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志春（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翻看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无论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爱慕倾诉、“采采芣苢，薄言采之”的劳作欢歌，还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溯源寻根，都展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情感脉络与文化基因，这或许正是诗歌境界与文化传统紧密相连、相互滋养的奥秘，也为诗说类著作的诞生筑牢根基。

　　撰写《诗词里的岁时年节》一书时，原想在诗说民俗领域中着力，但因民俗仿若一幅包罗万象的画卷，上至苍穹日月，下至日常五谷繁花，若全面铺陈，内容繁杂、涵盖广博，难穷其尽，为免泛泛而谈，我把笔触聚于岁时年节这一独特范畴，开启诗语年节的探索。

　　首先，在叙述立场上，本书摒弃面面俱到的整体扫描与追踪，将每章叙述口径缩至最小。比如书中将春节分为窗花、春联、年画、服饰等专题，分章渐次呈现。

　　年节之际，门神、灶神等画像一贴，家中瞬间热闹欢腾，年味十足；世俗年画更是将街头巷尾的烟火日常搬上画纸，让年味儿里多了几分亲切与温暖。笔者早年曾在周秦古地东湖畔的凤翔师范学校任教，逢年过节，常见神荼郁垒、秦琼敬德守护家门，还见到柳丝桥边，有苗条女子画像立于门上，据说家有女儿便以此替代门神。

　　春联则堪称春节亮眼的点题。敦煌文献凿凿有据，在我国，至迟唐代就有春联。而稍晚的孟昶春联之所以雄踞源头之尊，是因为它直接而完整地呈现了对联的立体品格，即文学性与仪式性的合二而一。文学性的联语追求复调意趣而文辞华赡，而仪式性的对联则寄语祥瑞，倾向于生命祝福。如《觚剩续编》所说：“每逢改岁，必更易红笺，以吉语书门。”春联以贺岁为旨，从根本规范了它总体的走向与风致。

　　其次，为使本书具有历史人类学的田野意义，内容尽可能带有民俗传统知识考古意味。

　　在民俗学领域，当下的田野调查固然是重要的学术根基，然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历史的纵深，便会发现，更为悠久、深厚的文献资源同样蕴藏着无尽的宝藏，亟待挖掘。在以往的研究中，有的学者更多关注传世的地方史志、碑刻文献、口述材料，却忽视了传统文化中最为璀璨夺目的一部分——诗歌。本书通过将诗歌的生成、接受、阐释过程置于整个社会文化意义空间当中，完成诗歌的历史田野采风式解读，进行民俗研究领域的历史回溯与横向开拓。

　　如关于讨论冬至是否曾是年节时，循迹于诗句“相传冬至大如年”，步步探寻，证据渐显，最终得出结论，冬至在周代本身就是年节。至于腊八餐仪，如今人们大多仅知晓腊八粥，实则远在先秦乃至更早时期，腊八节承载着祭祀祖先神灵、祈求丰收吉祥的重任，其餐仪呈开放之态……这些原型，是文献与民俗多重证据考释后的新发现。

　　最后，本书从文学审美这一独特维度来探究诗词里岁时年节蕴含的价值。诗歌具有一种独特的魔力，它能够瞬间捕捉并抒发情感，这种瞬间的表达往往比许多史料更能让读者深入了解社会风尚与人物处境，进而揭示出某种历史书写难以传达的社会心理的“真”。

　　比如李世民守岁诗何以淡而无味？许是因为诗歌本是人生缺憾的补偿，而天子日常尽享荣华富贵，喜怒哀乐、欲望皆得极大满足，内心缺乏这方面的新鲜感与强烈需求，求仙欲望又不能流露，自然难以写出动人心弦的诗作。杜审言，这位曾写清词丽句的诗人，在守岁时却写出失魂落魄的诗作，只因身为近臣，内心的惶恐与不安在诗中展露无遗。清夏仁虎的《腊八》诗被批“奴才诗”，缘由是奉旨熬粥后得意忘形，而从这首诗中，我们又能郑重解读出当时朝廷腊八粥的规模与仪式。由此可见，中国诗歌诗史传统，犹如一条蜿蜒的小径，可引领读者品味诗歌意趣、读懂文字细微处，并踏入广阔真实的历史阐释空间。在诗歌的咏叹、五言七言的韵律间，我们真切地触摸到特定习俗、社会情境与人物心理的脉动，仿佛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本书旨意在还原诗歌当中衍生出的广阔民俗意义世界，而并非局限于狭义文学价值取向当中。诵读诗歌、理解诗歌，意义远不止领悟当时的情深意切、感受那一瞬的世界。我们更应浸润其中，而后超脱出来，在与古人的心灵共鸣中体会古人、认同自我，于日常与历史的交织中自如穿梭。人们在诗歌中追根溯源建构文化原型，诗歌也在千古传播中对后人塑形塑神，完成生命气韵的积淀。

　　《诗词里的岁时年节》 张志春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光明日报》（2025年01月30日 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