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浩然（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

　　2024年12月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将中国春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而在一年前，2023年12月22日，第78届联合国大会将中国春节确定为联合国假日，这些都为世界了解中华文化提供了契机。

　　事实上，西方对中国春节的关注由来已久。特别是以尤妮斯·蒂金斯（Eunice Tietjens）、查理·巴克曼（Charles Barkman）和琳达·赫尔（Lynda Hull）为代表的美国诗人，在诗作中将中国春节的传统仪式与浓厚的历史氛围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化张力。

    姚文瀚（清）《岁朝欢庆图》 资料图片

    《燕游诗草》封面 陈浩然摄

    琳达·赫尔 资料图片

　　尤妮斯·蒂金斯的《中国春节》

　　尤妮斯·蒂金斯（1884—1944）是美国著名诗人，其诗作充满了对不同地区文化的细腻感知与深刻思考。作为现代主义文学杂志《诗歌》的编辑之一，蒂金斯积极推动文学现代化运动，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艺术思想在西方受众中的传播作出了贡献。二十世纪初，她在中国的经历为她提供了观察中国文化的绝佳机会。她以敏锐的眼光，在专著《中国形象》（1917）中记录了中国的节庆活动以及文化风貌，其中就包括短诗《中国新年》。

　　中国与西方的新年都具有“万象更新”的含义，共同表达对生命循环和时间流逝的深刻思考。蒂金斯在《中国新年》中强调了更换灶神这种传统文化的仪式感：“宋太太换了新的灶神君，/旧灶神镇守已有一年，/如今他回归天庭，/向老天禀告家中事。”按照传统习俗，旧灶神在过去的一年中守护着家庭，而年底返回时会向天庭汇报这一家的行为。为了得到老天的眷顾，宋女士祈求灶神在老天面前为自己的家庭美言，因此用糖涂抹灶神的嘴：“焚烧旧灶神之前，宋太太用糖/涂抹他的唇；目的是确保/汇报讨人欢心。”蒂金斯刻画出宋女士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敬畏民俗中的权威，另一方面却通过涂糖封唇“操控”神灵，这看似单纯的祈福行为透露出内心的渴求。接着，她用十个铜币购买了一尊绘制精美的新灶神，色彩更加鲜艳、画功更为精湛，以期新请的灶神能继续保佑全家。随着新灶神到来，家里洋溢着喜庆气氛：“如今她请来新的灶中尊，/花了十文铜钱，/神像画得光鲜生动；/焕然一新，理当更加神通，/家中喜气盈门。”

　　对于春节中更替灶神的民俗行为，蒂金斯持有较为辩证的态度，购买灶神引发了她对物化和价值的探讨。表面上看，这种行为无疑把灶神商品化了，即神灵不再是纯粹的信仰对象，而是可以通过金钱赋予价值或等级的物品，这折射出一种对神灵的功利性态度。然而，在春节这一重要的时间节点更换灶神，蒂金斯同时也准确把握到民俗生活中的微观图景。这个祈福过程象征着旧岁的结束与新年的开始，隐含着对平安生活的希冀。

　　查理·巴克曼的《中国春节来临时》

　　美国诗人查理·巴克曼可谓二十世纪早期研究中国文学的重要人物，他的创作起到了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作用。在诗集《燕游诗草》（1923）的前言中，巴克曼高度评价中国：“她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国家。她的巨大资源至今仍是未知数。无人能够超越她的勤劳习惯和对和平的热爱。”这部诗集共收录四十余首诗歌，既包括人力车夫、农夫等普通人，也包括观音、盘古、灶神等传说中的人物形象，还提及了天坛、长城等历史悠久的北京建筑。《燕游诗草》的价值在于它通过全视角、多主题的方式，以诗歌的艺术形式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的信仰与历史，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其中，《当中国春节来临时》一诗更是展现了他对中国春节的独特感知。

　　细读本诗，可以发现巴克曼用西方“生日”的概念理解中国的春节。英国作家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在随笔《新年随想》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即每个人都有两个生日，第一个生日是出生纪念日，但他认为这种生日庆祝的意义已经逐渐淡化；第二个生日则是新年的第一天（1月1日），在他看来这个生日具有更普遍、更深远的意义。无独有偶，巴克曼也认为新年有新生的意义，并将这层含义附着到中国的春节上：“中国春节——通常在西方新年之后约一个月的时间内变动，其庆祝活动持续大约一个月。这是中国农历年中唯一的长假期。在此期间，每个人都迎来一个共同的生日，并接受他人的祝贺。”由此可见，巴克曼将中国的春节视为每个人的节日，是规划全新开始的契机。

　　为了迎接在东方的生日，巴克曼精心筹划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我们整个季度都在筹划要做的事，/我们一直在制定计划；/我们一直在做决定，誓要将其成就。”诗中反复提到春节是一个筹划的时间，此处的筹划既包括文化交流之类的工作，也包括休闲与个人生活的安排。他计划“去拜访一位大学朋友，停留一整周”，还想“跨洋坐船去马尼拉”和“飞速赶往北京，抛下烦恼与纷争”。如果可以，他也在策划“回复自启航日以来欠下的来信，/或者花掉整月的薪水修补牙齿；/还要整理衣橱，不再拖延”。这种工作与休闲的交织体现了春节在中西文化中的多重意义：对于中国人而言，春节是许愿和祈福的时刻；对于巴克曼而言，他将西方文化中“新年立志”行为嫁接到中国的春节，将其看作是个人年度计划的起点。

　　春节的“辞旧迎新”理念与西方人对新年的期待不谋而合，成为跨文化理解的共同点。通过春节，巴克曼感受到一种普遍的人类情感，即对新一年的希望和对实现计划的渴望。这种情感超越了文化差异，拉近了中西文化间的距离。

　　琳达·赫尔的《中国春节》

　　琳达·赫尔是享誉诗坛的美国诗人，以描绘美国城市生活与底层风貌而闻名，其作品先后获得朱尼珀诗集奖、卡尔·桑德堡奖和埃德温·福特·派珀奖等重要诗歌大奖。赫尔后来嫁给了一位来自上海的华裔，夫妻二人在多个城市的唐人街社群中生活过。赫尔对中国春节的了解源自各个城市的唐人街，其作品《中国春节》通过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视角描绘了中国传统的节庆美学，同时抒发思乡、寻根的复杂情感，是一首充满画面感的诗作。结合自身的漂泊生活经历，在与华裔社群的深度接触后，赫尔记录了唐人街的感官盛宴，并对自我身份有了深刻的理解，而这些主题也成了《中国春节》这首诗中的重要元素。

　　唐人街的春节延续了中国的传统节庆文化，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在这些社群的庆祝活动中，驱邪避灾的舞龙、舞狮表演是不可或缺的节目，成为唐人街春节庆典的标志性景象，吸引了大量观众。“窗户贴着方形的彩色窗花，/窗外，人们在街上舞龙，”顺着舞龙的队伍，赫尔目睹“有人倚靠着红塔顶的电话亭”，那应该是因无法团聚而用电话诉说相思的游子。可以看出，赫尔聚焦到春节中多彩的窗花、舞龙队和红塔装饰的电话亭等视觉元素，这些元素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征，体现了春节作为中国最重要节日的仪式感。

　　赫尔也擅长从嗅觉角度突出中国春节的特色。“空气中弥漫着硫黄的气味”，是爆竹的气味，随后“空气中夹杂着人参和黑木耳的气味，/弥漫在楼梯上、走廊间”，记录了华裔人群在节日时准备的宴会食材。人参与木耳都属于山珍，赫尔在保持距离感的描述中记录了华裔居民注重健康养生的生活方式。不仅如此，在街道上热闹的庆祝活动中，“人们传递着米酒，/那里，整个春节都弥漫着醇香”。通过嗅觉的描写，诗人使春节的场景更加立体化。这种细腻的观察传递了春节的热闹氛围，也为不了解中国春节的外国读者提供了感官上的代入感。

　　在唐人街，华人通过春节活动传递家庭观念。对家的眷顾使华裔群体既珍惜生命，也怀念已逝的家人，因此春节就成为祭祖的契机。赫尔留意到“人们在交换金箔与银箔，/安抚徘徊、渴求财富的灵魂”。她的丈夫也从街上购得几件极具象征意义的年货，用来表达自己对祖先的敬仰：“他带来了鱼。他带来了莲藕，/他还给我带来了纸钱。”鱼有年年有余之意，传达出人们对物质丰盈的期待；莲藕则有藕断丝连的寓意，意味着后代与祖先以及家乡无法割舍的联系，而纸钱是中国民俗中供奉给已逝家人的财富象征，用以传达在世后代子孙对祖先的牵挂。

　　在见证春节庆祝活动之初，赫尔始终保持一种疏离的视角。她观察着街头的繁华与喧嚣，感受到文化的陌生和语言的隔阂。她写道：“我几近透明，双手/似乎可以轻而易举地穿透自己。这就是一种疏离的状态，/我的名字从身上流失，/像那些店铺招牌一般难以理解。”春节的喧嚣反衬出她内心的孤独。尽管她身处这个节日的中心，却仿佛是一个旁观者，与周围格格不入。这种文化疏离感不仅表现为语言的障碍，也体现在她与节日传统的距离感上。赫尔这种最初的感受不难理解，在经历奔波的生活后，习惯流浪的她早已与当时的美国身份产生距离感。此时，她正谨慎地从他者视角观察来自东方的习俗。

　　幸运的是，尽管有疏离感，诗人仍在努力理解和接纳中国文化。“矮桌上，我在煮菊花茶”，“门外的招牌‘玉宫’投射出翡翠色的光芒”，这些细节表现了她对中国春节文化的感知与体验。春节使赫尔重拾身份和安全感，“我等待着，等待着夫君/从楼下经过，上楼过来寻我”。赫尔期待亲人团聚，这种情感超越了文化差异，是全人类共有的精神寄托。可以说，中国春节对家的关注使她在文化差异中获得新生。

　　春节，不仅是华人辞旧迎新的传统节日，更是一座桥梁，连接了东西方不同人群的情感。以蒂金斯、巴克曼和赫尔为代表的美国诗人通过观察和切身体验，不仅记录了文化的差异，也在差异中寻求理解，用他们独特的诗歌语言展开了不同文化间的对话。

　　《光明日报》（2025年01月02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