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虞万里（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讲席教授）

　　儒家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阅读、理解经典需要训诂，训诂起源的时间节点，关系到我国传统语言学的进程和经典注释学的源头。就现今六七十种训诂学专论和概论性著作考察，大多笼统地将其落实在先秦、春秋、春秋战国，甚至两汉时段。刘师培《周代训诂学释例》举《孟子》和三传为例，谓训诂学之兴，兴于东周。今人从正文训诂入手探索，亦谓兴起于经典传播的春秋时期。但若结合文字起源、经典教育和学校建制作综合考察，训诂起源应在东周以前。

　　殷周训诂的萌芽与兴起

　　甲骨文是迄今为止最早的有系统的文字。已识甲骨文已具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结构，还有变形声化之字，有本义，有引申义，更有记音的通假义。这些变形声化字、引申义、通假义，如果没有专人教授，巫祝贞人、贵族弟子不可能不学而能。孟子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夏代学校无征。商代的学校，已见载于文献。《礼记》载殷人在西郊设右学，称为大学；在王宫之东设左学，称为小学。这种七十子后学相承的传说，已为卜辞证实。甲骨文有“求学”一词，有占上学途中是否遇雨之辞，小屯南地更发现刻有“大学”的甲骨。《尚书》说殷人有典有册，于省吾考得甲骨文有“工（贡）典”“豆（登）典”，可证殷时确已有册诰文献。现虽不能确知当时大学作用和教学内容，但作为有成熟文字的殷商，既然拥有诸多的典册文献，就一定需要有人来继承。要继承这些占卜巫史文化，必须学习，可以推想，无论是巫史世袭传授还是学校教育，都应有文字讲解与诠释一环。

　　周代损益夏殷，文明日盛，文化教育已具规模，王族、卿大夫子弟都要入学学习。两《戴记》记载学校和学习内容极多，相比殷商学校，西周学制已很健全。《礼记·王制》所记虞夏商周的学校方位，尚未得考古发掘证实，但其记述为顺先王《诗》《书》、礼、乐以培养贵族子弟，说“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应是西周学制的实录。《文王世子》和《周礼》载有教学分工、时间与方法，《大司乐》有教授“兴、道、讽、诵、言、语”六语之课程。虽未提及字词训诂的讲解，但《诗》《书》中语词有非经解释无法使学生明了者。如《尔雅·释天》：“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尧典》“朕在位七十载”，又说“五载一巡狩”“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都用“载”。卜辞有岁、祀、年，但“隹王二祀”作“祀”，董作宾说帝乙、帝辛时纪王年用“祀”。西周铜器纪年多用“年”，偶亦称“祀”（如吴方彝、趩觯“隹王二祀”）。《尚书》中“年”“祀”用法与商书、周书大致对应，此为历史用词不同。

　　《方言》第一：“娥、（见图1），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间谓之（见图1），秦晋之间凡好而轻者谓之娥。……赵魏燕代之间曰姝，或曰丰。”娥、（见图1）、姝、丰，是各地形容女子美与好的词。如果教授《邶风·静女》“静女其姝”和《郑风·丰》“子之丰兮”之诗，来自各国的卿大夫子弟是否都能理解？不理解，就必须解释，必须训诂。后世《毛传》说：“姝，美色也。”“丰，丰满也。”美色、丰满也都是好。毛传所解是否即西周国学大史所释，姑置勿论，但一定需要用同义、近义的词来解释。此为方言用词不同。

　　《诗经》所涉方言地域颇广，《尚书》则有虞夏商周之不同用词，其中需要训解的词语何止百千！略举历时和共时的二例，可证西周国学中教授《诗》《书》之前，师氏、保氏必须先教授六书，读书先识字，此千古不易之律。与识字相应，周宣王（前827-前782）时太史籀作《史籀篇》以“教学童书”。《史籀篇》文字有别体，且与西周铜器文字也往往互为异体，有别体就必须为学生释义解惑，释义解惑须有一定方法，这就是训诂法则。保氏识字和释义的讲授，必须在大司乐教“六语”之前，否则兴道讽诵言语的教育就无法顺利进行。六语的教授是为了更好地外交。春秋时大夫出使，在外交场合要引诗赋诗以对，如果不先入国学学习，就不可能应对自如。今知《左传》引诗赋诗在隐公初年（前722年和前720年），则知隐公之前惠、孝、懿、武诸公之时亦当有引诗赋诗之例，联系《史籀篇》的流行，知西周小学教育的课程一定有识字训义一环。

　　《尔雅》字义与《史籀篇》字形的互补

　　学术界之所以不敢确定西周就有训诂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没有训诂的记录或相关遗迹的留存。这应从正反两方面认识：西周保氏教国子以六书，六书的分析和训诂的方法密不可分，它可以是口头解释，也可以用最简单的文本。现今虽无直接的西周简牍出土，但文献记录中仍有蛛丝马迹可寻。卿大夫赋诗引诗之前要学诗，不识字无法学诗，不学诗无以言，更遑论引诗赋诗。精于字学的扬雄说：史佚教其子以《尔雅》，又说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这是西周与春秋时事。你可以对教与不教及《尔雅》成书年代予以质疑，但《晋书·束皙传》说与《竹书纪年》同时出土的有类似于《尔雅》的三篇简牍，因内容是解释名物，束皙等人将它命名为《名》。比《名》时代稍早的尸佼，在《尸子》中保存了不少与《尔雅》相同相近的训诂，最有名的就是“天地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这是战国早中期事。《尔雅》与《毛传》重合的训诂很多，《左传》《国语》中解释《诗经》的训诂与《毛传》亦多一致，可知《尔雅》与春秋末年孔门六艺经典的训诂有密切关系，缘此则孔子、哀公时有《尔雅》恐非影响之谈。《尔雅》是类聚同义词作解，《史籀篇》是编联文句供诵，童蒙诵读之后，需要有训解之书辅佐理解，徒诵其文，仍无法治事，而《尔雅》适可助其解读参考，故两书的产生有一定的内在逻辑联系。孔子以周公为仪型，以传承周文化为己任，《尔雅》虽不可能是周公所作，但它是学习、传承周公开创的周文化的重要教辅材料。先秦诸子所传文本，多以最早的开创者命名，七十子后学将《尔雅》归之周公或孔子，也是这种传统心理。

　　《尔雅》名义是近雅，近雅就是近正。“雅”亦作“疋”和“夏”，周人居夏之故地，称自己的语言为雅言，是纯正的语言，故西周的诗歌称“大雅”“小雅”。西周国学中，大司乐教乐舞，保氏教六书，必以雅正之语释各国方言诗文，所以训诂之近于雅正者都可以纳入《尔雅》。但当时《尔雅》或许只是一个雏形，绝无如此篇幅，日积月累，遂成今本。《尔雅》不可能是一人所作，追究它的确切作者和时代定点都没有意义。它就像发源于唐古拉山脉主峰各拉丹冬雪山，流经十一个省市、吸纳无数支流而成的长江一样，《尔雅》的主流作者是西周国学的太史、小史、保氏、大司乐和传承儒家六艺的孔门后学，最初汇聚的是与经典六艺相关的训诂，在流传的数百年中，吸纳诸子百家著作中的部分训诂，以及诸子争辩的名学内容，逐渐形成定本。经与《小尔雅》比较，推知《尔雅》成书的下限，接近于《小尔雅》撰作的上限。与《尸子》和《名》之类的篇章参证，类似的支流始终存在，是《尔雅》影响它们，还是它们汇入《尔雅》，是互有影响，还是各自流传，都可以深入研究。

　　就大量战国以还出土的简牍观之，其宽不足一厘米，推想西周、春秋之简牍，形制也应近似。在没有朱墨和大小字区分的年代，若在《诗》《书》后连抄传注训诂，虽然方便于教学和学习，但几经转抄，便无法分清何为经典本文、何为传注训诂，《大戴礼记·夏小正》经注混杂就是一个典型。《诗》《书》如此，其他经典和所有诸子文本无不如此，所以训诂必须另写分行。教学的需要和书写载体形态的限制，促使依傍《诗》《书》、汇集训诂的《尔雅》诞生并独立单行。

　　正文训诂与训诂学的兴盛

　　书写载体形态限制了经传或经注互相分离达上千年之久，也为《尔雅》《名》之类训诂专著留下了生存发展的空间。但尽管有训诂专著，经传的分离，仍为阅读和学习造成诸多不便。在这一千年中，先贤们作过种种尝试：有分篇相解，如《管子》的《形势》与《形势解》，《墨子》的《经上》和《经说上》；有后文解前文，如《管子·心术》、马王堆帛书《五行》；有取一句而作解成文，如《韩非子·解老》《喻老》，《韩诗外传》等；有以朱墨分写经传以资识别，如贾逵《春秋左氏经传朱墨别》、董遇“朱墨别异”等等，直至汉末魏晋，始用分简抄写和“传”“注”标记或大小字等分别经传，合成一本，成为一种新的体式。在这经典传播的艰难跋涉途中，很多训诂被无情地遗落在历史的长河中，部分被《尔雅》《尸子》《名》以及魏晋时的《广雅》《小尔雅》等训诂书保存，还有一部分被夹杂、混入经典正文，成为所谓的“正文训诂”。

　　正文训诂，顾名思义，是存在于经典正文中的训诂。这个概念最早由阮元提出，他在《经籍籑诂·凡例》第一条就说：“经传本文即有训诂。”这是指后世认为的经典正文中有训诂形式的资料。陆宗达概括为“正文训诂”，分为“以训诂形式出现的正文”和“以正文形式出现的训诂”两类。后人多注重于前者，称为正文训诂，从而将这些经典成书或传播的时代指为训诂学的萌芽期或滥觞期。其实，这需要区分经典性质和上文所分析的书写载体制约而重新界定。首先，以正文形式出现的训诂，不能都划归为训诂，因为任何人作文纪事，都可能为使表述明白晓畅而作补充说明。其次，在含有正文训诂的经典中，必须严格分析经典的性质，作明确的区分。如《周易》，其正文训诂皆出现在《十翼》，不见于六十四经卦，《十翼》是传，传本来就是解释《易经》之作，它含训诂形式是理所当然的。西汉以前与《易经》分行，汉末始合并，不能视作正文训诂。《春秋》无正文训诂，《公羊》《榖梁》和《左传》却有很多，因为三传释《春秋》，性质决定其多训诂。与之相反，《诗经》无正文训诂，《尚书》也极少，《洪范》篇中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之类，应视作明白畅达的补叙正文，不能划归为正文训诂。类似的是《逸周书》，《逸周书·谥法篇》是专门解释谥号的专著，本来单篇独行，刘向校勘时编入《逸周书》，本非正文训诂；其他如《常训》篇中的八政、九德，与《洪范》五行相同，也不能划归为训诂。《仪礼》中的“传曰”系后世合成，此外几乎没有训诂。总之，后世认为的经典，在先秦有经、传之分，严格区分后，纯粹的“经”如《易》《诗》《书》《仪礼》《春秋》等五经无正文训诂，正文训诂只存在于“传”“记”和诸子著作中，而传记本来就是含有训诂性质的篇章。

　　传与记性质相同，作为儒门传记的《礼记》和《大戴礼记》中有很多正文训诂，这是传记的性质决定的。两《戴记》所编集的原是夫子与弟子、弟子与再传弟子相互问答解疑的记录。老师答疑时，既有对经义的阐释，也会附带对名物、词义和句意的诠解。学生退而记之，本可单记经义，因当时可供查阅的词典类工具书很少，老师所解词义、名物亦弥足珍贵，故连名物训诂并记之，其前后夹杂，完整呈现出师弟子传授的情景。先秦其他诸子著作，亦多宗派后学将先师学说和师弟子讲学问答汇为一编，形式原委与两《戴记》同。所以，含有正文训诂的经典，其来源不同，性质不同，当分别观之。这些正文形式的训诂确实也是训诂，但并非就是训诂学的源头。

　　春秋战国之际，正文训诂盛行，训诂术语完善，所以被认为是训诂学兴盛的标志。历史地看，西周王官之学单线传授，训释相对要少，更主要是留存文献不多。进入春秋战国，王官失守，诸侯割据，九流十家，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诸子兴起，道术遂为天下而裂：百家互相攻诘，非难辩驳，乱名改作，以非为是。时当籀文省改，文字异形，雅言失势，言语异声，所谓“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如邓析、公孙龙子、宋钘、尹文、尸佼等著作中翻新概念，各创新名。名实之乱，牵涉字形，字形之混，淆乱音义，如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之类，人各为说，背离造字本义。于是正名之声日益高涨，力求“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验名”，务使“形名之与事物无所隐其理”。训诂之学，由此得到极大的发展。同样，字形与字义乖离，名物与声音互舛，训诂之繁杂，亦达到空前的混乱。秦火之后，掇拾残余，西汉俗师、经师承战国诸子之余绪，信“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书”，以断法律文书；将已形变之篆隶，解齐鲁传出的儒家经典，因不合古文，缪于《史籀》，无怪乎与孔门谛义乖违。许慎以为，孔子书六经，左氏述《左传》，皆以古文，汉时既出鲁壁，必与夫子所书文本近似，所谓“古文科斗，近于为实”。所以他抛开《史籀》《三苍》编韵连句形式，转从六书结构分析文字，解从宀、于声之“宇”为“屋边”，训从宀、由声之“宙”为“舟舆所极覆”，与尸佼所解不同，以此冀望审核刑名，抉发字形本义，目的是要探寻孔门古文经原意，最终是要将战国以来纷乱的字形字义拉回到造字本义的正道。所以《说文》首先是一本求解古文经的专书，与其《五经异义》相配套，其次才是第一部汉字解形字典。

　　结语

　　殷商虽有学校，文字也已成熟，文字的识读、应用和传承需要有人教授，虽然具体课程和教育方式至今尚不清楚，但朦胧的字词训诂已经萌发。西周学校建制渐趋完善，由于书写载体的限制，经典文本无法兼载训诂，但已有最原始的《尔雅》作为参考资料，辅导教育和学习。卿大夫子弟因为要诵读《诗》《书》，学习六语，为将来任职、出使做知识储备，对有古今语、有方言词的《诗》《书》以及用雅言书写的官方文献、法律文书必须有确切的理解，所以西周训诂教育和学习已经初具规模。春秋战国，因诸子百家各本方言方音阅读、传抄、解释经典文献，创设新词，加之籀篆与古文形体演变剧烈，更需要对译解释，字义因之纷乱，训诂由此兴盛。《尔雅》渐成规模，相关著作增多，训诂术语基本齐备，训诂成为一门学科的条件已经具备。西汉经师各本师说，师说大多为战国诸子、秦代博士之说，在一定程度上仍南辕北辙，互相抵牾。逮鲁壁古文经本出，古文经师依据古文形体，求解不同于今文师说的经义。许慎撰《说文》，摆脱战国以来纷繁不经的怪异之说，紧扣六书分析字形，探求本义，希冀获得孔子六艺原意。缘此可知：我国的训诂萌发于殷商晚期，起源于西周的《诗》《书》教学，兴盛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定型于汉代经师的解经传经。

图1 

　　《光明日报》（2025年03月22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