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天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西北大学特聘教授）

　　程平山《秦国早期历史之重构》一书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出版资助项目，全书约八十万字。此书当是秦史研究的一部重要论著，作者凭借长期的学术积累和不懈钻研，用许多全新视角和深刻见解分析了秦国早期历史的一些重大问题。

《秦国早期历史之重构》 程平山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秦国早期历史之重构》研究的内容多属比较久远的话题，但均为长期未得到很好解决的大问题。秦国作为中国历史上开辟了帝制政体的首个王朝，许多问题都是历史学界、考古学界不断关注但仍未取得共识的难题，如其族源、文化来源、发展途径等，该书亦是针对这些内容展开深入研究，重点是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等参酌对照，从而有一些崭新的认识，这无疑是一个新途径，有一些独特的解读和突破之处。如该书认为清华简《系年》有关平王东迁的年代和《史记》记载差异，是《秦记》有错简的问题，以致《史记》中秦襄公、秦文公的事迹互混。该书通过结合毛家坪墓地出土青铜戈铭文和清华简的记载，指出了迁于朱圉的实为嬴族的商奄之民，而与秦族有别，从而将秦人早期的人群渊源做出更为详细清晰的区分，显然是一个颇为新颖的认识。该书虽以历史学的角度观察，但更多地分析使用了考古资料、征引了出土文献信息，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并将产生很大的学术影响。我认为，该书对秦国早期历史中六个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

　　一是秦人的族源、迁徙与文化来源。此为学界长期争论的难题之一，该书认为应从动态和多元的视角看待秦人的族源、迁徙与文化来源，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见解。例如，书中认为，秦族乃颛顼苗裔玄孙女女修之后，故既非犬戎，亦非东夷，而应是依附于华夏的嬴族。商代东方的嬴族文化即商文化。本书通过对古本《竹书纪年》《国语》、清华简《系年》《史记·秦本纪》等的记载分析，认为秦族迁徙、嬴族西迁至甘肃天水一带，实际应有四次。

　　二是秦襄公至出子年代事迹。此书的研究新见主要有二：一是据古本《竹书纪年》、清华简《系年》与《史记·秦本纪》对校，纠正了《秦本纪》的一些错误；二是对《秦本纪》的讹误或传抄错误、失载予以校正与补充。

　　三是秦国早期制度。以往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不仅较为散乱，而且存在薄弱之处。此书首次集中考察了秦襄公至出子时期的11种秦国制度，详细考索了各种制度的内容、特点与渊源，对秦制度史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

　　四是秦始封地与秦国早期都城。本书对非子（秦嬴）的秦邑、西垂（西犬丘）、秦文公所居都邑汧渭之会、平阳、雍城的年代、地望等，都做了细致的考证与解读，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例如，书中认为，非子秦邑的地望，陇西秦亭秦谷秦邑说见于《汉书·地理志》，与先秦考古发现与先秦制度记载存在诸多矛盾；清水县城以东、以西都没有发现与非子的秦邑相符合的遗存，清水李崖遗址不是秦邑。汧渭之会秦邑说见于《史记·秦本纪》秦文公时，拥有文献记载的优势，亦需要加强考古工作以证实。又如，该书重新探研秦都雍城的年代，得出重要的结论：秦德公初居大郑宫，大郑宫只是离宫别馆。秦德公、秦宣公、秦成公仍以平阳为正式都城，并葬于平阳。秦穆公初年，始将雍城作为正式都城，秦穆公至出子葬雍。自秦穆公初年迁雍（秦穆公元年为前659年）至秦二世三年（前207年），雍城作为秦都约有453年的历史。以上创新观点不仅对于重新认识秦国早期都城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对今后的田野考古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五是秦国早期陵墓。此书融合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分析了秦国早期陵墓，对大堡子山秦公墓、雍城秦公墓的墓主提出独到的见解，对其他秦公墓的位置亦有所考证。此书论证大堡子山M2、M3墓主人分别为秦襄公及其夫人，秦文公葬于西山即陈仓县西北秦陵山（今宝鸡市陵原），秦武公、德公、宣公、成公葬于平阳，秦穆公至出子葬于雍城。这些观点颇为新颖，对今后的考古工作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六是秦国与戎人的关系。此书通过历史文献与丰富的考古资料，揭示了秦人与戎人的战争、共处与融合，曾采取过多种多样的手段。尤其是对臣服的戎人采用优抚，允许其保持文化上的自主。战国、汉代人们对秦人戎人关系的评价存在许多不准确之处，“秦与戎翟同俗”之说属于山东六国对秦国的敌忾与诬蔑。秦国处于西土，海纳百川，秦文化包含多种文化因素，不宜以某点贬斥其戎化。

　　总之，在研究内容上，《秦国早期历史之重构》以秦国早期历史的重构为中心，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从族源、文化、迁徙、年代、事迹、都邑、陵墓、制度、秦戎关系等方面，揭示、再现了秦国早期建国与演变的历史。作者认为秦人族源由大骆、嬴族、商奄遗民、秦戎等混杂构成，文化来源初以商文化为主，对秦襄公获封、封疆及秦文公迁汧渭之会的考证，对秦襄公至出子时期秦国各项制度的综合研究，对秦国早期都城和陵墓的研究新得，秦与西戎的交融方面，多有个人创见，研究成果具有原创性和前沿性。这些见解反映出程平山的研究视野宽阔，学风严谨，研究方法符合学术规范，其研究与重要观点建立在翔实的历史文献、考古资料的基础之上，论述全面周详，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结论可信。该书是对秦早期历史的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成果，有益于推动多学科多领域研究的深入，将在秦国历史研究、秦文化考古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

　　《光明日报》（2025年01月04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