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访谈录】

　　光明日报记者 韩寒

　　编者按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嗟嗟烈祖，有秩斯祜”……在商代，文字系统走向成熟，青铜技艺日益精湛，城市与宫殿等建筑日渐整饬。这一朝代所形成的审美意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近年来，随着影视动漫等产品的推出，商代文化逐渐“破圈”，逐步走出学界，进入大众的视野。

　　日前，学者朱志荣的专著《商代审美意识研究》修订版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该书在对商代陶器、玉器、青铜、甲骨文以及文学艺术审美特征进行详细梳理的基础上，提炼和总结了商代审美意识的总体特征。“新书访谈录”栏目今日采访朱志荣，邀请他带读者一起进入商人的审美世界。

商代青铜纹饰

　　观“道”

　　记者：《商代审美意识研究》初版推出是在2002年，这次推出修订版，离初次出版已过去了20余年。这20余年来，人们对商代的关注呈现了怎样的趋势？

　　朱志荣：这20多年来，对中华文明早期形态的研究愈发受到重视。就商代而言，考古发现了一些新的遗址，对此前遗址的研究也出了很多新成果。甲骨文和金文的释读有了新的进展。文献和器物的数字化处理，为更广范围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持。许多器物的造型和纹饰，不仅是商代的标志，而且成了中华古代文明的标志性图案。

　　近年来，随着一些文化产品取得成功，人们对商代的讨论也多了起来。不仅仅是武王伐纣等历史事件，商代神话等也越来越“热”，甚至走出了国门。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研究我国殷商时代审美意识的专著，也受到了国外学界关注。罗德里奇出版社出版了它的英文版，相信会有助于英语读者了解三千多年前中国古人的审美趣味和艺术创造。

　　记者：《商代审美意识研究》在展开相关论述之前，先对商代审美意识所处的社会环境——该朝代的王权体制、宗教信仰、文化艺术发展情况作了细致梳理。在这里，您能否为读者概括商代文化艺术所取得的主要成就？

　　朱志荣：商代存续有500多年，与“史前”相比，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商代器物发达，以青铜器为例，历年来出土有数千件之多，涵盖礼器、武器、车马器、乐器、生产工具以及炊具、食器等多个门类，它们不仅造型丰富多样，而且纹饰精美，本身就是视觉盛宴。商代音乐、舞蹈较此前有进一步发展，歌舞从不自觉的娱乐行为上升到符合自然节律的程式；商代后期的青铜乐器镛、镈、埙等，在音程、调式和调性方面，都有了一定的讲究，为十二音律的发明奠定了基础。商代还出现了甲骨文和金文，它们是系统化的文字，每一个字都体现了先民非凡的创造力，对后世影响深远。

　　记者：您在书中引用《周易》的观点，将商代审美意识的理念归纳为“观物取象”“立象尽意”。能否为读者阐释其含义？

　　朱志荣：“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说法的确来自《周易》。需要指出的是，《周易》虽然成熟于周代，但它是对前人思想的总结，包括对商代社会实践的总结。《周易·系辞上》有云，“《易》有圣人之道四焉”，其中之一是“以制器者尚其象”。“立象尽意”，则是易传作者对《周易》思想的总结。

　　商代审美的“观物取象”“立象尽意”，是说创造器物乃至文字等创造物时，既要从自然中取“象”，撷取其中有趣的、有价值的、能够打动人心的物象，使之从无形到有形，又要具有象征意味，表达时代以及创造者个人的意志、态度与兴味。

《商代审美意识研究》（修订版）

朱志荣 著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谈“器”

　　记者：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考古发掘了大量的商代陶器、石器、骨器、青铜器及玉器，其中以陶器数量最多。在商代，陶器不仅在百姓日用中占据重要地位，也产生了一批颇具艺术性的陶器精品，如故宫博物院藏白陶刻几何纹瓿、上海博物馆藏青釉玄纹尊等。总体而言，商代的陶器器型特点是什么，呈现了怎样的审美意识？在您看来，在商人心目中，“圆”意味着什么？

　　朱志荣：从器形来看，商代的陶器以圆形及其变形器皿为主，外廓圆润流畅、沉稳厚重。在发展过程中，圆形的外凸、内敛、延伸、收缩、升高、压低等变化，使它们具有巨大的形式意蕴。夏商时期是尊神敬祖的年代，圆周上的终点也是起点，生死轮回、周而复始。在商人心目中，圆形的陶器是他们的灵魂借以返本复始之器，逐渐具备了超越生死的意念。

商代白陶刻几何纹瓿 故宫博物院藏

　　记者：玉器制造，在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商代玉器，具有怎样的特征？

　　朱志荣：商代玉器是对传统的传承，又有自己的创新。早商时期的玉器，制作工艺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阴刻、阳凸、浮雕相互配合，同时继承了夏代玉器上出现的“勾撒法”，纹饰线条流畅、细密清晰。

　　商代玉器还有个特征，因为玉料稀有，雕刻者在制玉时非常珍惜原材料，会“因料制宜”。比如妇好墓出土的一件回首玉牛，就巧妙地运用了玉料高出的一端作为牛头。除此之外，商代的玉器还因为玉料独特的色泽，讲究形与色的统一。玉的天然色彩被玉器雕刻家们巧妙地利用在造型艺术中，出现了讲求形和色相互协调的“俏色玉”（“巧色玉”）。比如，社科院考古所藏的一件商代晚期俏色玉鳖，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记者：商代是中国青铜器的辉煌时期，肇始于夏代的青铜器，在商代达到极盛状态。在书中，您谈道，商代青铜器不仅在中国文明史上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也对中国审美意识的变迁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商代青铜制造技艺达到了怎样的水平？其造型和纹饰具有怎样的特征？体现了商代怎样的精神风貌？

　　朱志荣：在商代，人们已经学会通过浑铸、分铸铸接和铸焊等多种成型方式，制造复杂的青铜器。郑州商城遗址显示，商代制作青铜器的过程已经有明确的分工。《周礼·冬官考工记》中有“六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钟鼎之齐（剂）”“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剂）”等记载，这些虽然是周代的归纳，但实际上是对商周青铜器制作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说明古人已学会通过改变铜和锡的比例，来调整青铜的硬度。

　　商代的青铜器并不只是用来展示身份的观赏品，它的实用功能、审美功能、宗教功能、政治功能并存。它们不是一堆堆没有生气的象征符号，而是一件件庄重典雅，有着丰富情感内涵与文化底蕴的艺术品。

商代玉凤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青铜的器型，大致可以分为几何型和仿生型两大类。几何型包括方形、球形、柱形、椭圆形等。作为个人地位与国家权力象征的“鼎”，其造型通常庄严安定，一般是方鼎或圆鼎。仿生主要是指模仿大自然中的生物形态，比如牛、犀、豕、象、羊、鸮、龙等。比如著名的四羊方尊、妇好鸮尊、鸟兽纹觥等。各种动物的出现，与它们在商代的地位有关，比如各类鸟形尊，是商人对祖先的怀念和对神灵的感恩。需要指出的是，商代的几何型和仿生型并非互相排斥，而是有机结合、相得益彰。

　　纹饰，是青铜的灵魂，它们分布在青铜器的腹部、圈足、顶盖、扉棱、牺首等多个部位，经历了由简朴到繁缛、由粗略到精密的发展过程。商代的青铜纹饰主要有写实动物纹、想象动物纹和几何纹三大类。其中，想象动物纹中的兽面纹是最为典型的纹饰，它由羊或牛的角、牛耳、蛇身、爪、鸟羽等元素组成，分别代表尊贵、善于辨别、神秘、勇武、善飞等意义，是商代人努力拓展现实中的有限能力、追求理想和无限心态的体现。

　　记者：众所周知，商代甲骨文对后世汉字发展演变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甲骨文具有怎样的审美特征？

　　朱志荣：商代是宗法神权时代，其主宰是具有较高文化的巫、史和贞人，他们通过卜卦手段代表神发言。国家所有活动，事无巨细都要在巫、史的指导下进行。他们把卜辞刻在龟甲和兽骨的平坦面上，根据火烧后所产生的龟裂纹路，解读上天的预示，然后再根据这些预示行事。甲骨文，就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占卜之辞。

　　甲骨文具有实用与艺术的双重性质。作为通灵之物，甲骨文的书写必然要“娱神”，悦目美观，同时具有很高的雕刻技巧，雕刻者们总是一丝不苟、毕恭毕敬。这些文字，在整齐划一的线条中体现了对匀称之美的追求，虽然细瘦，却成为有质感、有力度、古朴稚拙的书法艺术之一。

　　论“气象” 

　　记者：商代审美意识，整体上呈现出怎样的特征？

　　朱志荣：商代的审美意识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是主体意识，既高度重视自然对于主体意识的基础地位和制约作用，又体现了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其二是鲜明的整体观念，这与商代的历史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商代器物已经呈现出王权国家大一统的审美风格。其三是崇尚线条和形式感，商代的器物、壁画、文字等艺术形式都是以线条为主的，以求抽象和具象的统一。其四是源自工艺技巧和日常生活，在先民对各种器物的锻造中，自觉的审美意识开始萌芽。其五是具有威严深沉的政治宗教色彩。

　　记者：商代审美意识，对后世审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于我们今天的文艺创造，有哪些可资借鉴之处？

　　朱志荣：商代是中国审美意识发展的重要时期。商代的陶器、玉器和青铜器，以及文字、文学，对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商代先民在制造器物的过程中，对自然界的法则，诸如均衡、对称、色感等逐渐有了一定的意识。这种意识从自发到自觉，并且通过对物质材料的征服，在创造中得到了表现。其中一些审美法则，比如对“方”“圆”的重视，延续至今。

　　商代器物需要满足实用需要，又受到宗教、政治等意识形态的影响。牛、羊等动物的头形，较早成为器物上的装饰。受宗教和礼法的影响，商代手工艺品逐渐有了普遍存在、逐步定型并且形成传统的母题，如人面兽。至今，这些审美结晶还保存在我们的文化中，例如民间的小孩虎兜、老虎童鞋和各种装饰图案等。

龙形玉玦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商代恢弘诡谲的神话，虽然已经被融进了后代众多神话中，但是在商代的造型艺术和思想观念里，无处不深深地浸染着当时的神话意蕴。通过商代器物，我们依然可以朦胧地领略其中所包孕的中国远古神话的韵致。这些，都能给文艺作品提供无限的灵思和想象空间。

　　商代的文字和文学作品，显示了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象形文字，可谓中国源远流长文脉的象征。循环往复，是中国诗歌乃至当下歌曲抒发情感的重要传统。

　　当我们在欣赏器物的方圆形态、汉字的博大精深、歌曲的反复咏叹时，难道我们不能发现三千年前先民的审美趣味吗？当我们走进博物馆，在精美的青铜器前驻足欣赏时，难道我们不为之感动、有所思悟吗？当我们聆听关于商代人物的种种传说和故事时，难道不为其神秘色彩和勇毅精神所打动吗？

　　记者：您认为，商代文化整体呈现着怎样的气象？它为什么能成为当代文学艺术作品创作的重要源泉？

　　朱志荣：商代文化有着历史的苍茫感和原始宗教的神秘感，这让商代不少历史事件被编排进了后世的戏剧、小说中，并发展出各式各样的经典文学形象。这些文学形象，又被画成连环画，成为不少人童年与青年时代的宝贵记忆。商代的传奇历史和辉煌过往，为当下影视文化创作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原型”。讲述自己先民的筚路蓝缕，对国人而言具有天然的亲缘性，这也是商代影视作品不断取得成功的深层原因。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商代文化和审美意识给予我们的启示，已写在了商颂里。

殷墟遗址鸟瞰 资料图片

　　朱志荣：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任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等职务，2016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中国美学史、西方文论与美学。先后出版有《中国艺术哲学》《康德美学思想研究》《中国审美理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研究方法论》等专著。

　　《光明日报》（2025年02月27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