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力光、郑若萍（分别系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副编审）

　　西安古城墙东南隅的西安碑林，因碑石丛立如林而得名，是收藏中国古代碑石时间最早，收藏名碑最多的地方。其藏品似繁星浩瀚，品类齐全完备，时代脉络规整有序，是一座经过长时期文化积淀而成的内涵丰厚的传统文化宝库。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的《西安碑林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以《开成石经》为中心，以碑刻碑帖、墓志、画像石、石刻图画、造像等为辐辏，广泛收录碑林馆藏各类石刻文物2500多件（组），精心打造出一座基于西安碑林的“纸上碑林”，让更多读者能够突破空间限制，充分领略西安碑林的独特魅力。

多宝塔感应碑，刻于唐天宝十一载（752）。 岑勋 撰 顏真卿 书

牛耕图画像石，1971年出土于陕北米脂官庄四号墓。

　　纸上宝库 儒学原作

　　因碑林是在数次迁置《开成石经》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因此《开成石经卷》成为《西安碑林全集》的开篇之作。可以说，没有《开成石经》，便没有今日的碑林。

　　《开成石经》刻于唐开成年间，上刻《周易》《尚书》等十二部儒家经典，共114石228面，完整地保存了迄今所能见到的儒家经典的最早版本，其规模之宏大、内容之丰富、镌刻之精湛，被誉为“儒家经典的石质宝库”“中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石头图书”，堪称中华文化的不朽丰碑。随着时代更迭，经战乱兵燹、地震灾劫，加之拓印者众多，石经多有磨灭残缺不可读之处。明万历年间曾进行整修，并刻补缺93石。

　　《开成石经卷》不仅完整地收录《开成石经》及清刻《孟子》的高清原石拓片，同时依据石经顺序，不避重复，将所有补石拓片收录，并据石经原文，参《十三经注疏》等传世文献，详细勘核补石内容，精心考订补石顺序，成就了一座儒学经典纸上宝库。

　　位于碑林中心位置、被称为“碑林第一碑”的《石台孝经》，也是碑林儒学原典的典型碑石。《石台孝经》刻于唐天宝年间，呈长方柱体。碑身为唐玄宗李隆基用隶书亲笔抄写的孔子《孝经》及他亲自作的序，楷体小字为立碑人员及机构；碑侧为玄宗行书批注；碑额为唐肃宗李亨小篆额题。一座石碑集两位帝王的四种书体于一身，在碑林中实属罕见。唐玄宗立碑以孝治天下，《石台孝经》的整体设计体现出这一理念：三层石台寓意大地，碑首卷云华冠意指天空，即孝道长存于天地之间；碑顶九宫格代指九州，东南西北各一座高浮雕山峰代表四岳，中岳换以方形石台指代长安，即以长安为中心，九州、三台、五岳皆以孝治。

　　《全集》所收《石台孝经》不仅展示出实物风貌，还以拓片高清展陈了唐玄宗堪称唐代典范的隶书，而底部三层石台的精美纹饰、顶部九州五岳的精巧设计，极具艺术性。通过翻阅《全集》，读者可览尽西安碑林藏石之风貌。

　　丰碑如薮 宝刻成

　　在《全集》中，书法艺术集中体现在6卷册的《碑刻碑帖卷》中，此外在《墓志卷》《造像卷》中也不乏碑林书法精品。《碑刻碑帖卷》收录从秦至近代的碑石约500种（组），其中包括10多件国宝，这些碑石承载了此类石刻艺术，特别是我国书法艺术的缘起变迁与丰富内涵。

　　如秦代《峄山刻石》，书者为李斯，内容为秦始皇东巡山东邹县时，为纪其一统天下、废分封、立郡县之功绩所立之碑。唐代张怀瓘《书断》列李斯小篆为“神品”，书界有“学篆必先宗二李（李斯、李阳冰）”之说。碑石后遭焚毁，李斯篆书经拓片流传，杜甫遂有“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之诗，而碑林所藏“长安本”，是其年代最早、摹刻最精的版本，被公认为目前书法界的最佳摹本。唐代《集王圣教序碑》历来有“三绝碑”之称，“三绝”即指唐太宗所作序言、唐高宗所作记文以及所集书圣王羲之灵动飘逸的行书。

　　又如唐代书法名家颜真卿创造的遒劲磅礴的“颜体”。苏轼称：“颜鲁公书法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颜真卿的风骨和人格，连同他的书法代表作《多宝塔感应碑》《颜氏家庙碑》等，一同屹立于碑林，千年不倒。

　　碑林中名家碑刻众多，“魏碑体”的气象浑穆，欧阳询的工稳峻整，褚遂良的飘逸隽美，柳公权的骨力洞达，赵孟頫的工稳秀丽，董其昌的清丽俊雅，张旭、怀素的狂放不羁等，共同构成了一部石刻书法史。

　　《回元观钟楼铭》作为唐代著名的道教碑刻，乃是柳公权书法的经典之作，它翔实记录了睿宗皇帝下令在安禄山旧址创建回元观的那段历史。睿宗皇帝亲手缔造的景云钟，是中国现存唯一的由皇帝撰书并亲自监工铸造的青铜大钟，其精湛工艺尽显唐代高超的冶铸技术，故而享有“天下第一名钟”的盛誉。《大夏石马》则是唯一留存且带有大夏纪年标识的珍贵文物。《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位列世界四大名碑之中，它忠实记载了外来宗教于贞观年间传入中国的详细情形。可以说，西安碑林的众多碑刻，从一个独特的侧面，生动展现出我国社会、政治、思想、风俗等诸多方面的发展变迁历程，有力彰显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

　　汉画石刻 深沉雄大

　　画像石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艺术形式，产生并流行于汉代，主要用于砌筑、装饰地下墓室和地上祠堂等建筑。鲁迅曾说：“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

　　观《画像石卷》所收馆藏120余方（组）自陕北地区征集和发掘所得的汉画像石可知，其构图与元素相似，皆呈现出汉代独有的艺术韵味与文化特质，能让人领略到汉人石刻那气魄深沉雄大的独特魅力。如门额上描绘有捣药玉兔、翻腾翼龙、展翅朱雀、戏兽羽人等仙境世界；门柱上多为放牧狩猎，呈现出当时畜牧业繁荣发达的景象；车辚辚马萧萧的出行、宾客尽欢的宴饮、乐舞百戏、斗拱楼阙等，展示的是欢歌笑语、富丽奢华的美好日常；牛耕图、拾粪图、嘉禾图，展现的是春耕、施肥、秋收全过程的农耕生活。故翦伯赞说：“这些石刻画像假如把它们有系统的搜集起来，几乎可以成为一部绣像的汉代史。”

　　在《全集》里，石刻图画的呈现独具匠心。往昔多附于碑刻碑帖的它们，首次独立成卷。其中风俗画、寓意画、山水花鸟画等，在古代刻工的精雕细琢之下精细展陈；济世安邦的美好愿望，在铁线描、兰叶描等诸多技法下虔诚铸就。经幢、造像为首次收录且单独成卷，利于后人构建起相关的知识体系。这般分门别类，塑造出“纸上碑林”别具一格的韵味。

　　志传人生 贞珉千秋

　　墓志是最能彰显碑林传统文化宝库价值的存在之一。墓志作为一种遵循特定制式的文体，主要记述志主的名讳世系、生平经历及其子孙的大致情况，同时还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经济制度、风俗信仰和文化交流等信息。在碑林之内，墓志大多被镶嵌于各个展室的墙壁之上，抑或是陈列在展室外的走廊之中，但由于场地所限，实际能够展出陈列的数量颇为有限。而《墓志卷》却凭借其宏大的规模体量、完备的序列编排，构建起一部能够反映社会政治格局演变、思想信仰发展脉络的中华文明史，其意义深远而重大。

　　如圆首碑形的《徐君夫人菅洛墓碑》，是墓葬习俗中地上墓碑向地下墓志过渡的代表性石刻；“鸳鸯七志”记录了北魏七对夫妻尘封千年的爱恋故事，反映出魏晋时期皇室与世族联姻的状况。

　　北魏、隋代宫女墓志与唐代宫女墓志则呈现出鲜明的对比。北魏、隋代宫女墓志详载姓名与生平，使那些被历史尘封的宫女个体形象得以鲜活呈现，她们不再是无名无姓的群体，而是有血有肉、有着独特经历的生命个体。而唐代宫女墓志却姓名、籍贯、家世皆模糊不清，个体生命沦为简单的符号象征，这种差异反映出不同时代宫女群体在社会地位、宫廷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情况。

　　唐代《米继芬墓志》记载昭武九姓中米国质子米继芬在唐朝为官的生平事迹，其家族世代信奉景教，但死后却遵循汉人风俗下葬。这一细节反映出米继芬及其家族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更彰显出中华文明强大的包容力。在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不同地域的文化相互吸纳、融合，共同绘就一幅绚丽多彩的中华文明画卷，而这方墓志正是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客观见证。

　　在这千百方墓志中透露出来的，实则是对生之希望的深切寄托：买地券为亡者在彼岸世界丈量土地，延续现实世界的衣食住行、耕读渔猎；志尾不厌其烦地叙述子子孙孙婚姻嫁娶的情况，饱含对家族绵延昌盛的美好祝愿；家族墓志的集中出土，展现出一个家族曾经的繁荣昌盛。

《西安碑林全集》 赵力光 裴建平 主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全集》以全面的收录、清晰的分类、宏大的规模，为世人开启一扇通往更为广阔深邃的西安碑林文化世界的大门，使这座“纸上碑林”的魅力得以释放，让读者可以尽情领略其中承载的千年风华与不朽价值。

　　本文图片均选自《西安碑林全集》

　　《光明日报》（2024年12月19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