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赛（上海音乐学院研究员）

　　先秦礼乐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石。黄帝制作《云门》《大卷》《咸池》，为中华礼乐文明奠基。喾制作《五英》，将礼乐与行政联系起来，依时节进行常态化、规范化祭祀。周公集历代先王礼乐之大成，制作大型宗庙乐《大武》，表现周初的武功与文治。周的诗乐文化十分发达，以诗乐化性化俗，取得了显著成效。先秦时期制作和保存了大量乐舞，到西周时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礼乐体系。秦、汉以来，历代统治者都没有放弃复兴礼乐的努力，礼乐文明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渗透到中国每一片乡土中，持续影响到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中华文明独特的标识。

　　黄帝创建中华礼乐文明

　　礼乐的起源与意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命题。《礼记·乐记》：“圣人作乐以应天。”早期礼乐表现人类对天神的敬畏、崇拜与感恩。礼乐由天神崇拜进而发展到揭示天道与天理。《礼记·乐记》说：“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礼乐内化为人的德性，变成人类内在的自觉要求，疏导情感、提升认识，强化族群间的认同感和凝聚力。《礼记·乐记》：“礼乐偩天地之情，达神明之德，降兴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体，领父子、君臣之节。”礼乐思想和礼乐体系，最终成为中国核心的价值和制度，是中国社会长期维持稳定的基础。《礼记·乐记》：“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

　　最早的音乐，是表现天神崇拜的。《礼记·乐记》说：“乐由天作。”“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通典》传说伏羲作《扶来》或《立本》、神农作《扶持》或《下谋》、少皞作《大渊》。这些乐舞，与当时人们的劳动、生活、宗教、巫术关系密切。

　　黄帝集上古乐舞之大成，制作《云门》《大卷》《咸池》三种乐舞。《云门》为文乐，表现黄帝出生时天上有祥云，黄帝有很好的福气，能够统治诸部落，并依云分类治理。《大卷》为武乐，表现黄帝战功赫赫，战时用来鼓舞士气和震慑敌方。《咸池》为文乐，表现黄帝仁慈，安排百姓食用，深得民心。据传，黄帝还发明律吕，铸造乐钟，初创了以听觉图腾为基础的礼乐体系，是中华礼乐文明的奠基人。

　　颛顼效法黄帝乐理制作《承云》乐舞，大大丰富了器乐表现力。喾将先王之乐的精神提炼为“中”，运用宫商角征羽五声音高理论，标志着乐理论体系逐渐独立。

　　尧初制《大章》乐舞，彰显黄帝、颛顼、喾的治道和自身的合理性。尧将农业生产、社会治理、礼乐祭祀三者紧密结合，努力构建礼、乐、刑、政四位一体的体系。后来，尧增修《大章》，宣扬尧平章百姓的政绩。《大章》不断丰富和发展，反映了礼乐从崇天德到崇地德到崇人德、从敬先王到敬人王，不断完善。

　　舜的音乐活动贯穿其政治生涯全过程。舜摄政之初，请质制作了《九招》《六英》《六列》，践行先王之道，学习先王之乐，团结先王之臣，最终保住继位权。舜即位后，命禹制作《韶》，仿效先王之乐，以延续先王之政、统率先王之臣。《韶》的表演者头上插着鸟毛，身上披着兽皮，边走边敲击石磬，用人声模拟鸟兽的叫声，绕着辟雍学宫表演。舜又命禹制作《九招》，共有九个乐章，向历代先王汇报政绩。舜还制作了《南风歌》，宣扬自己的孝道和政绩，开创了弦歌治国的模式。舜命禹摄政时，制作了君臣相和的《卿云歌》，明确了元首充分授权、臣工各担其责的治理模式。舜健全了音乐制度，设立掌管音乐的机构乐正，任命音乐官员夔，将乐广泛用于祭祀神明、封赏诸侯、教育士子、镇服蛮夷等领域。舜通过礼乐实现了垂拱而治。周武王封舜之后于陈，《韶》乐得以传承。孔子到齐国时，还听到了《韶》乐。

　　禹在舜朝即主持制作《韶》乐，积累了威望。即位之初，禹延续了舜禘、郊、祖、宗四种祭祀制度，努力实现道统与血统的统一，有利于统治权的稳定交接。禹命皋陶制作《大夏》，弘扬历代先王的功德，团结各大宗族势力，巩固了执政地位。禹取得较好的政绩后，命皋陶增修《大夏》，扩充至九个乐章，也称《九夏》，宣扬禹治水的功绩，并实施礼乐教化，树立个人权威。周武王封夏之后于杞地，夏乐得以传承。

　　商自契以来，就形成了祭祀祖先的传统。汤集历代祭祖礼乐之大成，制作祭祀契和配祀相土的礼乐。这些礼乐仍有很少一部分保存于《玄鸟》《长发》。汤建国伊始，初修武乐《大获》，展现汤的赫赫武功。《大获》亡佚，《长发》祀汤享神初献、亚献、终献乐章部分遗存。汤的统治巩固后，增修文乐《大护》，以宣扬德政，笼络百姓，吸引方国归附。《大护》亡佚，汤孙太甲祀汤，作《那》乐章。《那》可分为迎神、享神、送神三部分。商祀太戊作《烈祖》乐章，也可分为迎神、享神、送神三部分。商祀武丁作《玄鸟》《殷武》乐章。商纣坏礼乐，兴淫乐，遂成亡国之音。周武王灭商，商族在宋地用《桑林》奉商祀。孔子七世祖正考甫从宋地采得《商颂》十二篇献给周太师。《商颂》后来失佚七篇，孔子编订《诗经》时，只录入《商颂》五篇。《商颂》主要颂扬契、相土、汤、太戊、武丁等的功德。

　　周集礼乐文明大成

　　周公在还政于周成王之际，集黄帝、尧、舜、禹、商等历代先王礼乐之大成，主持制作了大型宗庙乐《大武》，表现周建国初期的武功与文治。《大武》有舞队、鼓队和歌队，舞场坐北朝南，为长方形，纵向置五个舞表。《大武》的舞义、舞位、舞容与舞诗较完整地记录在《礼记·乐记·宾牟贾》中。《大武》为武乐，表现周的赫赫武功，盛威于中国，取得了良好的教化效果，确立了后世宗庙礼乐的规范。

　　周构建了颂、雅、风诗乐体系。周传承了《夏颂》和《商颂》，制作了《周颂》和部分《大雅》，歌颂周历代先王、周文王、周武王的功德。周在继承尧、舜燕乐的基础上，制作了《小雅》和部分《大雅》。周收集尧、舜以来各宗族老百姓的古老民歌以及周各地遗民的新民歌，辑成《风》。周将诗乐与礼制相配合，实践与理论相配合，创立新的乐制，制造新的乐器。周诗乐表演，以器乐开场，由起鼓开始，以铙乐收场，整齐划一，声音雅正；声乐继之，以拊开始，以雅结束，歌者唱颂《颂》与《大雅》，歌颂先王的功德和训辞。声乐与器乐密切配合，以声歌、丝弦、吹管为主，有工歌、笙奏、间歌、合乐四种形式。周诗乐体制包含乐教、乐音、乐器、乐舞等职部。周诗乐表演与礼紧密结合，寓意君臣之教、父子之教、上下之教。《风》反映各族老百姓的真实情感，周据以考察百姓意愿与官员政绩的依据。东周春秋末期衰弱，诗乐流失严重，孔子对周诗乐做了整理，形成了《诗经》乐谱。周诗乐记谱法应为声曲折谱。周诗乐在不同的礼仪场合展演，陶冶情操，教化风俗，规范行为，统一思想，获得了老百姓的支持，大大巩固了周的统治基础，维护了周政权的长期稳定。

　　周诗乐要求歌者不断提升德性，歌者的学识与品行要和言者（先王、贤者）相匹配，贴切表现诗乐中的情感与精神，在感动自我的基础上感化他人。歌者要做到直己和动己。直己，是讲歌者要将言者（先王、列祖、贤臣）的德性融入自身，再自然地表现出来。动己，是讲歌者被言者的德行所感动，感动自己，然后感化他人。《周颂》歌颂历代先王，主要是周文王、周武王的功德，歌《周颂》者要宽静而柔正，有最高的德性，发出的德音，与言者的德行相匹配。《大雅》歌周文王、周武王、周宣王，周厉王、周幽王的事迹，歌颂对象都有盛德，歌《大雅》者要见识广博，思想通达，崇信周文化。《小雅》多为君王宴请群臣、使臣，兄弟、故旧等场合表演的诗乐，歌《小雅》者要努力培植周礼的核心价值，确立君臣之间、群臣之间、父子之间的相处准则。歌《国风》的德性要求比歌《周颂》《大雅》《小雅》要低一些，歌《国风》者要正直而静、廉而谦。《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对诗乐德性、特别是歌《国风》的德性做了补充和丰富。歌《国风》者要贴近当地风俗传统，对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境遇深切同情：歌《周南》《召南》者要勤劳而不埋怨；歌《邶风》《鄘风》《卫风》者要忧虑家国、不使家国陷入困境；歌《王风》者要思念故土而不惧未来；歌《郑风》者要纤细柔弱、饱含对亡国同胞的怜恤与同情；歌《齐风》者要有大国风范与信心；歌《豳风》者要愉快而不放纵；歌《秦风》者要有胸怀天下的大格局；歌《魏风》者要大气而委婉、简要而易行；歌《唐风》者要深忧远虑，深得尧的遗风；歌《陈风》者要哀婉悲切，深得舜的遗风。《商颂》保留了五代先王遗留的礼乐，歌《商颂》者要处事果断、待人仁义。周集成了黄帝以来的上古先王颂，辑录于《齐颂》中，歌《齐颂》者要温良、果断。

　　周实现了礼乐由崇德向治心的重大转变，通过诗乐对表演者、接受者实施教化。周实施多层次、多角度的礼乐教化，使人和敬、和顺、和亲。诗乐可以明心见性，使人感知自己情绪的变化，再实施积极的干预、调节与提升。诗乐可以培植百姓的善心，养成人们和平、中庸、稳定的德性。诗乐使人温柔敦厚。诗乐的表演者必须自觉优化情性，不断提升德性，以与诗乐相适用。《周颂》化性以中和，《商颂》《齐颂》化性以勇义，培养君子之德，提倡君子之风，引领良好的社会风气。《礼记·乐记》将以风化性分为六种情况：其一，国君昏聩，国力衰微，音乐低沉悲伤，亡国之音使人性情忧郁；其二，国君英明宽厚，国家殷富，音乐舒缓，治世之音使人性情安逸；其三，国君奋发有为，国家积极向上，音乐催人奋进，治世之音使人性情刚毅；其四，国君廉直刚正，国家风清气正，音乐庄严矜正，治世之音使人性情肃敬；其五，国君宽厚仁慈，音乐洪润流畅，治世之音使人性情慈爱温婉；其六，国君放纵淫乱，音乐萎靡不振，乱世之音使人性情淫乱。好的风教化人民养成康乐、刚毅、肃静、慈爱的德性，差的风则使人民养成忧虑、淫乱的德性。周以诗乐化性，进而化俗，构建立体的教化体系，从而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周用诗乐代替舞乐作为教化风俗的主要方法，取得了显著成效。诗乐可以引导正确的感官，引导正确的认识和行为。诗乐可以使人认识到自己的情绪和情感，养成顺气与和气，培植稳定优良的德性。诗乐可以调和夫妻间的关系，实现男女的和谐；可以调整君臣间的关系，实现上下的和谐。诗乐通过从上至下的风和从下至上的谏来教化风俗，使小的风俗统合为大的风俗，旧的风俗转化为新的风俗。跟礼制、法制和行政相比，诗乐更深入人心、更稳定，是更好的教化手段，历经五千年浸润，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深沉而持久的强大动力。

　　《光明日报》（2024年11月09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