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追忆】 

　　作者：邵建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研究员）

　　2024年11月14日，金冲及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从2013年起，我开始在先生身边工作。在这十多年里，除最后一段时间外，他每周都有一到两天到位于前毛家湾的办公室，使我得以借工作之便向先生请教治学中遇到的各类疑惑。先生每每娓娓道来，答疑解惑，将毕生治史心得倾囊相授。

　　金冲及先生的学术生涯由治近代史起，至51岁时因工作需要开始转到党史研究领域，先后主编完成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李富春等人的传记，撰写了以《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为代表的各类著作，并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的名家和学界仰望的一座高峰。作为深受先生指导的后学，梳理总结他研究中共党史的思想和特点并将其继承下去，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金冲及先生治党史，始终在提出并回答“问题”

　　金先生主张，一篇好的研究文章总要解决一个前人未曾提出或未曾很好解决、后人却无法绕过的问题，将研究向前推进一步。在晚年的谈话中，他反反复复地不断提及这一点，由此可知此事在他心目中的分量。他曾举撰写《辛亥革命史稿》第三卷为例。在着手写这一卷时，首先要讲到四川保路运动。而当时四川大学校长、中国近代史专家隗瀛涛教授的专著《四川保路运动史》已经出版，他是这个问题的权威学者，又是川人治川史，在各方面都有优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很全面、透彻。这种情况下，《辛亥革命史稿》第三卷应该怎么切入？经过阅读隗教授的专著并深思熟虑后，金先生提出，关于四川保路运动还有几个重要的问题有待解决：第一，1911年，清王朝已处在摇摇欲坠、朝不保夕的地位，为什么清朝政府偏偏要在风雨飘摇的时刻采取将商办铁路收归国有这样风险很大的举动？第二，清政府的这项决定公布后，湖北、湖南民众的反对最早也最激烈，但保路运动的最高潮却在反应较慢、起初态度较温和的四川掀起，并且成为辛亥革命的直接导火索，这是为什么？第三，四川保路运动的主角如何由立宪派一步步变成了革命派？《辛亥革命史稿》第三卷正是围绕这些问题徐徐展开，既对保路运动的基本脉络有清晰的交代，又避免与已有研究成果的重复，提出并解决了新问题，写出了新意，推动了辛亥革命研究的进步。

　　纵览先生的党史著作，提出并回答一个又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其中最为精彩的华章。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等著作中，写到党的成立时，他明确提出：人们是怎样从辛亥革命后一步步走到马克思主义道路上来的，党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诞生？这个问题，确是一个重大而根本的问题。为此，金先生从国际局势着眼，论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对整个世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继而分析了国内思想界由此发生的剧烈变化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在著作中写道：“许多人在经历了痛苦的自我斗争后，心甘情愿地准备牺牲原被他们看作至高无上的某些个人自由，甚至在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中国大地上以波澜壮阔的规模广泛传播，形成气势磅礴的思想主流。”这就从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时代背景、思想根源和组织基础，使人们理解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理解中国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并继而走到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它像光芒四射的灯塔，指明了中国人民的斗争道路。”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漫长历程中，各个时期都面临着各自不同的问题。党正是因为准确地认识到它们，由此提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目标和行之有效的行动纲领，并带领人民为之不懈地奋斗，才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在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一步步走到今天。书写党的历史，不仅要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也要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夹叙夹议，有质有文，使读者读了之后可以从中吸取营养，引发思考，真正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金冲及先生治党史，正是抓住了这一根本，从真问题、大问题出发，以宽广而长远的历史眼光、深刻而富有洞见的思考、真实而生动的历史叙事，实现了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有机统一。

　　金冲及先生治党史，满怀“当代人要写当代史”的使命和情感

　　史学界一般认为，当代人写当代史难免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对此，金先生当然并不否认，但仍认为当代人写当代史是一种无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历史上发生的一切，有时越是普遍存在而被人们习以为常，反而越容易被视为不言自明而未被专门记录下来，或者只是语焉不详地随便提到，并不引人注意。即便做了详细记录的文字资料，是否都同事实相符，是否存在有意的掩盖以至曲笔，后人要作出准确的判断也不是容易的事。况且，后人所生活的环境会有巨大的变化，而人们通常习惯于用自己的经验去理解或判断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环境和事实，这就容易产生或大或小的误差。

　　正因如此，金先生深感有责任和使命把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把自己身处时代的氛围、思潮和人们的情感变化告诉后人，为时代留下记录，为后人开一扇回望历史的窗口。也正因如此，他的文字充满了温情的力量，“笔端常带感情”，真正做到了史家所谓“了解之同情”。在论述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左”倾盲动错误时说：“那时候，中国共产党刚成立了六年，是一个年轻的党。许多党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顽强不屈，把斗争坚持了下来，但十分缺乏对付如此复杂局面的经验。对国民党屠杀的愤怒和复仇的渴望，对一部分人动摇背叛的强烈憎恨，使他们产生一种近乎拼命的急躁的冲动的心理，往往只看到（甚至夸大）事情有利的方面，而忽略（乃至无视）事情不利的方面。对情况作出错误的判断。”“对相隔不久的大革命高潮中那些轰轰烈烈场面的强烈回忆和怀念，使他们中许多人不容易承认已经大大改变了的冷酷现实，从实际出发，做出长期打算，而以为只要凭着满腔热情，不难很快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对新中国的成立，他写道：“1949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并不只是一个政权代替了另一个政权、一种政治力量代替了另一种政治力量。它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他对任继愈教授的感受深为认同，并引用道：“只有历尽灾难、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才有刻骨铭心的‘翻身感’。经过百年的奋斗，几代人的努力，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这种感受是后来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年们无法体会得到的，他们认为中国本来就是这样的。”

　　今天，我们回顾党的历史，如何准确地分析历史之所以如此发展的深层原因、汲取经验教训尤为重要。金冲及先生书写党史，以“当代人要写当代史”的担当，以充满感情的笔触，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参与者，为后人展现了他所处那个时代的纷繁背景，以他史家独特的视角记录了当时的时代氛围、社会心态、风俗习尚，以及不同人群的复杂心理、他们对某一事物在认识和感情上的变化轨迹等。通过这样的记录，人们能够置身历史之中，设身处地地理解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将其看作充满复杂性的全部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再孤立地审视局部，从而可以作出进一步的思考。所以，先生的著作不仅能说服人，更能感动人，不但能够用正确的道理教育人，同时也能用高尚的情操陶冶人。

　　金冲及先生的党史著作气势恢宏，是“大历史观”在党史领域的具体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从历史哲学高度提出大历史观，以之为新时代认识、借鉴和把握历史的科学观念。金先生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得到周谷城、谭其骧、周予同、胡厚宣、陈守实、蒋天枢等先生的教导和熏陶，在浓厚的中国史学传统里成长，而这一传统向来具有宏大的关怀。周公论“殷鉴”，就已经不仅仅是“原始的历史”，而兼具“反省的历史”意义；司马迁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作为《史记》撰述的目标，总结了历史因革损益和兴亡盛衰的规律；郑樵将这种传统概括为“会通”，即“会天下之书而为一书”“贯二帝三王而为一家”“极古今之变”。受此传统的滋养，金先生自是拥有大视野、大关怀。不仅如此，曾长期领导他工作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胡乔木、胡绳也十分重视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胡乔木曾说：讲历史，“不要陷到一件一件历史事件里面去”，否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说了许多历史，反而看不到历史”。胡绳说：“我们的历史研究必须以大量的可靠的史料为依据，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看出历史发展中的本质的东西。”金先生在这样的传统和环境里求学、工作，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一传统在党史领域的实践者。

　　先生曾说，文章应尽量避免流于“大而空”或“小而碎”。也就是说，研究尽管可以从小处着手，但一定要从大处着眼。不仅要聚焦某一个具体的研究对象，对其所处的时代，所处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经济社会的宏观变化等，都应有所观照，在历史的沧桑巨变中把握其中的结构，透视其间的因果，总结其中的规律。可以说，他的党史研究不论其具体对象大小，都蕴含着对历史的整体思考和关切。2020年，他完成《1927：生死转折》的写作，在书中提出，蒋介石敢于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直接动因之一是获得江浙金融界的大力支持。在写作前后，他在同笔者的谈话中说：中国的民主革命从“打倒列强除军阀”到“推翻三座大山”，多出一个官僚资本主义。它是何时、以怎样的方式出现，又是如何一步步发展的？《生死转折》中的考察就是一个小小的尝试。

　　金冲及先生的党史著作处处体现着这种宏观思考。他的长时段研究如《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架构宏大，从甲午战争写起，历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党的成立、国共从合作到内战、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社会主义改造、从“大跃进”到大调整、“文化大革命”直至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等等。在漫长的叙事和宏大的架构中，始终贯穿着明确的主线，他以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主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大历史任务——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为线索，展开对百年历史的叙述，正如《史纲》最后一章中所点明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整个二十世纪一直是中国无数志士仁人顽强追求的目标，一直是时代潮流中的突出主题。中国的革命也好，建设也好，改革也好，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这可以说是贯穿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基本线索。”他的短时段研究如《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以1947年的中国为舞台，全景地展现了这一年中国各派政治力量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美国政府的政策选择、战略行动，中国农村、城市各个阶级、群体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的变迁，中国社会氛围和民众思想的嬗变。这种全景式的叙述始终围绕着开篇即提出的一个主题：“正是在这一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二十年来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从优势转变为劣势，在内战战场上从进攻转变为被动挨打，由强者变成弱者；反过来，中国共产党却从劣势转变为优势，在战场上从防御转变为进攻，由弱者变成强者。双方力量对比在一年内发生的这种巨大变化直接影响并支配着此后中国的走向。”同样，他的人物研究，也常能跳出具体叙述的束缚，上升到哲学或理论的层面进行思考，写出兼具史学之长和哲学之美的文章。比如他在党的领导人诞辰纪念时的一系列文章、讲话，能从人物数十年的漫长生命历程中抽象出最具代表意义的几个关键词，比如“战略思维”“主要矛盾”“群众路线”之于毛泽东同志，“光荣而不朽”“温暖”之于周恩来同志，等等。

　　斯人已逝，但先生对党的历史、党史上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的思考、研究，既有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意义，又为后来的党史工作者树立了榜样、指明了方向，值得我辈永远铭记，并沿着这条道路将先生未竟的事业努力做下去。

　　《光明日报》（2025年01月01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