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学术笔谈】

　　作者：邹建达（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教授）

　　雍正时期，清政府在西南边疆实施改土归流，“置郡县，易封建”，促进“九州之大归于一统”（光绪《普洱府志稿·建置志》）。改土归流促进了政治统一，为经济、文化的大开发、大发展创造了条件，加快了边疆与内地“一体化”进程，成为清代“大一统”国家构建与发展的重要环节。

　　改土归流带动了边疆管理体制重大变革，增强了政治统一性

　　土司制度在其建立到发展完善过程中，促进了中央王朝对西南各民族由“羁縻控制”到“间接统治”的转变，对于增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曾起过积极作用。但土司“虽受天朝爵号，实自王其地”（《明史·四川土司》），世世相承，控制着其治下的土地和人民。明代中期便开始实施“改土归流”。但至清雍正朝，因受历史条件的制约，“改土归流”仅作为控制土司的一种手段或惩一儆百的应急之策，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土司制度。大片区域仍被土司统治，“流官管辖者十之三四，土司管辖者十之六七”（《朱批谕旨·常德寿奏折》），加之湘、黔境内“流、土俱不受”的“化外苗疆”，行省之内同时存在郡县之地、土司辖地、“化外苗疆”三种不同的疆域形态，对应的治理方式也差别很大。

　　自雍正四年（1726年），清政府在西南地区实施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改土归流，将打击不法土司与开辟“苗疆”结合起来，其成效最直观地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改土归流数量多、范围广。据统计，西南五省共革除土司220家，开辟“化外苗疆”十余处，新设流官152处（李世愉：《清代土司制度论考》）。于滇，以澜沧江为限，除江外沿边境一线的土司得以继续保留外，江内地广势大的土司被全部改土归流；于黔，“苗疆辟地二三千里，几当贵州全省之半”；于桂，“改流面积殆占土属全部幅员五分之四”；于川，改流后新设府州厅县几达全省之半；湖广改流最为彻底，自此“湖广无土司”。《清史稿·土司传》将之总结为“蛮悉改流，苗亦归化”。学界则称之为“大规模改土归流”。

　　二是给予土司制度以巨大冲击。改流后，大片土司辖地和“化外苗疆”被纳入郡县直接统治，地方管理体制实现划一。对存留的土司，则通过强化原有的承袭、安插、贡赋、奖惩、征调等制度，并创设旨在削地限权、强化控制的分袭、抚恤、考成等规定，形成一整套完备的管理和控制体系，限制其政治、经济、司法等特权。上述边疆管理体制的重大变革，给予土司制度巨大冲击，大多数仅“存其名号而已，无尺寸之柄”（乾隆《贵州通志·秩官志》），或只管理三五个村寨，甚至出现不理村寨和不世袭者，其割据性被消除，土司制度走向衰落，极大增强了西南边疆的政治统一性，为全方位的社会变迁创造了条件。

　　改土归流推动了大规模经济开发，夯实了“大一统”经济基础

　　西南地区早在秦汉时就已纳入郡县统治，开发较早。元明以来，大片土地被土司占据，丰富的资源得不到开发利用，经济发展不平衡且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改土归流带来稳定的社会环境，推动了西南边疆规模空前的经济开发运动，其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矿业开发“一百年的增长率大大超过了此前的两千年”（《清代的矿业·前言》）。清代货币银、钱并行，京师鼓铸制钱所需主要原料铜和铅，“改土归流”以前主要依靠产自日本的“洋铜”和盛京、湖南的铅，改流后全面转为使用滇铜和黔铅。自乾隆五年（1740年）始，每年滇铜、黔铅的产量超过1000万斤和600万斤，以630余万斤滇铜、360余万斤黔铅运至京师鼓铸制钱，支撑清代国家货币金融运行，作为清朝的国家战略，持续一个多世纪。西南边疆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边疆地区经济获得长足发展，更好融入全国经济体系之中，加速了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

　　大量移民的涌入历史性地改变了西南地区的人口规模和民族构成。开采矿产动辄万人，仅云南东川一地，“银、铜、铅、锡各厂共计二十余处，一应炉户、砂丁及佣工、贸易之人，聚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乾隆《东川府志·鼓铸》）；在贵州，“自雍正五六年以来……银、铜、黑白铅厂上下游十余处，每厂约聚数万至数千不等”（《清高宗实录》卷311，乾隆十三年三月壬子）。矿业开发吸引了大量移民，为边疆开发提供充足劳动力资源的同时，导致人口激增，粮食需求随之增长，于是官府将“垦荒之法视为民生第一要务”，招民开垦，又吸引更多从事垦殖的移民到来。有学者估计，从康熙三十九年至道光三十年，云南、贵州和四川南部的人口从500万激增到2100万。在这些地区，汉族人口在明代中叶就已超过少数民族人口且占比大幅扩大，分布范围从城镇、坝区扩展到偏远民族地区和山区，历史性地改变了西南边疆地区的人口规模和民族构成。各民族共同开发边疆，增进了彼此的交流、交往、交融，社会融合和国家认同程度显著增强，“正是这种认同感的升华，才能够解释为何边疆如此广袤的中国能够维持长久的稳定”（李中清：《中国西南边疆的社会经济：1250—1850》）。

　　边疆经济开发呈现全面性、整体性特点。改土归流后，“云、贵、广西之铜、铁、铅、锡矿厂，四川、湖南之铜、铅、铁矿，俱经开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八年张廷玉奏折）。大规模的矿业开发带动了农业、垦殖、商业、手工业和城镇的发展，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生产技术、生产力水平得到全面提升，开发区域从城镇、坝区、交通沿线推进到新改流地区、山区、边远民族地区，区域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巩固了“改土归流”的成果，夯实了“大一统”的经济基础。

　　改土归流推进了义学的广泛设置，巩固了“大一统”的文化基础

　　“大一统”国家建构中，文化的作用最为深刻、最具本质性，呈现出强有力的导向作用、塑造作用。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边疆地区文化建设，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去影响、教化周边少数民族，统一人心和稳定社会，维护“大一统”秩序。在推广儒学的同时，西南边疆地区的义学设置最具效果和影响。

　　入清后，西南边疆的学宫、书院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改土归流后则进一步推进到新增府、州、厅、县，推动了科举的进一步发展。而作为启蒙教育的社学，逐渐演变为专为富家子弟提供科举服务的预备学校，并逐步被快速兴起的义学所取代。

　　义学出现于康熙时期，“乡间义学以广教化，子弟读书务在明理，非必令农民子弟人人考取科第也”（陈宏谋：《养正遗归》）。义学的功能、形式较适合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施行教化的实际需要，改流后迅速发展，逐步取代社学，成为蒙童教育的主要形式。据相关史料记载，有清一代西南边疆义学设置，高峰时云南有886馆，设置重心为改流地区；作为“振励苗疆之要务”，贵州、湖南分别设有“苗疆义学”186馆、“屯、苗义学”120馆；在桂西和川东南也设有数量不等的义学。义学的广泛设置，打破了之前西南边疆儒学仅设于城镇和“巨乡大堡”的格局，从城市到乡村，从腹里到边徼，从坝子到山区，从汉族聚集区到少数民族地区，“义馆星罗棋布，处处有弦颂之风”（乾隆《云南通志·艺文八》），儒家礼乐文化在遥远的边疆得到广泛传播，增进了西南各民族对以儒家文化为特征的汉文化的了解、接受和认同，夯实了“大一统”的文化基础，成为西南边疆稳定、民族关系和谐的重要历史因素。

　　“大一统”国家的构建与发展，并非仅限于疆域的拓展，增进边疆政治、经济、文化的一统同样重要。雍正年间西南边疆的改土归流，之所以能成为清代“大一统”国家构建与发展的重要环节，主要原因在于强化了“大一统”的政治统一性，夯实、巩固了“大一统”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促进“九州之大归于一统”，充分显示出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统一性。

　　《光明日报》（2024年06月03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