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勇 袁朗（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诸子研究院教授、浙江海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庄子》文章諔诡可观，喜好者极多，历代注《庄》者更是代有其人，各类注本流传至今者不下三四百种，然而《庄子》文章的解读却一直是个难题。这个难题固然有其思想主旨之深邃弘远，数千年语言文化之发展、版本流衍之错讹带来的障碍，也体现在其旨意理解的歧义性上。以现所流传《庄子》诸多选篇为例，如内篇《逍遥游》鲲鹏故事，《养生主》庖丁解牛，外篇《秋水》河伯与北海若第一番问答等等，诸解往往断章取义，与原旨背离。而这种背离并非偶然，庄学史上，“逍遥义”之理解即有所谓“适性逍遥”、以大为逍遥多种说法，大鹏形象在以大为美的传统语境中更往往被赋予积极意义，从曹植《玄畅赋》、贾彪《鹏赋》、阮修《大鹏赞》到高迈《鲲化为鹏赋》、李白《大鹏赋》，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大鹏这一意象以雄奇豪迈之姿融入中华文化的过程，明末吴默《庄子解》提出“此篇（指《逍遥游》）以大为纲”，清代林云铭《庄子因》、吴世尚《庄子解》、宣颖《南华经解》、刘凤苞《南华雪心编》又进一步继承和发扬这一观点，使对大的崇尚成为有清一代阐释大鹏形象的一大特色。但对《庄子》了解深入一些后，我们就会知道，庄子主张“齐物”，大小对他来说其实没有区别，北海若之大不比河伯更高明，大鹏也并不逍遥，它的大反而是它的桎梏。那么，《庄子》的接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群体性的背反性理解？笔者以为，一方面在于庄子对语言特殊态度形成的独特文风，另一方面是解《庄》的方法问题。

《四库全书·子部·庄子注》 资料图片

　　言与意的张力

　　语言文字是思维的外化，道家对语言则总体持一种不信任态度。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大道混沌无形，一旦被语言文字指称范囿，可道可名，就不是常道；大道周行不殆，“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二十五章），因为对语言的依赖，人们不得不姑且用“道”这一语言文字来指称道，但语言文字有极大局限，“道”并不是大道本身。庄子基本继承了这一思想，其语言文字运用已入化境，但对语言却总是持摒弃疏离的态度，所以《应帝王》篇王倪四问而不知，齧缺大喜；桓公堂上读书，轮扁却说这些“圣人之言”是“古人之糟魄”（《庄子·天道》），《外物》篇更直言“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所以轮扁神乎其技的斫轮技艺无法在父子之间通过语言实现代际传递，“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庄子·天道》），意义的传递难以仅仅凭借智识或者语言来直接实现，言与意之间存在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然而，正如王弼所说，尴尬之处在于“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世说新语·文学》），“无”或者道无法言说，一说就必然落入“有”，老庄也无法免于“有”，反而为阐明大道呶呶不休，庄子不可能真正绕过语言来表达，故“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庄子·外物》），极力“忘言”，一切所思所想最后却还得着落在语言上。因为不得不言，又因为极为深刻地认识到语言之局限性，庄子舍弃“庄语”即端庄而诚实的言论这一常规言说方式，有意识地采取“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这一独特语言策略，以弥合言与意之间的张力。

　　从“三言”到类比的思维

　　寓言、重言、卮言统称“三言”，是言与意的张力下，庄子对语言的独特运用。“寓言”即寄托寓意的言论，藉外论之，如鲲鹏故事、蜩与学鸠之言、姑射神人、河伯与北海若之问答，在“我”这第一视角之外，大大拓展叙述者角度，通过言说策略来实现语言可信度的增强；“重言”谓先哲时贤或书中之言，如《齐谐》之言、商汤夏棘对话、尧与许由之语等，是以权威之言作论据立论；“卮言”指作者自己那些不着边际的议论，“卮”即酒杯，酒后之言，无规矩束缚，自与大道相合，所以“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庄子·寓言》）。

　　需要注意的是，庄子寓言、重言是语言策略的有意识运用，却并不遵守通常情况下这一策略使用的原则。他洞见“亲父不为其子媒”“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庄子·寓言》）的大众心理学原理，为其言论披上“寓言”“重言”的外衣，但与通常文章严格遵守引文真实原则的态度不一样，其所发仍然是庄子己意，他信誓旦旦引用的《齐谐》他书不见，其实是其杜撰之书，尧与许由历史上可能存在，但尧让天下于许由的对话则基本是臆想，《庄子》中大量出现的忽而作为儒家代表被批判、忽而作为道家圣人阐发高论的矛盾的孔子形象，更是直接展现出庄子所谓“寓言”“重言”真实性的可商榷之处。或者可以说，基于对语言文字的极度不信任，庄子放弃了以言表意的直接径路和大多数作文者所遵守的真实原则，运用大量“寓言”“重言”“卮言”的堆叠,尝试构建另一条以言达意的途径。

　　我们说熟练掌握某种能力，通常用“得心应手”，心里领会明白了再通过手来操作，即以心或思维指挥手，这也是大多数人惯用的路径，体现出对思维的依赖。庄子则反其道而行之，“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庄子·天道》），试图以实践操作与体悟来主导得意过程，进而由技入于道，在某项技艺中取得见者惊犹鬼神的成效，《庄子》中大量寓言如痀偻承蜩、津人操舟、纪渻子养鸡、吕梁丈夫都有这一倾向。在语言表达中，相较于一步一步形式严密的线性逻辑推进，庄子更强调使用体悟这样一种更加直觉的方式，实现言与意之间的跳跃。轮扁论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庄子·天道》），“徐”“疾”指车轮榫卯结构中榫眼的宽和窄，“甘”“苦”则是人之味觉，在常规语境中两者并不相通，庄子却将两者给人带来的体会感受作为桥梁，以人由两者所共同体会到的愉悦之感沟通榫眼之宽舒（“徐”）、甘味之美（“甘”），由两者所共同体会到的难受不适之感沟通榫眼之紧窄（“疾”）、苦味之恶（“苦”），让人领悟“口不能言”但“有数存焉于其间”的斫轮真意。这种通感手法，对不同类事物，依据其某种相似性而建立起由特殊到特殊的某种联系，其实是一种比的思维。

　　类比思维或类比推理广泛存在于我国先民思想之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各类卜筮活动，通过对卜筮所得之象的解读，来对未发生之事作出预测，而卜筮所得之象与事实的联系，其实只基于问卜者的心理需求与文化中的解析惯例。表现在文学语言上，《诗经》中广泛运用的比与兴的艺术手法是其代表，“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周南·关雎》），“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诗经·周南·桃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诗经·卫风·氓》），雎鸠、桃花、桑叶，这些生活场景中的细小事物并不参与君子求偶、女子出嫁或被弃事件，起兴的事物与诗歌内容本身并无直接关联，只是歌咏者依据自己对两者相似性的理解而赋予了其特定语境下的某种象征性意义。《庄子》文学意味浓厚，极大承袭了这一思维特色，而当我们将其视为哲学论说文，这种比者与被比者之间逻辑链条的断裂，就形成了其所谓“无端崖之辞”（《庄子·天下》），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文之神妙，莫过于能飞。庄子……殆得‘飞’之机者”（刘熙载《艺概》）的语言特色，这种不落形迹的所谓“飞”，表征的其实就是《庄子》文章类比思维下的逻辑跳跃性。概括而言，庄子用文学语言与手法来说明哲学问题，为了让读者能够体悟其真意，他用卮言直陈其意，又用大量寓言、重言层层堆叠，让读者在文学化的直觉体悟感受中蓦然领悟到比者与被比者之间一点若有若无的联系，实现两者之间的逻辑跨越。

《南华真经》明嘉靖世德堂刊本。资料图片

　　汪洋自恣的文风与解《庄》之法

　　在明清文章学家的论述中，庄子所欲直陈的意思被称作“正意”，用来比拟阐发“正意”的寓言、重言以及类比的话被称作“喻意”，正意与喻意也并非固定不变，在庄子精妙的语言体系中，正意与喻意可以多层叠累，这一层的“正意”在更大一层比的结构中可能转化为“喻意”。三言的大量叠累，正意与喻意变幻莫测的反复纠结转换，再加上惯于否定之否定的行文习惯，庄子终而形成了他如同海浪一般层层叠叠，无止无息，一浪一浪或是加强，或是颠覆，或是几无关系另起一层意思，紧要关头再蓦然一收旨意豁显的“汪洋”文风，迥异于一步一步明显清晰的线性论说方式，司马迁“汪洋自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鲁迅“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汉文学史纲要》）的评价，正是对这一文风的精准概括。

　　这种“汪洋”的文风，一般阅读方式难以厘清，用文章学方法深入文章肌理，恰可以解析。以《逍遥游》总论为例，此部分旨在论无待逍遥，却不说无待，先出一鲲鹏寓言，又以《齐谐》之言为重言，恐其为志怪之书他人不信服，再以古圣君贤臣商汤和棘问答复为重言，三番推进反复申述，却以“此小大之辩也”一收，由言物转言人再另起一层，通过对“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者、宋荣子、列子的层层否定，引出中心论点“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鲲鹏故事与人物逻辑线之外，又杂入蜩、学鸠、朝菌、蟪蛄、冥灵、大椿、彭祖、斥鴳，长短高下，调笑戏谑，笔端鼓舞万象齐发，令人应接不暇，诸般万物又皆以“犹有所待者也”一笔抹去，全部推倒，可称巨笔如椽。近人有认为《庄子》行文重复支离者，如马叙伦《庄子义证》，就认为“汤之问棘也是已”一段鲲鹏故事是后人批注《齐谐》混入正文，这是没理解《庄子》行文脉络和对三言的运用。而就细部来说，在“正意”和“喻意”的运用上，“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数句喻中有喻，比中有比，可称典型。一杯水倒在厅堂地面小坑里，再放一条小草，它会浮起来，杯子放上去就粘在泥土上浮不起来。在这里，小草比作小船，是最小一层比喻；小草是更小的船，杯子是大一些的船，对于“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来说，小草这一层是喻意，后者是正意，两者是比跟被比的关系；而“覆杯水于坳堂之上……水浅而舟大也”这一整层意思对“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来说是喻意，后者属于正意；然后“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对于“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来说它又变成喻意，而后者是正意。水少了连个杯子都浮不起，水浅舟大，以喻风不大不厚托不起鹏的巨大重量，一层套一层，初步点出鹏之不逍遥。短短数句，以比为本，正意、喻意嵌套四层，且同一语句不同层级中正意、喻意地位不断反转，变幻莫测，这正是《庄子》行文“汪洋”之处。《秋水》篇同样如此，不直说齐物，而以河伯与北海若七番问答寓言为比，先以大海之大否定河伯之小，再以小否定大，第三番取消大小差别，第四番再以道观物，层层推进，更见《庄》文“汪洋”之势。

　　基于《庄子》这一独特文风，郭象谈《庄》，特别说“达观之士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不足事事曲与生说，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庄子注·逍遥游》），又称“庄子推平于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毁仲尼，贱老聃，上掊击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庄子注·山木》），“寄言以出意”，是其重要解《庄》方法。郭象认为，《庄子》的语言和意义一定程度上是断裂的，并非一体，意义寄寓于语言之外，故每称《庄子》文辞为“寄言”，读《庄》正不必拘泥于文字，而要在把握其“弘旨”的基础上“遗其所寄”以“出意”，寻找文辞之外的真意。我们固然要警惕郭象此说所导致解《庄》的任意性问题，他的“适性逍遥”正是在庄子言与意的阐释之间夹带私意的结果；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其说以玄学方家的眼光，准确抓住了阐释诸子尤其是《庄子》与解经的方法性差异。在讨论“轮扁斫轮”之“徐”“疾”“甘”“苦”时，我们已经知道音韵训诂在释《庄》时的局限性，而这种方法正是解经的重要倚仗；《庄子》寓言中气质面目多变的尧、舜、禹、老聃、孔子形象和大量符合特定语境却无法考之于他书的莫须有对话，让史实的考证或者说历史真实的标准失却用武之地。当训诂与历史考证失效，语言与真实世界的联系被部分割断或有意遗弃（而这在经学以及大部分著作中被极力强调甚至作为立论根本），完全进入《庄子》语境，以其本身为起点，在《庄子》的行文脉络和逻辑自洽中理解《庄子》，排除“六经注我”的强烈自我彰显欲望，这应当是比较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

　　回到本文开篇，从思维方式、文风到解庄方法，基于《庄子》强烈的独特性，众人对鲲鹏故事、河伯与北海若寓言所谓“大美”的背反式解读也就不难理解。比的思维方式，比者与被比者联结的非必然性，本就使喻意对正意的阐释具有一定跳跃性和不稳定性；庄子汪洋繁复的文风，进一步增添了阐释理解的难度；解读者采用“节选”这一断章取义式的方式，更使庄子原意主旨不明。盲人摸象，每个人固然都得到了局部的真实，试图以管窥豹，一偏之见却在《庄子》这里遭遇了滑铁卢，正如所谓“以大为纲”，固然符合了大鹏水击三千里的雄姿，却不自觉落入了庄子“三言”的语言陷阱，而这种陷阱在《庄子》的整体性阅读中是可以避免的。我们一直强调诸子学的整体性研究，这种整体性既指单个诸子文本内部的整体性，例如仔细推究《庄子》文章脉络肌理，沉浸于《庄子》语境中寻味其真意所在；也指一个家派各子之间，如在整个道家传统中理解语言和意义、有形与无形；还可以是诸子各家各派之间，如在孔老对话的语境中看《庄子》中孔老多变的形象；甚至还原到诸子发端、兴盛与经史对话的整个文明进程之中，深刻理解《庄子》立论根基和其发言所指。只有在这个整体性脉络中，诸子话语才可能被正确理解，其对当下的文化价值才可能被重新发掘，而不是只被裁取为一堆用以证己的破碎材料。

　　《光明日报》（2025年06月07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