要有德行，要有仁爱之心；最后要加强礼乐教化。所以，把三篇结合起来，才是子羔传承的孔子的“为政”思想。

　　这件写本上三篇文章的作者是谁呢？过去涉及较多的是《诗论》一篇。李学勤先生认为，“从传世文献推考，子夏很可能是《诗论》的作者”。李先生推断《诗论》的作者是子夏，主要是根据传世文献中孔子删诗、授卜商（子夏）的记载，并没有考察《诗论》的写本情况。

　　根据《孔子世家》记载，孔子17岁就有弟子学礼，49岁开始规模授徒。《诗经》是他花精力最多的课程，“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当时流传有众多的《诗经》写本，比如郭晋稀先生就发现《诗经》中隐含着大量“组诗”，一组诗大约是一个写本，即抄录在一件简册上。不同写本上的诗大量重复，孔子及弟子经过文本校对，去其重复，整理为305篇诗。跟随孔子学《诗》的弟子不止一届，年龄差距较大。子羔比孔子小33岁，大子夏11岁，他应当比子夏更早接受孔子的教育。竹书的制作者把《鲁邦大旱》《子羔》《孔子诗论》抄录在一件写本上，用一个统一的题目“子羔”，除了都是记载孔子的有关言论外，还表明这三篇都传自子羔。

　　《诗论》论《诗》的次序与汉代以来的“四家诗”不同：《诗论》为《颂》《大雅》《小雅》《邦风》，而四家诗是《国风》《小雅》《大雅》《颂》。四家诗是子夏一派的传承，而子夏一派之所以传播力度最强，是因为政治力量的推动。孔子死后，子夏居魏国的西河之地教授生徒，魏国王侯大臣多从其学，魏文侯就是他的学生。《汉志·六艺略》“诗类”只著录了鲁、齐、韩、毛四家之学。学者已经注意到，出土的阜阳竹简《诗》、尹湾汉简引《诗》、海昏侯墓出土《诗》简，都不属于四家诗任何一家，说明当时流传的《诗》种不止一家，未入官学者就不能载之于史书。子羔所传《诗论》在战国时已不为学人所传，至汉则湮灭不闻。孔子讲学数十年，《诗》是他反复讲授的内容，弟子入学时间有先后，传授有差别，子羔之《诗》和子夏之《诗》都来自孔子，《诗论》是孔子早年的《诗》学观，其传诗的次序和对诗义的阐述有较大差异，也就可以理解了。

　　竹书《子羔》为“子部”典籍的原始形态

　　我们现在所见先秦诸子，大多编成于汉代刘向刘歆整理群书之时，成于先秦的不多。战国至汉初，“单篇”和“成书”之间的界限区分并不严格。施廷镛《中国丛书综录续编》前言说：“书之异于篇者，以独立单行为原则，篇之具有书的条件，实已无异于书。”子书为私家之著述，以交流运用为目的，故一般篇幅短小。出土简牍证明，官书有一百甚至二百多支简为一件写本者，而私人流通的一件写本，多数在六十支简以下。先秦子书，每篇以三千字左右为多；如果字数多了，就分为数篇，如果字数太少，就合数篇为一件写本。《老子》为早期子书，今传本分上下篇（编），则初期抄在两件写本上，上下篇各2500字左右。《荀子》中一些篇章，如《修身》《非相》《王制》等，一篇之中有诸多小标题，杨树达先生《古书疑义举例续补》有“文中有标题例”一节，专说其事。这些小标题说明，本篇是由诸多短章合并而成。它们本来是书写在“牍”上，后来整理成简册，写本扩大了，就把数篇“牍”上的短文按内容移录到一件写本上，成为一篇文章。《汉志》中作为文献单位名词的“编”“卷”“篇”，学者虽尽力分别其意，实际上很难区分。编连成一件写本名“编”，把这件写本卷起来方便使用名“卷”，“编”和“篇”都从“扁”得其音，意思也相近。《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在下邳的河边得到神秘老人送一“编”书，裴骃《史记集解》：“编，一本作篇。”沈约《晋书》记载出土的汲冢竹书有七十五篇，而另一种王隐的《晋书》则记作七十五卷。可见“一编”“一篇”“一卷”在这里是内涵一样的。要说明的是，自具首尾、意思完整的一段文本叫“篇”，编连成的一件写本也叫“篇”，一件写本（一编、一卷）上可以抄一篇文章，也可以抄数篇文章。战国到汉初的著述多单篇流传，也就是以一件写本的形式流传。余嘉锡《古书通例》说：“古人著书，多单篇别行；及其编次成书，类出于门弟子或后学之手，因推本其学之所自出，以人名其书。”《子羔》这件写本包括了三篇文章，可以算作一编书，以传授者子羔为书名，正是早期著述命题方式。战国书籍以人名命名方式比较普遍，但学者能见到真本，则《子羔》可谓典型。《子羔》三篇现存1570多字。按照现存每支简抄录55字算，整个写本约有2700字。战国时期私家所用一件写本大致2000字至3000字，则《子羔》仅散佚了少部分内容。因此，竹书《子羔》为“子部”典籍的原始形态。

　　《光明日报》（2024年05月18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