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眼观·关心关爱特定群体】 

　　光明日报记者 陈慧娟

　　冯明是一位智力障碍人士，常年待在农村，更不会开车，他的家人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会接到村委会打来的电话，说民政部门查到冯明名下有一辆小轿车，要取消他的低保资格。更令他们不安的是，冯明因拖欠还款被银行起诉到了法院。

　　作为智力障碍人士遭遇骗贷，冯明并非孤例，最近几年全国相继出现类似案件，“骗贷团伙围猎智障人士”更是上了近期热搜榜。

　　防范这一风险，从宏观层面看，应完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审核机制；而具体到个体层面，监护人则是维护他们权益的第一道防线。

　　扩大监护人范围

　　冯明案件经查明，是其表弟吴某和同村人许某以“找工作、找老婆”为由，骗取冯明身份证办理了车贷，并在取得车辆后将车变卖。最终法院以盗窃罪对二人作出有罪判决。

　　这一案件还对冯明的低保资格造成了影响。在广东省恩平市检察院的支持下，冯明的母亲郑阿姨提起了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要求解除与银行的贷款合同，恢复冯明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发放。

　　与健全人不同，要提起诉讼，心智障碍者得先过“两关”：第一关，需要有证明残障等级的残疾人证，或经司法程序鉴定为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第二关，需要有一位法定监护人。

　　冯明有母亲作为法定监护人代为起诉，但很多成年心智障碍者并没有这么“幸运”。在其父母失去照护能力或者去世后，家庭监护的基础不复存在，由谁承担这项特殊的托付，保障其合法权益，就成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难题。

　　不同领域的代表共同探讨如何推动化解成年心智障碍者的监护困境。丁沁摄/光明图片

　　目前多数家庭的选择是由他们的兄弟姐妹等近亲属履行监护职责，但很多纠纷也由此出现。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法院少年及家事审判庭庭长范媛娟办理的一起案件即是如此。

　　张坤有轻度智力残疾，名下有一套拆迁房。张坤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父母在世时将张坤托付于小妹，并表示只要小妹善待张坤，等张坤去世房产就归小妹所有。父母去世后，小妹确实承担了日常照料，但是张坤的弟弟却以担心有人侵占财产为由，拿走了张坤的大额银行存单和房产证等证件，还提出要带张坤去银行“办点事”。经过此事，小妹认为，需要通过法律程序成为张坤的指定监护人，才能更好地保护张坤的权益。

　　“民法典明确了最大程度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和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这个案件中，张坤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他希望小妹做监护人，并且说出了合理理由。我们也走访了村委会、周边邻居，了解兄妹几人日常的关系，最终作出判决，指定小妹为张坤的监护人。”范媛娟说，此后法院还就返还财物纠纷进行了调解，将弟弟拿走的钱划转回了张坤的账户。

　　范媛娟一共办理过涉及心智障碍者的案件18件，皆为申请指定监护人，其中因需离婚的4件，因需继承的3件，因需办理房产证的8件。这些情形都涉及财产的处分。而在另外的情形下，法官会面临截然不同的难题——或者是没有近亲属，或者是相互推诿不愿成为监护人。

　　这一难题随着民法典的实施有了“解法”。根据民法典规定，除了近亲属以外，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可以成为监护人。同时明确，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父母担任监护人的，父母可以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由此，监护人的可选范围大为拓宽，心智障碍者及其父母的意愿得到极大保障。

　　“近两年成年监护制度发展较快，今年有两个大的突破。”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继元表示，突破之一是出现了国内首例由法院指定社会组织担任监护人的案件。

　　这一案件中，陆女士年近70岁，父母、丈夫均已身故，儿子因患精神分裂症长期住院。陆女士兄弟姐妹长久失联，经有关部门联络，不愿担任陆女士的监护人。陆女士户口又属于上海市闵行区“社区公共户”，并无对口的管辖居委会。

　　闵行区法院的法官找到民政部门寻找解决方案。经由推荐，法院联系到了上海闵行区尽善社会监护服务中心。尽善监护是全国首家专业从事监护服务的社会组织且受民政部门监督指导，经过几轮接触沟通和观察，法院最终指定尽善监护为陆女士的监护人，后续同样将其指定为陆女士儿子的监护人，为母子在日常探视、医疗费结算、残疾证及相关权益申请等方面提供服务。

　　防止隐秘的伤害

　　监护人对于心智障碍者来说如此重要，但如果本该实施权益保护的人成了权益侵害人，又该如何及时发现呢？

　　“实践中，这就是心智障碍者案件办理的难点之一，因为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天津市河西区检察院检察官李莉坦言。

　　李莉曾为一位心智障碍者做过起诉支持。60多岁的李冰境遇与张坤相似，他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父母去世后同样给他留下一套房产作为生活保障。哥哥作为监护人，却在2017年以130万元的价格卖掉了他的房产。后哥哥因病住院，这130万元被用于治疗。在去世前，哥哥与妻子协议离婚，约定财产全部归妻子所有。而李冰仅收到了其哥哥银行账户内剩余的20多万元。

　　“李冰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障碍程度比较重。哥哥作为监护人时，把他送进了养老院。李冰的姐姐刚接手时，他的状态并不好，几乎无法与人沟通，根本没有诉讼能力。”李莉说。姐姐成为李冰的法定监护人后，代其向检察院申请了支持起诉。最终法院判决，李冰哥哥的前妻需赔偿李冰109万余元。

江苏省南京市爱德面包坊为心智障碍人士提供就业岗位。新华社发

　　“根据民法典规定，如果近亲属或者居委会、民政等部门发现了监护人不当履职的情况，是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的。”李莉说。但在实际工作中，各地相关部门的履职情况参差不齐，一般侵害也难以被外人发现，因此指定监护人之后，如何有效监督监护人履行职责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探索了监护人履职报告机制，要求当选监护人定期向监督人书面报告履职情况。在钱某姐弟俩争夺已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九旬老父的监护权案件中，该院进一步首创了《成年监护指示》《被监护人人身及财产情况一览表》《监护台账》，指导最终成为监护人的弟弟合法合理履行其职责。这正是张继元所说的“突破”之二。

　　嘉定区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罗宇驰在案件结束后总结，普通人担任监护人时，具体监护能力往往相对薄弱。即使有了报告制度框架，监护人也可能不知报告什么内容。嘉定区法院在钱某姐弟俩案件中首创的“两表一指示”，针对实践中高发的争议点形成了黑白清单，告知监护人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绝对不能做。例如白清单包括：提示留存证据、查明被监护人意愿的步骤、被监护人意愿先后不一如何应对、定期安排就医体检等。黑清单包括：无例外情况不得变更被监护人居住环境、不得违规使用药物、不得处分财产的多种情形、不得拒绝接受纯获利益的行为等。

　　这样的探索填补了民法典的立法空白，对监护争议案件不再只是出现严重不当履职后一撤了事，而是将瑕疵行为、一般侵害行为等不当履职行为也纳入司法评价范围。

　　探索社会监护之路

　　在我国，心智障碍者人群接近2000万。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是否有更可推广的机制，能够尽量规避他们可能面临的监护缺失？

　　更为创新的探索已发芽。

　　2021年9月，国内第一个自闭症服务机构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的创始人田惠萍，作为自闭症人士的家长签署了全国第一份特殊需要信托（以下简称“特需信托”）。

　　特需信托是信托公司针对特殊群体的特殊需求提供的专业服务机制，信托公司接受委托，以满足和服务特定受益人的生活需求为主要信托目的，管理处置信托财产。相较人们印象中的信托服务，特需信托资金门槛大大降低，但所需服务的链条大大延长。

　　“家长们都希望即使他们去世，孩子仍能在一个尽可能丰富、正常的环境中有尊严地生活，但对于任何一个自然人来说，这项特殊的托付都太过沉重。而国家兜底往往最终只能将心智障碍者送入养老机构等，无法满足他们更多需求。”广东省广州市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名誉理事长戴榕告诉记者，特需信托除了委托人与受益人外，基本框架涉及四方，即“管钱”的信托公司、需要作出重大决策的监护人、提供日常服务的服务商以及监督服务品质的监察人，这几方相互合作又相互制约。同时，由于心智障碍者需要的服务比较专业，而且所涉方面众多，最好有一位监护人指定的、类似“中介”的特需管家负责统筹联络各类服务。这样的设计给他们的孩子在一个环环相扣的框架内留下了社会融合的可能。

　　2021年田惠萍虽然签署了特需信托，但这更像是一个规划中的未来服务，除了信托公司是成熟的，其余环节都很欠缺。

　　发展3年来，据戴榕所知，已有超过100个心智障碍者家庭签署了特需信托，至少1/3的信托机构开展了特需信托服务，具有社会监护资质的社会组织已有五六家。

　　2023年3月，原银保监会下发的《关于规范信托公司信托业务分类的通知》实施，特需信托正式列入资产服务信托业务。在戴榕看来，这是心智障碍者金融服务与监护体系的重大进展。

　　“当然，目前相关的实施细则和各项具体标准尚属空白。具有监护资质的社会组织都还太‘年轻’，时间最久的尽善社会监护服务中心也仅成立4年，有3家是今年刚刚成立的。”戴榕作为一位心智障碍者的家长，已经开始“培养”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作为孩子未来的监护人，“比如一些需要我到场的场合、需要我签的文件，我授权扬爱来做，十年、二十年之后它会成为一个合格的监护人。”

　　（文中案件当事人均为化名）

　　《光明日报》（2024年11月23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