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艳红（吉林师范大学教授）

　　中国文人不管身处何种境遇都具有浓重的家国情怀，中国词史上著名的布衣词人姜夔也不例外。他在游走旅食过程中不断地寻求生存空间，在传统仕隐之外开辟出文人的第三种生存方式——职业词人。这并不是姜夔发于内心的自愿选择，是他欲求用世而不得的无奈之举。

　　一

　　姜夔尝以晋宋人物自许，而时人亦以晋宋人物目之。以他的才华与气度，他确有魏晋雅士之风。然而时移世易，身为士族的魏晋雅士，不治生产亦可以优游林下，而姜夔所处的时代及其自身家世都完全不具备那样的条件。同时，姜夔又深受儒家淑世精神影响，难以做到忘世出世。姜夔生逢故国沦丧、宋金对峙的时代，虽难以参与国家大事，但对于朝廷偏安一隅的现状，加之四处漂泊的人生经历和下层生活的辛酸苦楚，使他对时事有着更为切身的感触。因此，姜夔的词作中并不乏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淑世情怀。正像有的学者所言：“作为宋代杰出的文艺全才，尽管他也显示出晋宋雅士那‘飘逸不群’的风度和‘狷洁清冷’的气质，但在本质情性上，在思维方式上，却是他长期浸淫着的儒家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赵晓岚《也谈“晋宋人物”、“文化人格”及姜夔——与孙维城先生商榷》）在姜夔的八十七首词作中，表现关心国家命运和政治爱憎的词有十几首，我们谓之为淑世词。

　　二

　　在词学发展史上，张炎提出“清空”之后，姜夔则在豪放与婉约之外，又开清雅典正一路。姜夔接受了传统诗教对词体的约制，匡正了词体冶艳之风，在“绮罗香泽”之外铸就雅正冷艳的词体特征。因为在儒家伦理观念中，词虽为艳科小道，但也要秉持中道，要发乎情止乎礼，不能沦入艳情滥情一流。儒家的入世情怀和正统诗教观念对姜夔的词体创作都有极深影响，“白石的不同于晋宋之雅士，正在于他的看似超然却有情……但更主要的是他从未有过心境的平静，也没有彻悟后的解脱，而是一往情深，全是人间的悲凉与人间的亲切，他的身世气质决定了他抒发的是一种悲凉怨抑而又力求超然达观的孤独感”（张惠民《宋代词学审美理想》）。正因为他的才学和淑世情怀，他才选择了尚雅一路，这使其在依人而食的生活中获得恩主的赏识，也使其在寄人篱下的生活中稍稍保持清高的人格。姜夔的淑世词，或感时，或伤事。若以题材论，在国家危亡丧乱之际，亢声高呼、笔力雄健的词人不乏其数，然粗犷太过者有之。姜夔的淑世词则与众不同，呈现出一种清雅冷艳之美。

　　姜夔终生布衣清客，生活常处于漂泊困顿之中，因此其淑世词中并没有一味地高调，而是往往能够从下层平民百姓视角对丧乱与爱国作出独特的反应。比如姜夔词集中第一首词《扬州慢》的小序中，词人感怀今昔，表达了黍离之悲。词的上片从“荠麦青青”到“波心荡，冷月无声”，再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这一切充分体现词人的造境特色：朦胧美和冷艳美。词人极力渲染眼前之景，意在表达物是人非的感伤情绪。昔日二十四桥的繁华风流，现如今唯有桥下流水依旧荡漾，甚至于连月也冷冷地、无声地倒映在清波中，这场景是何等凄清与悲凉，这正是南宋国运衰微的写照！词人面对这一切没有慷慨激昂，而是淡笔一抹，用一个“窥”字去揭示出了金人的可鄙可憎、不仁不义。词的下片则用对比手法将杜牧有关扬州的诗（《赠别二首》《遣怀》《题扬州禅智寺》《寄扬州韩绰判官》）引入词中，用昔日杜牧笔下的扬州之美，反衬今日扬州的颓废与荒凉，词人的悲情不言自明。在时空转换中，使人唏嘘不已。词中的“豆蔻”“青楼”等词，虽是女性化的艳情词汇，然而放置于词中，“不至于影响或削弱这首词‘黍离之悲’的严肃意义”（夏承焘校，吴无闻注释，《姜白石词校注》），而且还令人尤为感慨。

　　在《扬州慢》中，姜夔以清雅疏朗的词境走出了婉约词的纤弱软媚，以飘逸潇洒的气韵避免了豪放词的喧嚣浮躁，足见其淑世词的清雅典正之美。

　　姜夔后期的淑世词主要集中在他与辛弃疾的唱和当中。刘熙载曾言：“稼轩之体，白石尝效之矣，集中如《永遇乐》、《汉宫春》诸阙，均次稼轩韵，其吐属气味，皆若秘响相通。”（刘熙载《艺概·词曲概》）的确，如《汉宫春》（云曰归于）、《汉宫春》（一顾倾吴）、《永遇乐》（云鬲迷楼）以及《洞仙歌》（花中惯识）皆是次韵或赠辛之词。姜夔的次韵之作，深受稼轩影响，爱国情怀蕴于其中。比如他的《汉宫春·次韵稼轩蓬莱阁》一词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六月，辛弃疾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赴任后曾与姜夔等人同登蓬莱阁，辛弃疾作《汉宫春·会稽蓬莱阁怀古》，姜夔则作此词和之。

　　辛弃疾的原词是借吴越之争，论人世沧桑，抒胸中感慨。词中既有对南宋朝廷的不满，也有对无力改变现实的无助，进而萌生归隐之念。而姜夔此词突破了辛词的构架，回归词体的女性题材，从西施“一顾倾吴”切入，突出美人计致使吴国倾覆一事，感慨吴越之争犹如棋局对弈一般。词人借助美人计一事戏谑历史，千年历史也不过是一场游戏，须臾顷刻之间而已。姜夔以天涯倦客自称，夜中泛舟为的是清闲自在，远离纷争。然而“水鸟相呼”唤醒词人：逝者已逝，活者有责，有责就不能平静，词至此，词人之淑世情怀已依稀可见。词的下片转入借古迹述事抒怀。那“倚阑一笑”凝结着词人胸中无限的凄清况味，那“笑”是郁积心底的苦笑。结句的“更坐待，千岩月落，城头眇眇啼鸟”则点明了苦笑的原因。姜夔期盼辛弃疾能够再度领军北伐，为大宋王朝冲破黑暗，迎来黎明，恢复往昔城头的百鸟争鸣。姜夔以自己一介布衣尚有“水鸟相呼”，力劝辛弃疾作为大将军，一定不要归隐，要继续为国争战，表现出词人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忧国情怀。

　　从全词看，词人表现得异常平静，即便是写到美人计的主角西施，也没有过多关注其倾国倾城的美艳，更没有大声疾呼表达爱国之志，而是有理智，有节制，呈高雅典正的不凡之态。

　　姜夔做词时时恪守词本体特征，即使是感时伤世的爱国情怀，往往也借助对歌妓的描写表现出来。比如《翠楼吟》（月冷龙沙）：

　　淳熙丙午冬，武昌安远楼成，与刘去非诸友落之，度曲见志。予去武昌十年，故人有泊舟鹦鹉洲者，闻小姬歌此词，问之颇能道其事，还吴为予言之。兴怀昔游，且伤今之离索也。

　　月冷龙沙，尘清虎落，今年汉酺初赐。新翻胡部曲，听毡幕、元戎歌吹。层楼高峙。看槛曲萦红，檐牙飞翠。人姝丽。粉香吹下，夜寒风细。

　　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天涯情味。仗酒祓清愁，花销英气。西山外。晚来还卷，一帘秋霁。

　　这首词的小序中即言明小姬歌词，词中又有“人姝丽。粉香吹下”等抒艳情、做艳语之句，然而姜夔的高妙之处在于，这些艳情、艳语并未将此词拉入艳俗一路，词人将“伤今之离索”的淑世情怀与“天涯情味”的高雅情志融为一体，词人胸中的伤今感怀之淑世精神寓于其中，使此词读来含蓄蕴藉，耐人寻味。

　　在淑世词中，姜夔虽是写歌儿舞女的艳情，却运用的是含蓄清空之笔，表现出词人的尚雅倾向。虽然尚雅，但词人却能恪守词本体的艳科题材。姜夔能将感怀伤时与艳情融为一体，比如《鹧鸪天》（京洛风流绝代人），从词前小序可知，词人在苕溪偶遇一流落他乡的歌女，感于她的绝代容貌和不幸身世，顿生天涯沦落之同感，遂作此词，是一首典型的丧乱感怀之作。词人以仁厚之心顾惜女子的乱离遭际，运用对比衬托的手法，用佳人之美衬托流落之悲，造成愈美愈悲的艺术效果。这首词遵循词本体的特点，侧重描写歌女之容貌体态，尤其是下片，可谓“在‘艳’字上做足功夫”（陈书良《姜白石词笺注》），极写歌女之艳美。然而细品这艳美之辞，我们的感受不是丝丝温暖，是冷的，冷到了可怜之至。这种冷艳，使这首词不落艳词俗套而别出新致。词人对女子着墨不多，直笔写来，但却情韵全出，这正是姜夔词雅正冷艳之美的展现。

　　三

　　姜夔的淑世词，尤其是丧乱感怀、爱国怀土之作，从早年所作《扬州慢》开始，到晚年与辛弃疾的酬唱之作，可以说是贯穿词人一生，词人的一生悲苦也寓于词中。姜夔性高洁，是以词清雅典正；姜夔不阿谀，是以词冷艳。清雅冷艳，正是姜夔词的独特之处，也是姜夔人生信念之外现。“由于终身草莱的布衣身世，以及坚持清空、骚雅的创作追求，使得白石不可能写出辛弃疾、张孝祥、陈亮那样慷慨激昂、大声镗鞳的爱国词篇，而是以一个下层文人的角度，采取了一种含蓄、理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忧时伤乱之情怀，从而使南宋爱国词作风格各异，多姿多彩。”（陈书良《姜白石词笺注·前言》）

　　姜夔以职业文人的身份开创了中国古代文人新的人生方式和创作机制。自姜夔之后，大写声色的艳情词，逐渐受到排斥。姜夔开创的雅正、冷艳的写作方式受到推崇，这对香艳被当作词“别是一家”的特征来说，是一种纠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词史的发展轨迹。姜夔的淑世词所呈现的文化人格，正是中国文人永不褪色的家国情怀，是中华文脉得以绵延不断的文化积淀。

　　《光明日报》（2024年07月22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