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商贸与染料迭代

红的色彩文化史

作者：邵旻（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教授）

　　红色或许可以被看作中国的国色，它象征着吉祥与喜庆，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从帝王将相到黎民百姓，都将红色视为珍贵的祥瑞之色。

　　然而，中国古人要想获得鲜艳浓烈的红色，绝非易事。为了掌握更多的染红秘笈，染匠们不断地研发新染料、探索新技术。水红、银红、丹矾红，历经更迭与传承，红色的色彩词由最初的单字变成了复合词，色相由最初的黄赤色扩展到绛紫色，释义也由最初的赤白间色变成了指代赤、绛、朱等的正色。

　　红色吐故纳新的旺盛生命力离不开丝路商贸的滋养。从陆地丝绸之路引进种植的红花、从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苏木，如同溪流般汇入传统色彩的海洋，最终化为染匠手中一抹亮丽的中国红。

茜草、红花与苏木染真丝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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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染为朱：先秦时期的红色

　　青帝、炎帝、黄帝、白帝、黑帝，华夏五帝以色为名号，这表明早在上古时期，华夏先民就已经掌握了从自然中获取色彩的秘密。此后，色彩又从“以五采彰施于五色”的染色层面，上升到了“玄衣纁裳”的礼制层面。技艺与礼仪，成为中国色彩文化里的基因双链，彼此支撑、共同传承。

　　在先秦文献的色彩词中，红色指赤白间色，也就是现在的浅红色；而现代意义上的红色，在当时被称为赤色或朱色。从古至今，赤色在色彩界的重要席位从未被撼动过，这与上古先民对火、太阳与血的崇拜密不可分。

　　中国最早的官制法典《周礼》中记载了王与后的赤舄制度，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记载了“朱芾斯皇，室家君王”等诗句，中国最早的礼仪典籍《仪礼》中记载了“爵弁服纁裳”等礼仪：这些文献都表明，赤色是先秦时期天子、诸侯和士大夫的重要礼仪服饰色彩。

　　为了确保色彩能够完美呈现，早在周代，与色彩相关的官职就已经出现了。根据《周礼》记载，天官中的“典妇功”负责王与后的丝麻原料与织品，“内司服”职掌后与命妇的礼服制作；地官中的“掌染草”负责染草的收割；春官中的“司服”职掌王的吉凶之服；冬官中的“设色之工”则负责布采、染羽与练丝。

　　赤、朱、丹、绛、彤、纁、缇、縓、赪、红，先秦时期的赤色系色彩词非常丰富，而染制这些颜色的染料，都来自同一种古老的染红本草——茜草。茜草是多年生蔓草，根部富含红色素，可以染出温暖的黄赤色调。在其他红色染料被引进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里，茜草都是中国红色染料的主要来源。

　　想要获得纯正的茜红色实属不易，必须经过多次染色后，才能获得浓烈的黄赤色。在先秦时期，一染之色被称为縓，二染为赪，三染为纁，四染才能被称为朱，也就是真正的赤色。

　　真红乃现：两汉以后的红色

　　秦统一天下后，服饰制度改以玄色为尚色。汉灭秦后，基本沿用了秦代的冠服制度。秦汉时期二百余年间的服饰典章细节，目前已无从考证。

　　《后汉书》等史料记载，东汉永平二年（59），汉明帝修复了先典，在周官礼制的基础上重新制定了冠服制度。红色再次登场，玄衣纁裳成为皇帝冕服的标配形制，延绵千年。经过历史沉淀的红与黑，成为中国传统色彩里最隆重的配色。

　　从这一时期开始，“縓”“赪”等古字在文献中逐渐消失，“红”字取而代之，成为赤白间色的正式色彩词。先秦时期丧服中以縓色为领缘的练衣制度，在汉代也被沿袭下来，被称为大红、小红，“以日易月，渐即吉也”，用红的吉祥之意来宣告丧事将尽。

　　这或许是最早的“程度+色彩”的复合式色彩词，只是此时的大红与小红，并非指红色的强烈程度，而是服装称谓，分别指在大功麻衣与小功麻衣上缝制红色丝绸领缘。但有一点毫无争议：红色甫一进入服饰制度，就代表了吉祥之意。

　　在汉代，“红”不仅在字义上替代了“縓”“赪”，更在染料上进行了更迭，红色的面貌开始由黄赤色调转向了更为艳丽的桃红色调，这一过程被古人生动地形容为“真红乃现”。

　　真红色的出现归功于张骞，他从西域经陆地丝绸之路，带回了一种名叫红花的植物种子，用它的花瓣可以染出猩红、大红、莲红、桃红、银红、水红等十分艳丽的红色。与茜草相比，红花的染色工艺虽然更为复杂，但染料产量大、所染色彩鲜艳，因此，红花在汉代就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广为种植，甚至漂洋过海，传到了日本与朝鲜。

晋武帝的黑红穿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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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人染绛：魏晋以后的红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胡交融，多元化服饰制度浮现于世。在朝代更替中，皂衣绛裳与朱衣绛袍，始终是帝王公卿的重要礼仪服装色彩。唐宋时期，虽然紫色通过品官服色制度跻身为最高等级的官服色彩，但在“满朝朱紫贵”之外，祭祀等重大场合仍以正色为尊。帝王玄衣纁裳与群臣青衣纁裳的冕服，仍是国家最高礼仪服饰；皇帝的通天冠服、皇太子的朱明服、群臣的远游冠服，也都以绛纱袍为服制。

　　在辽金元时期，民族服饰与汉族舆服兼存并蓄，红色作为汉人衣冠的大吉之色，被很好地保留在服饰制度中。明朝尚火德，以赤为尚色，于是绯色在品官服色等级中取代了唐宋时期的紫色，这场始于隋朝的“朱紫之辩”，以红色胜出而告终。

　　自唐代起，平民百姓在婚娶时可“假绛公服”，红色不再限于权贵，而是作为吉色正式走进民间，成为全民最重要的嘉服色彩。对红色的井喷式需求，极大地推动了染料贸易，南方的红色染料苏木，开始沿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一路向北。“苏方之赤，在胡之舶，其利乃博”，在唐代，苏木已成为炙手可热的舶货。

　　苏木原产于东南亚，最早记录在晋代嵇含的《南方草木状》中。苏木只能在南方生长，不能像红花一样在中原地区广泛种植。抽解博买、折换赏赐。在千余年间，苏木以商贸运输的形式，源源不断地从南方销往中原。

　　苏木的染色部位是枝干，与茜草的根、红花的花瓣相比，原料体量更大；苏木的染色工艺简单，通过煎煮媒染法就可以获得浓重的红色。凭借产量大、易染色的优势，苏木很快占据了市场。

　　小红、丹矾红、木红、乌红，苏木染料的加入使红色色域进一步扩大。在制度与染料的双重支持下，红色华丽转身，最终在元明时期完全替代了赤色的字义而成为正色，沿用至今。正如清代《绣谱》描述的那样，“朱与红有别，今则悉呼为红，故不另判一色矣”。

　　西洋红布：天然红色染料的终结之旅

　　清代对服装制度进行了颠覆性的变革。除了黄色为皇室专用之外，其余大部分色彩开始解脱等级禁锢，呈现出自由发展的趋势。时尚的流行色之风悄然兴起，枣红、福色、酱色、退红等时髦的红色不断涌现。

　　此时，大洋彼岸的欧洲，也正经历着一场关于红色的巨大变革。来到新大陆的航海家们，在中南美洲发现了一种完美的红色染料——胭脂虫。它是长在仙人掌上的一种白色蚧虫，用手拈捏后呈现血红色，染色便捷牢固，能迅速填补欧洲对于红色染料的巨大缺口。为了保守这个惊天的商业秘密，他们将胭脂虫晒干、磨粉后带回欧洲，并将它描述为一种植物染料粉末。

　　胭脂虫所染的胭脂红色明艳浓郁、红中带紫，不仅风靡欧洲，也随贸易远渡重洋来到中国。这种西洋红布带着神秘的光环，很快就成为时尚新宠，在清朝官民中流行开来。

　　也许，胭脂虫本应与红花、苏木一样，最终成为中国红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胭脂虫身份的严苛保密，使胭脂虫的价格始终居高不下，无法占据主流市场；19世纪后半叶崛起的化学染料，又在与天然染料的博弈中大获全胜，最终，胭脂虫伴随着天然染料的没落，成为一个时代终结的符号。

　　茜草所染的黄赤色、红花所染的真红色、苏木所染的丹矾红，交融糅合，共同组成了丰富而灿烂的中国红。红色不仅是古代中国的吉祥之色，也被古代欧洲贵族所看重。因此，沿海陆丝绸之路远道而来的红色染料，通过染匠的双手转化为红色丝绸，并再次沿着丝路远销海外，成为全世界的奢侈品。染料引入、丝绸输出的古老商贸环流，在兼收并蓄的中国色彩智慧中，生生不息。

　　《光明日报》（2025年06月20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