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飞（南通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宋代文学繁荣昌盛，涌现出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柳永、李清照、陆游、辛弃疾等众多大家。然而，若要从中挑选一位最具代表性的标志性人物，苏轼无疑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选择。他在诗、词、文、书画等多个方面都取得了非凡成就，是宋代文学的光辉典范。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广受认可的人物，由于明代嘉万时期不同文学流派在选择效仿对象上的差异，竟使他遭到了忽视，乃至一度处于几乎被遗忘的境地。如今我们还能继续探讨苏轼，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王世贞当年对他的高度推崇，从而让他“再现”到大众的视野中。

　　在审视明代文学发展的全貌时，沈德潜从诗学视角出发，将宋元两朝与明代进行对比后认为：“宋诗近腐，元诗近纤，明诗其复古也。”复古，是明代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以李梦阳、何景明为核心的前七子，掀起了明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次复古思潮，不过他们为文标举秦汉，为诗则是古体学汉魏、近体学盛唐，这就直接跨越了宋元两代，更不用说将苏轼作为学习的典范了。

　　至嘉靖时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不仅继承了前七子的文学复古理论，还将其发扬光大，从而形成了明代文学史上的第二次复古思潮，然而，最早学习前七子理论的，却是王慎中、唐顺之等人。在嘉靖十四年以前，王慎中、唐顺之追随李梦阳，注重格调、法度，取法秦汉，如唐顺之是“素爱崆峒（按：李梦阳）诗文，篇篇成诵，且一一仿效之”，拉开了嘉万文学发展的序幕。然而，后来他们转而推崇阳明心学，追求个体精神自由，于嘉靖十六年标榜唐宋文，并批判前七子之论。《明史》曰：“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下无可取。已悟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虽然唐宋派学习的主要对象是韩愈、欧阳修、苏轼、曾巩等唐宋八大家，但他们在取法时的轻重上有所不同，李开先敏锐地察觉到王慎中“始尽发宋儒之书读之，觉其味长，而曾、王、欧氏文尤可喜，眉山兄弟犹以为过于豪而失之放。……但有应酬之作，悉出入曾、王之间”，即指出唐宋派对曾巩、王安石、欧阳修的推崇远在苏轼父子之上，且对苏轼的豪放文风不以为然，这一倾向实则反映了唐宋八大家之间文风存在的差异性与多样性。确实如此，苏轼就曾对曾巩进行过批判，他说道：“曾子固编《李太白集》，而有《赠僧怀素草书歌》及《笑已乎》数首，皆贯休以下，格调卑陋。”正如李开先所述，王慎中言及：“由西汉而下，莫盛于有宋庆历、嘉祐之间，而杰然自名其家者，南丰曾氏也。”他极力推崇宋代庆历、嘉祐年间之文，而不是元祐年间的苏轼等人，这表明了整个唐宋派是以冲和平淡、温柔敦厚为主的文学取向。唐宋派在创作上不太注重辞藻的华丽，从而可能导致作品在某些方面显得格调不够高远，如王世贞说道：“晋江诸公又变之为欧、曾，近实矣，其失衍而卑。”因此，由于前后七子对宋文的批判态度，以及唐宋派对欧阳修、曾巩一脉的喜爱，苏轼并未成为众人争相效仿的对象，遭到了冷落，甚至有人避之唯恐不及。对此，王世贞感慨道：“苏长公之诗，在当时天下争趣之，若诸侯王之求封于西楚，一转首而不能无异议，至其后，则若垓下之战，正统离而不再属，今虽有好之者，亦不敢公言于人，其厄亦甚矣。”一句“其厄亦甚矣”直接揭示了当时的困境。这种情况限制了苏轼的文学地位，且对苏轼在后世的传播和接受产生了不利影响。显然，唐宋派虽然反对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理论，推崇唐宋之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促进了苏轼之文的广泛传播。历史往往呈现出复杂多面性，其中的假象需要我们仔细甄别，不能仅凭主观臆断。

　　即使是明初朱右选编有《六先生文集》，提出韩、柳、欧、曾、王、三苏之论，其中三苏合为一家，隆庆年间陆粲有《唐宋四大家文钞》，直指韩、柳、欧、苏四家，以及茅坤在万历七年编订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明确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八家，但是他们各自的努力都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唐宋派的整体文学取向，苏轼之文依旧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

　　历史确实常常展现出趣味性和戏剧性的一面，打破苏轼被边缘化困境的，竟是那位倡导秦汉文风的后七子领袖——王世贞。如前所言，根据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整体主张，身为宋人的苏轼不在取法范围之内，且他们认为整个宋代文学的格调都不高。如王世贞就曾在回味宋诗的发展历程后指出：“余所以抑宋者，为惜格也。”他还指出：“六朝以前所不论，少陵、昌黎而后，苏氏父子亦近之，惜为格所压，不得超也。”不过这并不是王世贞的全部态度，私底下，他还是非常喜欢苏轼的。他曾说道：“余于宋独喜此公才情，以为似不曾食宋粟人，而亦有不可晓者。”并且他还认为：“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独苏公之作最为便爽。……苏公才甚高，蓄甚博，而出之甚达，而又甚易；凡三氏之奇尽于集，而苏公之奇不尽于集。故夫天下而有能尽苏公奇者，亿且不得一也。”这一做法巧妙地将苏轼从宋代文学的框架中独立出来，使他超越了前后七子文学复古主张的限制，而非简单地将其置于对立面。王世贞对苏轼的高度肯定，并非刻意地标新立异，而是源自内心的自主选择，如他晚年回忆道：“余十四岁从大人所得《王文成公集》，读之，而昼夜不释卷，至忘寝食。其爱之出于三苏之上。”虽然这更加说明了他推崇王阳明，但此时又反映出在这之前，他早就喜欢苏轼父子了，且远早于他认识李攀龙之后所从事的文学复古运动。

　　可贵的是，在复古之时，王世贞对苏轼的这种喜爱没有被遮蔽，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加凸显，他甚至还编撰《苏长公外纪》一书，直接表达出自己对苏轼的尊崇，并还说自己是将此书“置之山房之几，暇日抽一卷佐一觞，其不贤于山腴海错者几希”。刘凤曾在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序》中说道：“（按：王世贞）以疾乞归，病遂大作。予往问焉，则见其犹恒手子瞻集。”这就更加证实了王世贞对苏轼文集的喜爱，真是做到了至死不变。所以，在王世贞文集中，有《余游蓬莱阁睹弹子涡石因记苏长公一章歌之》《山行至虎跑泉庵次苏长公石刻韵》《和苏长公南华寺韵》《和苏长公妙高台韵》《题王晋卿〈烟江叠嶂图〉苏子瞻歌后仍用苏韵》《摹苏长公真迹》等诗文之作，皆可见苏轼的身影。整体而言，王世贞对待苏轼的态度是“毋论苏公文，即其诗，最号为雅变杂糅者，虽不能为吾式，而亦足为吾用”，也就是强调了苏轼为文之法的实用性，这已经是对文学复古运动取法的巨大突破了。

　　在众人对苏轼讳莫如深时，王世贞却不拘泥于秦汉、盛唐，在宋代文学中独推苏轼，他还在其文集中，多有仿效苏轼之作，从而使后人阅读其文集时，会直接或间接地接受苏轼。作为当时文坛盟主的王世贞，他这种对苏轼的重新发现和广泛推广，具有示范性，极大地推动了苏轼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如在后七子中，宗臣、吴国伦便直接受到了王世贞的影响，对宋代诗文也有所肯定，宗臣认为苏轼文章畅达，吴国伦则认为以苏轼的才气风节，可以获得“有足雄一世而倡后来”的历史地位。再如袁枚在阅读王世贞文集后，就认为王世贞《短歌》《弃官》这类诗作同苏轼诗风非常相似，达到了“果似子瞻”的效果，其《随园诗话》提及苏轼居然多达五十余次。

　　概而论之，简单地从文学流派出发，将唐宋古文和秦汉古文进行对立，而不去把握其内在联系，明晰关键人物的重要作用，就无法认知事情的本来面目。明代嘉万时期，由于各流派文学主张的差异性，导致苏轼被遮蔽了，唐宋古文的发展历程，特别是苏轼的“再现”，都不能忽视王世贞的影响。可以说，王世贞是在苏轼被遮蔽后，使之“再现”的第一人，从而进一步提升了苏轼在明清文学史中的地位，这是苏轼传播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值得我们深入关注和研究。

　　《光明日报》（2024年12月30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