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永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四书’学史”首席专家，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教授）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这副高悬于岳麓书院文庙的对联，道出了湖湘文脉的渊源有自，高扬了舍我其谁的气魄，也深刻地折射出岳麓书院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精神高地的历史底蕴。

　　一

　　在战火纷飞、割据混战的五代十国时期，僧人智璿在岳麓山下、湘水之滨购置了一些土地和书籍，搭建起几间屋舍，供往来士人读书治学之用。伴随着北宋王朝的建立、崇文风气的兴起，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唐末五代僧侣建屋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创建了岳麓书院。草创之初，筚路蓝缕，此时的岳麓书院尚未被纳入官学体系，时废时兴。直到二十三年后，潭州太守李允则在咸平二年（公元999年）扩建书楼、礼殿，确立了讲学、藏书、祭祀、学田四大规制，邀请硕儒名师以传习，储纳图书以广智，祭祀圣贤以崇道，购置学田以保障书院运行。李允则的作为很快引起了学界瞩目，北宋著名文学家王禹偁在《潭州岳麓山书院记》中称道：“谁谓潇湘，兹为洙泗；谁谓荆蛮，兹为邹鲁。”岳麓书院的创设与发展，使潇湘大地不再是文化落后的边荒之所，而是可以与孔孟故里相提并论的人文渊薮。

　　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尊孔崇儒的宋真宗召见了岳麓书院山长周式。彼时的岳麓书院办学规模大为扩展，已有生徒数百人，这些办学成果得到宋真宗的青睐。但周式婉拒了国子监主簿的任命，回到岳麓山下。真宗为其精神所感动，亲题“岳麓书院”匾额并御赐书籍。从此，岳麓书院声名大噪，成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

　　两宋之际的战火曾让岳麓书院化为一片废墟，而随着士人的南渡、湖南的开化，岳麓书院在艰难困顿之中迎来了复兴的生机。南宋绍兴年间，原籍福建的理学家胡宏在衡山之麓撰作《知言》，被后世誉为“道学之枢要，制治之蓍龟”。作为胡宏的高足，张栻在乾道、淳熙年间，主教岳麓书院，他传承了周敦颐、张载、二程等学者开创的理学传统，将理学的核心精神与书院的办学宗旨融贯为一。张栻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特别强调：“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在张栻看来，岳麓书院既不是供学子闲谈废时的环境清幽之所，也不是服务科举考试、培养奔竞之徒的名利场，而应造就一大批体认道统、精研学术、造福民生的有志之士。在此背景下，一批向学之士慕名前来岳麓求教问难，甚至有学者“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南宋事功学派的代表学者陈傅良也在《重修岳麓书院记》中称赞“张先生（栻）所为记，及于治心修身之要，湖湘之后亦既知所指归”。这些史料都生动反映了岳麓书院在南宋时期的巨大影响。

　　尤值一提的是，在张栻主教岳麓书院期间，朱熹于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从福建武夷山出发，不远千里来到长沙与张栻交游讨论，两人围绕理学概念的阐发、儒家经典的诠释、身心功夫的践履等问题展开学术论辩，时间长达两个月，远近学子纷纷前来。这次活动史称“朱张会讲”。会讲促进了不同学派之间的自由交流对话、相互质疑论辩，对朱熹思想理论体系的完善与成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南宋以降的学术思想演进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明代弘治、正德年间，王阳明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思想，提出了“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命题，打破了明初以来理学教条化的禁锢。明代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王阳明在贬谪贵州的途中路过长沙，于岳麓书院拜谒朱张祠，并写下了“缅思两夫子，此地得徘徊”的诗句以表达对朱熹、张栻两位学术大师的崇敬之情。尽管明代后期禁止自由讲学、禁毁书院事件时有发生，岳麓书院的师生却能在困顿中求索圣贤之道，在艰苦中承续古人之思。明末山长吴道行延请东南名儒高世泰讲学，书院学子王夫之怀抱孤忠，著述不倦，揭示“天下唯器”“知行统一”之旨，彼时的书院穷且益坚，逆流而上，媲美东林，声光益显。

　　岳麓书院在清初被纳入官学体系，列为省会书院，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为表彰岳麓书院传道济民、作育英才的成效，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康熙皇帝御赐“学达性天”匾额，勉励士人通过对天理与人道的学习体悟，达到恢复天性、天人合一的境界。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乾隆皇帝御赐“道南正脉”匾额，表彰岳麓书院在理学南传中的正统地位。理学与书院的一体化，在这一时期的书院学规中得到了充分显现。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著名学者旷敏本任岳麓书院山长，他将儒家的道统、儒学的文脉、儒士的境界和使命融贯书写在一副长联中。上联是：“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下联是：“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这是岳麓书院史上字数最多的对联，至今仍高悬于书院的核心——讲堂，成为激励后世岳麓学子奋发兴起的座右铭。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时任岳麓书院山长的欧阳正焕手书“整齐严肃”四字作为院训。七十年后，山长欧阳厚均将“整齐严肃”四字刻石立碑于书院最核心的讲堂。从岳麓书院走出的曾国藩对于程朱理学主张的“整齐严肃”深为服膺，他说：“敬之一字，孔孟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整齐严肃”正是理学主敬工夫的外显与落实，从检束身心到整顿时局，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概莫能外。强烈的自省精神与忧患意识，既是宋明理学的内核，也是联结近代湖湘人才群体的精神纽带。

　　近代，在岳麓书院求学问道、格物致知的湖湘英杰恢宏修己安人的儒学传统，为中国的救亡图存、民族复兴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既有以理学经世的湘军集团、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的思想先导，也有推动变法改制的维新志士群体、推翻封建帝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如果说书院大门的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公元1812年书院山长袁名曜、生徒张中阶合撰）在此前只是湖湘士人的自我激励与冀望，那么近代湖湘人才辈出的历史事实，让这副名联成为湖湘文化大放异彩的真实写照。

　　与近代社会发展相适应，古老的岳麓书院也走上了革新求变的征程。公元1903年，岳麓书院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14年后，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湖南大学前身）迁入岳麓书院旧址，时任校长宾步程将“实事求是”制匾悬挂于讲堂。今天的湖南大学，仍将“实事求是，敢为人先”作为校训。这一校训，与清代书院山长王文清所定《岳麓书院学规》中的“通晓时务物理”不谋而合。因为无论是传统书院，还是现代高等学府，所培养的人才绝不是埋首故纸堆、不闻窗外事的书虫，而是心怀家国、洞察世局、通权达变、不懈求索的栋梁之材。

　　二

　　人才因教育而兴，书院因制度而盛。岳麓书院史上人才群体蜂拥而起，既有时风际会的显因，更藏寓着书院制度这一潜因。书院是中国古代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组织，萌芽、肇始于唐，定型、兴盛于宋，普及于明清。在一千多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书院的组织管理、学术教学、书籍典藏、四时祭祀、经费保障等日常活动逐步体系化和制度化，形成了完备的书院制度体系。以岳麓书院为例，制度的创设、因革、发展无不体现着与时俱进、其命维新的特质。

　　具体而言，岳麓书院在历史上有自主聘任名师宿儒担任山长和教师的选聘制度，既可以保证书院师资的学术水准，又能使书院在学术风格上体现自己的特色；有学生择师而从、自由流动的生徒管理制度，体现了在教学中对学生主体性、自主性的尊重，这是官学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岳麓书院有“疑误定要力争”的学规，有鼓励师生切磋砥砺、质疑问难的教学制度，区别于死记硬背、强制灌输的俗流，蕴含着催生学术创见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书院有邀请不同学派、不同思想观点的学者同堂讲学、互相论辩以及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会讲制度，克服了官学教育的僵化与封闭，使书院以一种兼容开放的崭新姿态崛起于当时社会，承担起创新学术、教化民众的社会责任。

　　可以说，这一系列的书院制度是儒家士人秉承儒家的教育理想，基于对当时教育弊病的反思而探索出的一条教育发展新路径。这一创新使书院具备了超越当时其他办学形式的独特魅力，在不同历史时期焕发出强大生命力。

　　作为教育制度创新的产物，书院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文化传统、教育理念、办学风格，逐渐积淀、凝练为一种具有特定内涵的精神传统。总体而言，岳麓书院的精神传统可以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

　　——崇道尚德、修身为本。对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观念的阐发与践行，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内圣外王事业的求索，构成了岳麓书院精神传统的儒学底色。收载于《岳麓书院志》的历代学规、学约、书院记等文献，将“成人之道”作为一以贯之的育人宗旨，指出书院培养的生徒不仅致力于学问的研究与传播，更要重视德性养成，通过不断反省和自我约束提升道德境界。只有具备高尚品德的人，才能承担起传承与发扬儒家文化的重任。

　　——穷本探源、实事求是。书院是研究儒家高深学问的文化教育组织，研经读史是书院师生的生活重心。书院的经史教育不同于填鸭式、应付式的教学模式，正如王夫之所说“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要求学者在思接千载的脉络中体察儒家穷理尽性之道，关注对大本大原问题的探究。同时在治学精神、学术方法上，书院师生秉持实事求是的宗旨，不满足于表面的知识与现象，重视实证、实修、实行，反对空谈与玄想，挖掘儒家经史之学的思想理路与现实关怀，追根溯源地深入探究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有教无类、兼容并包。书院在招生上往往打破传统官学的种种限制，如门第、地域、年龄等，为更多士子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书院不仅接纳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学子，还常常跨越地域界限，吸引各地学生前来求学。同时邀请不同学派学者讲学论辩，包容、接纳不同的学术观点。在日常的教学与研究中，师生之间既讲求师道尊严，又鼓励师生之间平等交流、质疑问难，充分保障学生的自主性。

　　——明体达用、经世济民。“明体”指对儒家之道这一本体的认识与洞察，“达用”指在道德感召、人格教育的基础上，将儒家之道应用于具体的社会实践领域之中。张栻曾说：“世之兴废，生民之大本存焉，其可忽而不讲哉！”凸显了关切国计民生在书院教育中的突出地位。因此，书院教育强调内圣与外王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思想与行动相结合，旨在培养具有高度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具备致君泽民能力的明体达用、经世济民之才。

　　这些精神底蕴不仅为古代书院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也成为我国现代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借鉴，更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光明日报》（2024年08月07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