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青年论坛】

　　主持人语

　　近年来，口述历史的理论和方法引起越来越多国内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其学科属性、方法论属性、史料属性及相关问题得到较为深入的讨论。同时，社会各界也对口述历史表现出浓厚兴趣。那么，中国口述历史发展现状如何，具体呈现哪些特征？在推动研究规范化、本土化的同时，如何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口述历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特别是在数字时代下，口述历史的研究与应用又该如何面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各种新兴技术所带来的新机遇与新挑战？本期论坛特邀三位该领域青年学者展开讨论，以期对推动相关研究持续深入发展有所助益。

　　与谈人

　　杨祥银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张德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林 卉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讲师

　　主持人

　　刘嘉诚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多元化、社会化：当前中国口述历史研究的发展状况与主要特征

　　主持人：进入21世纪以来，口述历史受到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得到了快速发展，至今仍方兴未艾，能否请各位简要介绍当前中国口述历史研究的发展状况，有哪些特点？

　　张德明：口述历史是当今海内外新兴的热门前沿学科之一。在我国也吸引了越来越多不同学科领域学者的广泛参与。以史学为例，口述历史可以抢救保留大量历史事件亲历者的记忆，弥补传统文献史料的不足，推动了史学的多元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从当前国内口述史研究情况看，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新闻学、民族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的学者，都已参与口述历史研究，这在近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亦有较多体现。具体而言，当前各地开展了各式各样的口述史访谈项目，呈现百花齐放之势。如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开展的“中国记忆项目”集中围绕现当代重大事件、各领域重要人物、文化遗产等专题进行抢救性的口述访谈，形成了大量访谈影音资料。

　　从研究内容来看，全民族抗战、抗美援朝、三线建设、改革开放、非遗传承等党史、国史领域的重要专题，是当前中国口述史的热门话题。近年来我国出版的口述史作品题材丰富多元，有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中国建筑口述史、改革开放口述史、乡村教师口述史、中国电影人口述史、妇女口述史、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等系列丛书，涉及当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此外，各种口述历史学术社团建设也渐趋完善。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口述历史专业委员会作为全国性的口述历史社团，定期召开口述史年会，指导各地口述史工作的开展；各地也陆续建立省市等各级口述史学会，开展各具特色的工作。行业类口述历史团体建设也颇为红火。如全国音乐口述史学会、全国体育口述历史研究会等相继建立，多次举办学术研讨会，中国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也已举办多届。

　　但是，目前我国口述史研究也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如口述史的真实性颇受争议，一些作品“失真”问题较为严重，更有甚者呈现历史虚无主义倾向；还有一些地方口述史团体组织较为混乱，这些都制约了我国口述史研究的健康发展。

　　林卉：中国口述历史发展至今所取得的成果，已经远远超出历史学范畴，对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传播学等学科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学术机构运用口述历史方法开展教学研究工作，催生了大量高质量教学科研项目的落地及成果的产出；另一方面，口述历史意识的普及，也正在帮助更多学科拓宽各自研究和应用的视野。而在学术研究之外，口述历史亦有广阔天地。

　　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口述历史”，其诞生本身就顺应了时代思想和技术浪潮——个体生命记忆通过访谈得到表达，又通过影音技术得以保存，这一定义中包含了对记忆、技术和传播的强调，具体表现为：个体表达意识被唤醒，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语言和思想交流实现了对记忆的叙述；技术更迭惠及大众，音视频工具的普及也保证了记录的丰富性和便利性。也正因如此，口述历史的应用场景一直在延伸。具体而言，我在工作中得以近距离观察口述历史在中国社会应用发展的过程，从起步阶段对精英人物生命史、战争史、家族史、机构史等的关注，到近年来作为研究方法较为普遍地参与到非虚构写作、博物馆置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纪录片及短视频创作过程中来，在真实题材电影电视剧脚本创作、历史背景题材游戏开发、区域文旅内容挖掘等文化艺术领域中，也体现出采集题材素材的优势；而通过口述历史开展老年群体心理关照、少年儿童精神疗愈等，则是对口述历史深度参与社会工作的最新探索。

　　同时，也正因为口述历史理念越发被公众熟知，其丰富的跨越多场景的适应性和入门容易而专业精通难的实践属性，使其在应用的过程中暴露出不少问题，也必将面对更多挑战，如业务实践与研究水准的参差不齐、部分案例中体现出法律伦理意识淡漠等。我们应在重视发扬其优势的同时正视其问题，在改进问题中共同推动口述历史的健康发展。

　　杨祥银：以上两位对中国口述史发展现状和研究应用的总结，恰是当前中国口述史研究特点的深刻体现。首先是研究视角多学科化。21世纪以来，中国口述史研究视角日益多元，呈现多学科交叉融合趋势。一方面，口述史研究继续深化与历史学各分支领域的交流互通，借鉴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的研究路径，拓宽了问题意识和解释框架。另一方面，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也被引入口述史研究。如人类学的田野作业与深描方法丰富了口述史资料的采集维度，社会学的类型学分析、结构分析等方法则增强了口述史研究的解释力度。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的介入，则为口述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话语形式和美学想象。跨学科研究视角的融通，使口述史研究问题更立体，分析更全面，极大拓展了口述史的学术想象空间。

　　其次，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口述史关注的主题领域不断拓展，除传统的政治史、革命史主题外，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时代记忆成为新的研究热点，诸如农村改革、城市发展等主题逐渐进入学者视野。近年来，伴随全球史、环境史等新兴研究领域的勃兴，诸如跨国移民、战争记忆、自然灾害等主题也成为口述史关注的新方向。研究主题的拓展一方面源于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学界学科视野的开阔和问题意识的更新。

　　再次，口述史的研究主体也呈现多元化趋势。进入21世纪，中国口述史研究主体呈现出机构化、社会化、大众化的特点。各高校、科研院所、党史部门、地方志办公室等逐渐成为口述史研究的中坚力量。一批高校设立了口述史研究中心，为项目实施、人才培养提供了平台支撑。口述史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不断涌现，通过开展口述史研讨、访谈培训等活动，带动更多民间力量参与口述史事业。随着公众历史意识的觉醒，普通民众也成为口述史的生力军。在家史、村史编撰等项目中，亲历者和记忆者成为口述史访谈的主角。

　　最后，研究价值呈现社会化趋势。随着时代发展，中国口述史研究的社会价值日益凸显，其功用和价值已远超学术领域。如口述史为国家重大工程提供服务，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实施中发挥了重要的记录和宣传作用，提供了历史见证。又如，口述史参与社会热点话题的讨论，在改革开放记忆、抗疫志愿行动等重大历史节点上，口述史工作者及时记录，让历史现场感和在场感得以传播，引发公众思考。再如，口述史参与公共历史教育，口述史资料越来越多地被编入中小学教材、融入博物馆展览，以其鲜活的细节感染受众，提升国民历史素养。上述种种都说明，口述史研究正在走出学术象牙塔，融入时代洪流，在服务国家、启迪社会等层面彰显出巨大价值与功用。

　　规范化、本土化：深化口述历史研究的方向与路径

　　主持人：在上述讨论中，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到规范化开展研究，这对当前的口述历史研究来说十分必要。那么，推动口述历史规范化研究需从哪些方面着手？

　　林卉：口述历史研究从与人的交流开始，以不同研究者各自的成果完成为阶段性终点，整个过程都对专业性有很高要求，但现阶段研究在具体实践层面仍面临不少挑战。我认为，这与研究的规范化有着密切关系，而要有效改变这一现状，就需依据不同应用领域的特性和要求，形成各类规范化的基本操作文本。在这方面目前已取得一些成绩。以历史学科为例，《中华口述历史工作实务规范》（试用版）推出后反响热烈，南京大学周晓虹、清华大学赵月枝等专家近年也从社会学、传播学等角度做出了相应探索。近年来，我们中国传媒大学的口述历史团队计划在总结归纳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出版纪录片类型的口述历史实操手册，对我们熟悉的画面语言及其应用利弊进行详细的分析和拆解，并结合音视频技术发展与记录方法迭代，以及信息时代多感官传播渠道及其特质，以推动口述历史的规范化研究。口述历史作为研究人的记忆的学科与方法，与人这一主体密切相关，因此无论是哪个学科或哪一阶段的口述历史研究，都应做到以人为本，将法律和伦理纳入口述历史规范化建设每一环节。

　　张德明：对口述史工作者开展切实有效的规范化培训也十分必要。相关高校、科研院所和学术团体应有计划地开办口述历史专题培训与系列讲座，根据不同学科、内容的具体情况，邀请相应领域知名专家举办讲座，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帮助相关人员了解访谈的流程及需要注意的问题，特别是要结合具体的案例、经典的著作进行互动体验式教学，切实增强学员对相关访谈技能的掌握。此外，各出版社需加大审核力度，聘请专家进行把关，切实提高口述历史著作的出版质量，确保口述历史研究成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杨祥银：为使中国口述历史研究更加规范化发展，还应从学科体制、伦理规范、资源整合等层面着手推进。在学科体制层面，亟须明晰学科定位，完善学位点设置，搭建学术共同体平台，创办专业学术期刊，凝聚学界共识。同时，还应着力构建科学完备的人才培养体系，培育一支专业化的青年口述历史研究队伍。在伦理规范层面，口述历史研究作为一种涉及人际互动的特殊实践，必须高度重视构建口述史伦理规范体系，需从制度、教育、监督等层面同步推进。一方面，要制定系统完备的伦理准则，明晰各方主体的权责边界；另一方面，要强化伦理教育培训，提升研究者的伦理意识和规范自觉。在资源整合层面，长期以来，海量史料分散于不同区域和部门，亟须打破藩篱，推动跨区域、跨部门的资源共享和学术交流。

　　主持人：各位认为加强口述历史理论与方法建设，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口述历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应从哪些方面着力？

　　林卉：口述历史作为具身化认知的时空实践，深深扎根于文化记忆土壤。中国口述历史的本土化建构，要确立“双重主体性”意识——既承认口述实践作为人类普遍认知方式的本质，又清醒认识本土文化基因对历史记忆的规训作用。近年来，我们与国际口述历史学者交流时发现，大家一致认同：不同国家、文化有着复杂且丰富的口述历史时间背景，需依托对自身历史文化特色的理解与发现，才能挖掘出更具体、贴近本原的口述历史内容与成果。无论是语言、文字还是历史，口述历史因人类记忆展开，而对人的理解和对其记忆的有效分析，离不开对其生长环境的解读。因而本土化的方法论创新必须是中国口述历史在实践理性与阐释传统上的双向突破。口述历史访谈并非对抽象概念进行同质化提问，而是通过具体文化表征实现个体差异的争鸣。

　　张德明：国内口述历史理论方法建构应立足中国现当代历史与社会现实，从中国口述历史的特色实践出发，围绕关键性理论问题展开。如口述历史的性质与属性，口述历史的方法，口述者、访谈者的角色与关系，口述历史的记忆问题、真实性问题，访谈的规范问题等，都需要结合访谈实践进行理论概括。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与口述历史有密切关系的多学科学者更应集思广益，加强跨学科的融合，进而提炼出全球视野与本土关怀兼具的口述历史理论范式。从国内的研究现状看，《口述历史门径（实务手册）》《中国口述历史理论》《怎样做口述历史》等是近年来国内较有代表性的口述历史理论著作。此外，要加快优秀口述历史理论著作及经典口述历史访谈作品在国外的翻译出版，增强中国学者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推动国内外口述历史学者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交流互鉴。

　　杨祥银：本土化的口述史方法理论建设应以问题意识为核心，提炼出反映中国社会变迁的时代经验。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这种社会变迁的深层逻辑为口述历史研究提供了明确问题导向，即如何通过口述史记录与分析个体经验，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规律。以城乡融合为例，通过“农民工口述史”研究，可以深入挖掘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迁徙经验与生活实践，揭示城乡融合对个体的深远影响。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之一是服务于社会，而口述史因其直接面向个体与社会生活的研究特性，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关怀之间具有天然的桥梁作用。因此，本土化的理论方法建设要回应社会现实需求，注重理论创新与实践关怀的结合。

　　通俗化、智能化：数字时代口述历史发展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主持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口述历史研究中，能否谈一谈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给相关研究带来哪些新机遇和新变化，同时面临哪些新考验与新挑战？

　　林卉：的确，这是每位口述历史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问题。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不断发展，近年来已经从协助口述历史访谈内容整理，逐渐过渡到深度参与从口述历史访谈准备到成果产出等更大范围的工作流程，在许多口述历史应用场景中作用也越发明显。比如，以往的研究者为了全面了解访谈主题和访谈对象，需耗费大量时间查阅文献。人工智能正在推动这一局面的改善，帮助研究者实现口述历史信息准备的智能化，大大提高访谈效率与效果。

　　但与此同时，新技术的应用也带来一些风险与挑战，特别是在伦理方面，比如现今人工智能已经能够通过少量语料近乎完美地模仿真实人物的语音语调。一旦这项技术与口述历史资料库相结合，如何甄别历史亲历者讲述内容的真实性，将成为可能涉及伦理和法律问题的重大挑战。人的记忆、工具的记录和个体化表述这三大口述历史基础属性迈入数字时代后，必将经历新的变化，生发出更多伦理和法律范畴命题，促生出新的知识领域。而我们作为研究者也不能被动等待，应从议题设置、内容角度等深度参与这场变革。

　　杨祥银：就整理环节而言，人工智能在转录、编目与索引等流程显著改善其效率和质量，随着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等技术的发展，可以实现口述史整理全流程的自动化。在转录方面，智能语音识别软件或程序可以自动将口述音频转化为文本，并进行智能处理，大幅提高转录效率，降低工作量与错误率。在编目和索引方面，自然语言处理和知识图谱技术通过命名实体识别、关键词提取和主题聚类等算法，能够自动识别和提取口述史资料中的主题、关键词、人名、地名、时间等重要信息，按照预定义的规则和标准生成元数据，建立资料目录和索引，不仅可以提高编目质量和规范性，还能通过标签化和语义化的方式方便检索和利用。

　　在保管环节，人工智能正从根本上改变口述史成果的保存方式和管理模式。首先，智能化的数据压缩与存储技术可以大幅降低存储成本。其次，智能化的数据组织和检索技术可以显著提升口述史资源的利用效率。再者，区块链技术可以为口述史资料提供更加安全可靠的存储环境。最后，云计算技术为口述史资料提供了弹性扩展、按需使用的存储模式。

　　在分析环节，人工智能提供了一系列新的研究工具和方法，为口述史分析提供了更多定量分析和数据驱动的研究工具。研究者可以利用各种人工智能技术，从大规模的口述史资料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挖掘客观的模式和规律，验证研究假设，生成新的理论解释。

　　张德明：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必将对口述史研究产生巨大影响。如口述录音文件整理转换费时耗力，现在可以通过人工智能语言识别功能快速实现转换，甚至对外语、方言类文字都可准确实现转换，大大节省了口述访谈整理的时间。录音、录像文件的后期处理加工，口述史文字的整理分析，访谈背景资料的获取，也都可依靠人工智能完成。特别是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发展有助于推动口述史学的数字化建设，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极大便利了普通公众深度参与口述史，提高了口述史工作的质量与效率，为口述史的大众化与专业化带来发展机遇。

　　当然，人工智能同时也会产生一些新的挑战。如在使用人工智能进行录音文件文字转化时，存在网络泄露风险，出现数据安全问题；如果单纯依靠人工智能转换录音文件，也会出现因口音、噪声等因素影响，导致转录文字出现错误或遗漏等；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字含义，也需要人工进行甄别判断，依靠人工智能无法完成。这些都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并在实践探索中找到解决方案。

　　主持人：口述历史研究需要注重专业性与大众化的结合，请谈谈未来口述历史研究应如何做好专业性与普及性的结合，从而更加全面地展现其价值和功用。

　　林卉：中国传媒大学自2015年起每年举办“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周”活动，从中或可总结出一些经验。其一，要推动全民口述历史意识的启蒙，让公众知晓口述历史可以全民参与并逐渐推广。近段时间以来，我们在活动中接触到300多个口述历史项目，项目成员年龄跨度从8岁到80多岁，他们中的大多数最初仅是因为兴趣和机缘加入，在实践过程中才逐渐走向专业。口述历史所触及的记录领域也越发凸显出深刻的社会性。近年来新兴的美食、功夫、游戏等主题颇受关注，即便是公众所熟知的抗战主题，也已出现几十种细分类目的口述历史研究。其二，可以通过工作坊、研习营和游学沙龙等形式，发挥口述历史的教育潜力，让学术成果惠及更多群体。目前我们教学指导过的对象既包括本校的本科生、研究生，也包括希望在自己行业内开展口述历史工作的相关人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口述历史的专业性与大众化结合在起步阶段不必拘泥于具体学科。其三，需要拓宽口述历史的应用视野，口述历史访谈到的内容既是个人生命史，是历史资料，也是可以作为国际传播素材的中国故事，同时更是研究客体不断丰富的文化观察和研究基础。

　　张德明：发挥青年学生群体带头作用与纽带作用十分有效，例如开展有地方特色的口述史主题竞赛，在专业老师指导下深入进行口述史访谈实践。如此，在增强大学生口述史研究能力、为口述史研究培养接班人的同时，也在客观上扩大口述史社会影响力。同时，广大民众也是口述史研究的重要力量。对此，相关部门可以组织开展以“五史”为主题的口述史访谈整理及研究工作，针对不同社会群体分类开展口述史访谈，特别要注重对高龄亲历者的抢救性访谈，并加强大众口述历史作品的出版推广工作。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应确保大众参与口述历史的规范性，及时纠正访谈中可能出现的错误倾向，不断增强大众对口述历史真伪的辨析能力。

　　杨祥银：学术研究既是口述史不断向前发展的核心与重点，更是口述史致力于大众普及和公共文化服务的前提与基础。因此，要持续深入地开展口述史的学术研究，同时积极发掘普通个体的历史声音，将口述史与其他史料相互印证，推动学科理论和方法创新，不断激发口述史在学术研究、文化普及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潜力，不断拓展口述史的有效运用空间。

　　大众普及是口述史面向社会的重要使命。口述史不仅属于学术界，更应服务大众、回馈社会。因此，要积极创新呈现与传播方式，如通过出版口述史著作、举办展览、制作音视频等多种形式，将口述史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大众话语。讲好普通人的故事，唤起大众对个人史和家族史的重视，引导社会用发展眼光和人文情怀看待历史与生活。口述史工作者要积极参与口述史的公共利用与社会服务，如协助建立地方口述史档案、为社区和学校提供口述史教育资源、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口述史佐证等，发挥好口述史资政育人的价值，以口述方式传承红色基因、凝聚社会共识。

　　《光明日报》（2025年04月28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