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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态”:源自当代中国实践的原创性概念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5-02-28 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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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汪新建(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特聘教授、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以具有自主性的概念为基石。“社会心态”是中国特色鲜明的社会心理学概念,虽然在国外学界也有相近的概念表述,但两者各有其独特内涵。辨析两者的区别,明确自身的特色,是突出社会心态一词的概念自主性,进而建构中国自主的社会心理学知识体系的重要途径。

  社会心态的基本功能是表达民意人心

  按当前国内学界的最常见定义,社会心态是一定时期内多数社会成员共享的价值理念、社会态度、社会情绪和社会需求等社会心理内容的集合,而其中最受关注的是社会情绪,因为它对社会现实的敏感性最强、表达也最为直接。这种定义侧重从成分论的角度对社会心态的内容做出界定,但尚未明确指出社会心态的基本功能与社会心态研究的基本定位。

  从功能论角度看,中国语境下的社会心态其实是传统政治话语中“民意人心”的一种现代表述方式,强调的是其民意预测和人心反映功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才常被称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运行的“晴雨表”和“风向标”,这也意味着其是作为社会实际问题的衍生问题而被政府和学界重视。凡是进入重大社会转型期或历史关键期,社会心态问题都会得到格外关注。因为这种时期的社会实际问题很多,产生的社会心态问题也较多,表达方式趋向于激烈,具有较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容易成为社会稳定的破坏性力量。从社会心态问题诊断经济社会运行中存在的本质问题,并通过解决心态问题为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营造有利的社会氛围,是研究和干预社会心态的最本质目的。

  这种功能定位,决定了社会心态的热点问题总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缺少绝对意义上的核心主题,但不变的是,社会心态总围绕社会改革与发展的核心问题而凸显。例如,20世纪80年代研究得最多的是物价上涨、贫富差距等经济问题引发的相关心态问题,这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增长效率与分配公平的矛盾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心态失衡引发的突发性事件、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冲突成为社会矛盾的一类重要形态,负面社会心态对社会稳定的威胁日益明显,社会心态疏导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疏解社会风险的重要内容之一进入政府工作视野;进入21世纪后,关于国民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的社会心态研究开始增多,集中反映出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人民群众更高级的社会心理需求;最近十来年,随着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进程不断深入,我国呈现出社会风险向网络空间汇集进而误导社会情绪与公众心理的趋势,网络暴力、网络炫富、网络谣言等不良网络心态与行为成为重要的网络空间治理议题。这些主题的变迁,反映的正是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历程,不同阶段对应着特异性的心态问题及其治理工具。

  总之,社会心态指代宏观的、阶段性的整体社会心理现象,它与社会变迁过程紧密相关,具有变动不居的特点。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其所反映的问题总是代表了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群众最关心、政府最关切、需要特定方式加以解决的问题。社会心态的调查与研究,总是对应着特定的治理需求,关联着相应的政策行动,因而具有推动政策建构的积极功能。因此,把握社会心态的概念特质,不仅要从其构成元素的视角进行理论分析,更应注重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功能。

  社会心态既是学术概念,也是政策概念

  在中国社会,社会心态不仅是一个学术概念,同时还是一个政策概念(或称政策名词),即党和政府基于国家治理的实际需要和实践经验而提出的、具有明确政治要求和政策预期的概念。社会心态的知识演进,由此也必然具有政策驱动的特征,而不仅是一种独立于治理需求的纯学术研究。通过对社会心态的概念探源与比较分析,可以更清晰地阐明这一特征。

  在西方语境下,并不存在按前述定义与价值定位的社会心态一词的完全对应物,但存在类似的、多样化的概念表达。从纯学术史上看,社会心态的研究通常追溯至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年鉴学派的心态史学研究,其所谓的心态泛指历史上社会群体在社会生活中所共有的观念和意识,但其研究重点并不直接对应当下的社会心态,而是试图揭示特定历史时期的共同心态,较少具有直接的政策指向性。但这并不是说西方学界不关注现实社会中的民众心态。19世纪末期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对18世纪末期法国大革命中“群氓心理”的研究,后继的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对欧洲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社会团结的丧失而导致的自杀、失范等所谓“社会病态”现象的关注,以及20世纪初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罗斯在其代表作《社会心理学》中对美国城市化过程中的“暴民心理”的分析,都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不同历史阶段的大众心理对社会行为的情感动员作用。这些西方学者虽已用不同的术语探索了社会心态的不同侧面,但并未直接使用并定义社会心态一词,也未考虑社会心态的政策建构功能。

  晚近的西方社会心理学倒是创造了一个与源自中国实践的社会心态概念在字面意义上对等的词:social mentality。国内学者在翻译社会心态时也多采用这一词语。但两者形同而质不同,应当注意区分其在实际使用中的差别。西方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心态一词主要源自社会心态理论(social mentality theory,SMT),该理论将社会心态定义为产生认知、情感和行为模式进而塑造社会角色的内在系统,其实质是个体产生特定刺激反应的内在心理机制,相当于认知心理学中的“模块”。这一理论的要点是解释个体动机与外在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尤其用于解释一些异常行为(如饮食障碍、人际关系障碍)的形成机制,是一种微观的、人际水平上的社会心理学理论。这显然与作为民意表达和宏观社会心理现象的社会心态的内涵相去甚远。定义的差异只是表面,本质的差异来自方法论立场。西方这种理论范式虽然自称为社会心理学理论,但本质上仍是个体主义方法论立场下的社会心理学,带有浓厚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和进化心理学色彩,强调的是有机体对刺激-反应的联结和环境适应功能,其所需要的行为调适也限于在人际层面的社会运行下进行个体自身的内在心理调适。这与作为社会问题或治理议题的社会心态概念并不在同一个分析层面。

  结合上述比较,可以发现:作为社会问题和治理议题的“社会心态”一词,是一个不折不扣地源自当代中国实践的原创性概念。它在本质上不同于“诗人心态”“文人心态”“士人心态”等文学、史学的传统研究视角下的小群体心态,而是特定历史时期大多数成员共同的社会心理,具有更宽泛的涉及面和更明确的对策导向;它也不同于极端的、暂时性的社会心理现象,而是更日常、更普遍的整体生活感受,更多指向社会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强调诉诸非强制的、柔性的问题解决方式;它虽然有着形式上对应的英文翻译,但在实际语义上有着明显区别,不可混为一谈;它既有相对独立的知识发展史,又主要作为反映当下社会现实的社会心理指标而具有高度的政策驱动性,既是学术概念,也是政策概念,后者更能反映它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本质属性。

  面向中国实践开展社会心态的多学科研究

  社会心态的政策概念属性,使得它的研究路径和学理探讨并不局限于某个单一学科,而是与生俱来地具有多学科竞争的知识生产模式。其原因主要有二。

  一方面,社会心态本身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特征的伞状概念和概念容器,具有跨学科、跨领域、多分支、多内涵的特点。从构成维度上看,可划分为情绪、认知、价值观、行为倾向等多个维度,但都综合地体现为某种社会态度;从细分主题上看,可分为满意度、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公正感、相对剥夺感等多个子概念,且不同子概念之间的边界也较模糊,更倾向随着主题与视角的变化而采用不同的界定;从涉及群体上看,可以从固定的人口学维度划分成老中青等群体心态,也可按特定事件或议题划分不同的群体心态,如网民心态、投资者心态等,不同的划分标准之间也容易存在交集;从学科归属上看,社会心态所反映的实际问题的学科属性,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种心态的科学属性,如经济发展问题相关的心态多从经济学视角进行研究,公共政策执行产生的相关心态问题多从公共管理学视角进行研究,就业、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心态问题常从社会学视角进行研究,但这种研究又不具备完全的封闭性,经常会出现学科视角的交叉与重叠。

  另一方面,社会心态议题的政策驱动特征,也决定了它不可能作为独立的、自在自为的研究对象而存在,而要“跳出心态看心态”“从心态看社会”,重视通过对社会心态的调查研究推动问题解决、促成秩序和谐。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心态需要将其置于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宏大语境之中,使社会心态研究发挥服务国家治理、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功能。另外,政策概念首先遵循的是问题导向而非学科导向,而问题的产生常具有跨领域、跨学科的特征,也需要跨学科的联合才能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而且,政策议题常有阶段性重点,不同阶段的社会心态问题可能对学科倾向有所侧重。例如,近年来的网络社会心态问题更多由传播学而非政治学、社会学等传统学科介入,这自然是因为这种心态的传播途径与演变空间与传播学的关系更为紧密的缘故。这同时也反映出政策概念的知识生产具有明显的议题驱动特征,它的学科归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学科在相应问题上的政策影响力。

  因此,社会心态虽然天然地是一个社会心理概念,但并不只是一个社会心理学概念,也不是狭义的心理学或社会学概念,它面向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开放,并在开放式的竞争中促进研究的繁荣与知识的传播。同时,其知识生产过程也不完全由学术共同体之间的学派竞争决定,更大程度上是在回应国家治理的诉求中完善自身学理建构的。面向未来,推进社会心态研究,就要在充分认识这一概念特质的基础上,立足社会中正在发生的社会心态问题展开具体的调查研究,并吸取不同学科的理论资源与学脉传统进行学术加工,为解决心态问题及其背后的更深层次问题提供学科助力,从而彰显自身的政策价值,并反过来影响政策建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国家治理与知识生产、学术研究与实践应用之间的良性互动。

  《光明日报》(2025年02月28日 11版)

[ 责编:王文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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