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军（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

　　1985年1月5日，在中国作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现代文学馆宣告成立。同年3月26日，文学馆在万寿寺西院开馆；翌日，茅盾故居向公众开放。2000年5月23日，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在芍药居文学馆路45号开馆。2024年5月18日，这座藏品达98万件的文学殿堂荣膺国家一级博物馆称号。历经40年，从巴金先生最初构想的文学资料馆，到集茅盾故居、图书馆、档案馆、展览馆、研究中心及博物馆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学殿堂，中国现代文学馆在世界文学版图中刻下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坐标。

1982年10月16日，“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处”在北京西郊的万寿寺西院挂牌。中国现代文学馆提供

位于北京万寿寺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旧馆址。中国现代文学馆提供

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以青铜铸就的巴金手模门把手。中国现代文学馆提供

　　一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诞生，源于巴金先生对文学遗产的深切忧思。正如他在《随想录》中所言：“有了文学馆，可以给我国现代文学六十多年来的发展做一个总结，让大家看看我们这些搞文学工作的人究竟干了些什么事情。”1978年春，这位文坛巨匠在与人民日报编辑姜德明的恳谈中，首次勾勒出文学资料馆的构想。

　　1980年12月27日，巴金正式发出倡议：“我建议中国作家协会负起责任来创办一所中国现代文学馆，让作家们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它完成和发展。倘使我能够在北京看到这样一所资料馆，这将是我晚年的莫大幸福，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促成它的出现，这个工作比写五本、十本《创作回忆录》更有意义。”（巴金：《关于〈寒夜〉》）次年1月21日，巴金致信挚友、时任中国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的孔罗荪：“我在搁笔之前还想促成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立。我向姜德明谈过，他来信说你也赞成，不妨请你鼓吹一下。我除捐赠资料外，还可以捐点钱，我看由作协来创办最好，政府拨给一所房屋就行了。搜集资料，供给资料，人不在多，作协可以成立一个委员会来领导。”3月12日，巴金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倡议通过人民日报传遍神州。

　　巴金的倡议在文艺界激起强烈共鸣，茅盾、曹禺、叶圣陶、冰心、夏衍、丁玲、臧克家等文坛大家纷纷响应，鼎力支持。孔罗荪在《一项重要的文学建设》中记述：“前些日子，我曾经访问过茅盾同志，他非常赞成这个建议，并表示要把他全部创作资料提供给文学馆。他还讲到三十年代初创作长篇小说《子夜》，原来的题目叫《夕阳》，是讽喻国民党日趋没落的光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他说，原以为这部原稿已毁于上海一·二八的战火中了。后来才发现《夕阳》原稿竟然还保存下来了。这部写于半个世纪之前的原稿，还能幸存，实在感到无限的庆幸。他说，文学馆成立的时候，他将把自己全部著作的各种版本、包括《夕阳》在内的原稿，都送由文学馆保存。”（1981年3月26日《人民日报》）

　　1981年3月27日，中国作协首任主席茅盾溘然长逝。茅盾逝世后，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茅盾故居以及包括《子夜》手稿在内的文稿、资料和生活用品等9100多件被全部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其中，“1932年茅盾《子夜》手稿”“1945年茅盾五十寿辰题词册”“1948年茅盾《锻炼》手稿、大纲”和“20世纪50年代茅盾《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手稿”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1981年4月20日，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扩大会议，巴金被选为主席团代理主席（当年12月，在中国作协第三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巴金被选为主席）。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并向中央写出报告。6月16日，中宣部批准由中国作协负责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

　　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也得到了国家档案局的支持：“国家档案局四月专门围绕巴金同志的倡议编了一期《档案工作情况》，并且在按语中强调指出：‘文学作品的手稿和有关资料，是国家文学艺术事业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文学家、作家辛勤劳动的结晶，是我国文学以至文化发展历史的真实记录，是我国人民的一项宝贵财富，是发展我国文学和文化事业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些档案资料应该由专门的机构统一管理。’他们认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是非常必要的，希望‘中国现代文学馆’早日建成。他们愿意尽力协助。”（1981年12月17日，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委员会向中国作协党组的报告）

　　民间热情同样高涨，京沪等地读者寄来捐款与珍稀民国刊物。1981年7月，巴金汇出15万元建馆基金，并殷切期盼能在有生之年见证文学馆落成。冰心在《闲话我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字画的经过》（1986年）一文中说：

　　大概是去年吧，我已将日本作家朋友送我的日文著作九十多本，捐给文学馆了……我还和舒乙他们说好，将来我书架上的书，凡是有上下款的全都捐给他们，现在就先送走这批字画，这里面有汤定之、陈伏庐、沈尹默等老前辈的字和画，时人萧淑芳、胡絜青等的字和画，其中最多的是赵朴初同志的字，因为他常把近作的诗词寄给我看。此外还有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画等。那天舒乙他们来了，看见我桌上的那一大堆字画卷轴，就摇头说：“这些珍品可不能捆起抱走，得用车装！”第二天他们果然开辆面包车来了，当他们几个人轻轻地托起这些字画下楼去时，我忽然觉得欢快地“了”了一桩大事，心里空旷得多！

　　1981年8月21日，文学馆筹备负责人孔罗荪向中国作协党组提出关于筹建的一些初步设想：“一、中国现代文学馆具有国家档案馆的性质。它将逐步建设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资料中心和若干位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的资料、研究中心。对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及加强国际文学交流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六、中国现代文学馆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领导下工作。为促进工作的开展，拟成立一个七至九人的筹备委员会，负责建馆的筹备工作。到适当时机，为扩大影响与利于筹备，最好成立一个声势比较大、人数比较多的顾问委员会或设计委员会，把一些老一辈名作家和有力人士都包括进来。”10月12日下午，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决定由巴金、冰心、曹禺、严文井、唐弢、王瑶、冯牧、孔罗荪、张僖九位同志组成“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委员会”，并以孔罗荪同志为主任委员。11月27日，孔罗荪向中国作协党组报告筹建情况，提出关于来年的工作计划，包括：进一步具体地确定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性质、任务、规模和建馆方针；解决筹建期间的暂行编制和有关经费问题；解决馆舍建成前的过渡用房，并着手基建工作；等等。筹委会把解决文学馆过渡馆舍与基建事宜摆在了重要位置。

巴金《随想录》手稿，文中提及“创办一所现代文学资料馆”的心愿。现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提供

朱自清用过的旧皮箱，现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提供

　　二

　　1981年4月20日，中国作协党组向中宣部提交请示，建议中央批准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并在首都建筑一座适合的现代化的馆舍。鉴于当下基本建设困难，“可否暂拨给东总布胡同53号房舍（原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地），或其他适当的房舍，以便迅即着手筹备与开始搜集、保存资料”。然而，东总布胡同53号房舍因其时正被其他单位占用，未能协调下来。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为中国现代文学馆馆址花费了大量心血。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舒乙回忆，“乔木同志为这事下了大力气，整整花了一年半的工夫，方得以解决。”（舒乙：《美好心灵的富矿》）胡乔木最早找到分管北京市文物局的白介夫，希望帮助文学馆在潭柘寺选址。中国作协时任党组书记张光年和秘书长张僖都赞同，但是作协一些同志认为太远，此事作罢。后来又考虑过颐和园的藻鉴堂，但那个地方可能更适合作为休养或写作场所，而且也要几年后才能用，此事又作罢。此后，选址还曾考虑过东交民巷的原国际俱乐部等地。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址最终选定在西郊万寿寺西院。1982年4月20日的张光年日记写道：“上午乔木同志的秘书黎洪来电话，说北京市答应将紫竹院附近万寿寺西院的房屋约二十间拨给文学馆，副市长白介夫昨天带他去看过，修一下可用。他要我找白面谈。”（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

　　由于万寿寺西院占用房子的单位迟迟未搬走，巴金于1982年8月26日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再说中国现代文学馆》，投到香港《大公报》：“文学馆的招牌早已由88岁老人叶圣陶同志写好，就是找不到地方挂出来……”胡乔木读到这篇文章后，将文章转送给白介夫。10月10日，白介夫写信给胡乔木说，已通知市文物局，决定下星期和占房单位办理交接手续，随即和文学馆商定使用协议。10月16日上午，“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处”成立会在万寿寺西院举行。胡乔木和全体与会人员一起察看了万寿寺西院，大家对能在这样富有民族气派的古址上筹建中国现代文学馆深表满意。

　　胡乔木还亲自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处”挂了牌子。孔罗荪介绍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性质、规模、筹备过程。胡乔木召开三方协调会议决定，不待整个万寿寺移交北京市文物局完毕，便将万寿寺西院全部交付中国作协筹建文学馆。西院内现有住户应尽速迁出。当前先拆除烧毁庙殿的废墟，以使前后院能够畅通。中国作协应正确处理保存文物原有风貌和实现文学馆设施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中国作协表示接管以后保证不进驻作协机关，不住家属，保护好文物。周扬、贺敬之、王政柱、张大中、刘白羽、艾青、曹禺、王瑶等参加了这次会议。

　　暮色中的万寿寺，飞檐斗拱与手稿典籍交相辉映，琉璃瓦当映照着文学星光的永恒。1985年3月26日，81岁高龄的巴金在此主持开馆典礼。此后，他因健康之故，终未再踏足京华。这座由文学巨匠们共同筑造的灯塔，将永远守护着民族精神的星空。

　　三

　　万寿寺门前有一条河，清澈美丽，船可以直接划到颐和园。万寿寺西院纵深狭长，前后六进。文学资料存放在这样有文脉的地方，可谓适得其所。但是，由于万寿寺是砖木结构的古建筑文物，不能改造增设现代防护所必需的消防、防腐、防潮、恒温以及取暖等设施，开馆前不久，第四进院子还发生过火灾，这些对图书、手稿、影片、录像、录音带等文学资料的保护极为不利，对前来阅览资料的人也极为不便。何况万寿寺西院又是借用的，自非长久之计。租借协议期满后，万寿寺将恢复历史原貌并对外开放。巴金为此再度呼吁：“文学馆是我一生最后一个工作，绝不是为我自己。我愿意把我最后的精力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1986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萧乾等十名委员提出提案：建议早日成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基金会并拨给经费解决馆址，以正式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1988年，萧乾又联合若干委员再次递上提案，充分肯定了文学馆的工作：“中国现代文学馆自1985年开馆以来，开创了我国文学事业一个新局面，即使我国作家的著作、手稿及其他有关资料，有了一个永久收藏之所。这是文化事业的一项基本建设。两三年内，该馆已收集并保存我国作家的作品各种版本及外文译本十四万余件，并接待海内外有关机构及人士千余次，对促进中外及海峡两岸之文化交流起着巨大作用。”同时，萧乾再次呼吁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建立永久性馆址”。

　　1984年，中国作协聘请巴金、孔罗荪为名誉馆长。1992年，冰心、萧乾等被聘为中国现代文学馆顾问。经巴金、冰心及各界人士多方呼吁，1993年，中央办公厅批准建设新馆，国家计委立项批复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1996年，新馆奠基仪式举行；1997年，一期工程正式动工，并被列为向建国五十周年献礼的国家级文化工程。

　　2000年5月23日，文学馆迁至朝阳区芍药居新址。96岁高龄的巴金虽未能亲临，但其手书的贺信如同穿越时空的灯塔光束，照亮了整个典礼现场。设计师以青铜铸就的巴金手模门把手，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这不仅是建筑美学的点睛之笔，更是文学精神的具象传承。当参观者的掌心与青铜纹路相触时，仿佛能感受到老作家笔尖的温度，听见他在《随想录》中的低语：“我们的新文学是散播火种的文学。”

　　四

　　在1985年建馆之前，巴金首次就捐赠了3000多册图书和15万元稿费，其后又通知各出版社把稿费直接支付给文学馆。巴金先后分十批捐赠7660件文学资料。文学馆为此成立了第一个文库——巴金文库，目前文学馆已建成142个作家文库。“巴金文库”中珍藏着鲁迅赠予他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这本仅印77本的珍品上，留有鲁迅亲笔题写的“七”字；另有鲁迅与郑振铎合编的《北平笺谱》一函6册，当年只印100部，文学馆藏品编号第“九十四”部，上有两位编者的亲笔签名。第“九十四”三字看笔迹似也是鲁迅的。这些捐赠不仅承载着文学史的价值，更见证了作家间深厚的情谊。

　　中国现代文学馆恒温恒湿库房、数字化扫描工程等，让茅盾《子夜》手稿与《四世同堂》手稿墨迹等珍贵档案得以永续。老舍《四世同堂》手稿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第一辑。该手稿是研究老舍思想和中国新文学史的重要原始资料，手稿中使用的红条土纸和毛笔字迹，生动再现了抗战时期后方物资匮乏的艰难条件，修改痕迹显示了老舍对语言与情节的精益求精。老舍《四世同堂》手稿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进一步凸显了其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意义。中国现代文学馆数字化资源库，还保存着老舍20世纪20年代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讲课录音等珍贵影像视频资料。1924年，老舍被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聘为标准中国官话和中国古典文学讲师。老舍是北京人，他的语言成为其作品最显著的特点。当时英国伦敦灵格风出版社曾托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出版一套针对外国人的汉语学习教材，老舍和同事布鲁斯教授、爱德华兹女士合编一套配有唱片的中文教材，名叫《言语声片》。老舍负责中文部分的编辑工作，书中的课文、生词部分的汉字全部由老舍手写，全书的课文和生词也由老舍录音。唱片共16盘，其中第16盘是发音练习，一段是《伊索寓言》，一段是《红楼梦》第25回片段。全部发音均由老舍灌录。老舍当时25岁，声音很清亮，音调比较高，不像晚年那么低沉。但是一听就知道是老舍的声音，标准的北京音，清脆、好听。除了16盘唱片，还有两本装帧精良的教科书。第一卷是英文课本，第二卷是中文课本，中文全部用手写，毛笔字体，照片制版印刷而成。这套汉语教材流行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从内容上看，老舍负责第16课下到第27课下的对话课文的撰写，以及第28课上下到第30课上下全部课文的撰写。这套教材和录音今天仍然完整地保存着，并从唱片刻录成光盘，百年前老舍的朗朗之声依然相当清晰。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100年，北京话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这部教材不仅是研究作家老舍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和近百年来北京话发展变化的宝贵资料。

　　五

　　每一本捐赠的藏书、每一页泛黄的手稿，都凝聚着文学大家的温情与坚守。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恒温恒湿作家手稿库里，臧克家《有的人》手稿静静地躺着，泛黄纸页上“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的字迹如星芒闪烁。这句传世名句，恰似文学馆40年历程的生动注脚。

　　当巴金倡议建立文学馆的呼声响起，臧克家以一篇《建个文学馆，好！》率先响应：“我认为，保存作者手稿，也大有必要。既可以对照手稿与印稿的不同，从中看出作者的修改意图，同时在手稿上也可以窥见作者涂改删削的痕迹。”“1946年到1948年，我在上海编过报纸副刊和《文讯》月刊，发表了许多著名作家像郭沫若、茅盾、巴金、王统照等几十位同志的文章。朱自清先生逝世之后，我在《文讯》上出了悼念特辑，执笔的全是朱先生的老同学、西南联大同事、文艺界老友，以及在‘联大’教书的他的高足。去年《新文学史料》上，有位同志看到这个‘专辑’，认为是研究朱先生的重要宝贵资料，但这份杂志，而今已经很少人知道了，我手头还有残缺的几本，如果成立‘文学馆’我愿公诸大众。”（1981年3月26日《人民日报》）

　　臧克家去世后，他的“概不外借”的图书进来了，《有的人》手稿进来了，书桌也进来了，安放在文学馆“作家书房展”的臧克家书房里。2025年，正值臧克家诞辰120周年，文学馆将一如既往举办老作家周年诞辰纪念活动。而臧克家所提到的“朱先生的老同学、西南联大同事、文艺界老友，以及在‘联大’教书的他的高足”们的签名簿现在也静静地安放在“文学馆实物库”中，和朱自清的其他遗物朝夕相处。

　　1996年11月25日，中国现代文学馆芍药居新址举行隆重的奠基仪式。11月29日，朱自清的儿子朱乔森来文学馆谈捐献朱自清遗物的意向。1997年12月24日，文学馆新馆地基开始挖土，当天朱乔森捐献朱自清藏书、文稿和文物。在朱自清遗物中，除了衣箱，还有一副黑边的圆圆的眼镜，一个书架和一只放讲义的旧公文皮包。2000年5月，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落成，朱自清先生用过的一件旧皮箱引起参观者特殊的兴趣。这只皮箱上有朱自清手书“朱自清衣箱 到北平 清华园”的毛笔手迹，隔着时光岁月，依然明晰娟秀。

　　2024年12月，朱自清衣箱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这只看似普通的衣箱，实则布满了岁月的痕迹。衣箱侧面发黄残纸上的“青岛”字样，以及旁边模糊的外文，成为解锁历史的关键线索。经过一番抽丝剥茧的研究，“R.-Kiaochow-Tsiean”被解读为“胶济铁路”。1937年，抗战的烽火燃遍大地，朱自清一家被迫离开清华园。他在颠沛流离中，于该年9月28日抵达青岛，将这只衣箱托运。这只衣箱随着朱自清一路南下，见证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流亡之路，是那段艰难岁月的生动写照。

　　衣箱正面清晰写着收件地址“北平 清华园”，但寄件地址却扑朔迷离，“国立”之后的字迹难以辨认，推测可能是“国立西南联大”。朱自清在西南联大度过了7年时光，衣箱始终陪伴左右。在西南联大的艰苦岁月里，朱自清生活拮据，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从衣箱中拿出物品去典当。即便如此，他依然坚守在教育和学术的岗位上，为学生认真授课。这只衣箱默默见证了他的清贫与坚韧，以及对学术的执着追求。

　　从形制和工艺上看，这只衣箱具有浓郁的欧式风格，让人不禁联想到朱自清的欧洲游学经历。衣箱正面的“Pe”和“RA”字母，引发了诸多猜测，它们或许与北平、法国或法兰克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31年到1932年，朱自清在欧洲游学，其间多次托运行李。这只衣箱极有可能是他在欧洲购买并托运回国的，它在欧洲的流转，不仅是朱自清个人经历的见证，更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与欧洲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朱自清衣箱看似只是一件普通的生活用品，却承载着朱自清的人生轨迹和精神世界，是中国现代历史和文化的一个重要见证。在现代文学馆40年馆庆倒计时的特殊时刻，探究这只衣箱背后的故事，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铭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让我们期待更多文物背后的故事被挖掘，让文学记忆的光芒永远闪耀。

　　从“藏之名山”到“传之世间”，文学馆的万千珍藏凝聚着数代作家、学者及其家属化私为公的文化胸襟。40年不过长河一瞬，而中国现代文学馆始终是那艘打捞星光的船。一代代文学守望者以赤诚之心，构筑起这座文学的殿堂。他们有些虽已远去，却如星辰永驻，照亮后来者的航程。

　　作为全国文学馆联盟发起单位和秘书长单位、中国博物馆协会文学博物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这艘承载文明星火的航船，继续在文学的星海中航行，守护着民族的记忆，传递着时代的光芒，共同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光明日报》（2025年03月21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