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艾红红(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邸报作为中国古代官方新闻传播的主渠道，无疑是后世考察彼时国家治理及其政治运行的重要史料。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邸报，尤其是18世纪清代前中期的邸报“几乎没有留下中文抄本”，不仅按期排序的邸报原件严重缺失，即使目前民间收藏的少数单期邸报也难以被研究者有效利用，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依据当时的奏折及相关个人作品，如清代学者萧奭所著《永宪录》等。与此同时，当时邸报信息传到欧洲并留下的大量文本，包括乾隆年间在华传教士钱德明寄往法国的1778年至1779年中十多天的邸报原件、另一位传教士晁俊秀翻译的1788年2月到4月期间共计64天的“题奏事件”，以及其他在华传教士发往本国的书信中对邸报的介绍与翻译、评介等，都未引起国内学者的足够重视，相关研究较为匮乏。

　　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教授钟鸣旦所著《欧洲文献里的中国邸报》一书的出版，就有效弥补了上述缺失，是作者多年躬耕17、18世纪中欧文化交流史领域所取得的又一标志性成果。本书初版为英文，书名The Chinese Gazette in European Sources: Joining the Global Public in the Early and Mid-Qing Dynasty，直译为《欧洲文献里的中国邸报：进入全球公共视域的清朝前中期》，由荷兰博睿出版社2022年出版；中文版由陈妍蓉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中文译本将英文书名的正题与副题互换，想必是为了进一步凸显“进入全球公共视域”这一写作主旨。

　　本书以欧洲文献中所载康熙、雍正、乾隆在位期间的邸报信息为研究对象，以抄传这些邸报的在华传教士，以及他们发往欧洲的邸报信息及其阅读者为逻辑链条，抽丝剥茧地为读者呈现了“进入”欧洲公共视域的康乾时代政治与社会治理情况及当时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

　　作者首先探讨了身处康乾时代的在华欧洲传教士包括博应理、潘如、龚当信、钱德明、晁俊秀等人，是如何在中国境内阅读邸报，以及作为“全球代理人”的他们是怎样借助邸报信息向欧洲讲述中国的。从已有文献推断，邸报的流通在清代前中期就已超出严格意义上的官僚文人群体，到达身在中国的欧洲传教士手中。虽然他们当中只有少数人真正读过邸报，却已能根据来自邸报的信息与清朝官员保持互动，甚至偶尔还能“运作一番”，让他们期望公开的内容被邸报登载，进而“一起塑造这个公共领域当中流通的信息”，比如有时“尝试着推动使某些特定的文书得以最终出版，有时候他们发布一些各自所在的省份有利于天主教的法令。”可见，上述欧洲传教士在中国境内不仅一定程度上成了公共领域的行动者，还将这一信息交流网络拓展到欧洲，成为当时已经相当活跃的全球信息网中的一环，促进了中欧之间的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

　　康乾时期邸报的形式、结构与内容也是本书的核心关切。欧洲文献里的邸报信息显示，“传教士们选择的内容涵盖了与治国之术有关的各种主题：祭祀、赈灾、对官员的降级和惩罚、对有德行的平民进行奖励，以及皇帝的谕旨。”作者发现，传教士在中国筛选素材的行为实际上与传教士自身的偏见一道，共同塑造了信息的内容。但由于上述信息内容具有“中国新闻分析”的性质，因而“很自然地成为欧洲人讨论中国的政治体制所依据的参考。”

　　作者以从未踏足中国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及经济学家魁奈为例，分析了当时的邸报信息传往法国后的读者反馈。上述三位均留有阅读过中国邸报相关内容的文字，且明显受过深刻启发。伏尔泰根据龚当信提供的有关邸报对中国的描述，得出“中国的邸报只关注这个国家；欧洲的邸报则包括整个宇宙”的结论，并确信清朝的“日志录是世界上最真实和最有用的报纸，因为它包含了所有公共需求、资源和各个级别的国家利益方面的细节。”邸报信息构建的清朝被伏尔泰想象成一个理想政府的模样。孟德斯鸠却从中“发现”了清朝司法体系的局限性，认为清朝“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惧。”与上述二人不同，魁奈欣赏中国举贤任能的官员选拔制度，认为清政府“不是一个野蛮的政府，它的基本立法完全独立于皇帝之外”。

　　进一步追溯这些信息的流向可知，在华传教士发往欧洲的中国邸报信息经由法国汉学家、历史学家杜赫德等人整理出版后，还远播到瑞典等地，影响了瑞典1766年《写作与出版自由条例》的制定。在这一条例起草过程中，以安德斯·诺登克兰茨为代表的几位瑞典政治家，根据龚当信、杜赫德对中国邸报的描述与介绍，通过对相关信息的增加、删减或替换，将清朝塑造成了“自古以来就有写作、刊印和信息自由”的地方，“并且这些自由为中国的富足和稳定贡献良多。”

　　上述案例不仅表明少数关键人物对中国在欧洲的形象建构影响之大，同时也反映出一个极为有趣的跨文化交流现象，即同样的资料来源与信息，在不同读者之间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评价。对此，作者并未深究当时欧洲人的看法是“对”是“错”，而是着重考察了他们为何在接受同样的邸报信息后，却产生了关于中国的不同想象。作者发现，对缺乏具身中国生活体验的18世纪欧洲人来说，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只能依靠少数在中国的几位传教士，将他们传递的信息作为信源，而邸报与传教士书信中的邸报信息本就是“一连串筛选过程的一部分”，传教士们看到的邸报，与他们筛选、解释后发往欧洲的邸报信息之间已存在差异，到了下一级阅（解）读者那里，又会再经历一次主观筛选与建构的过程。“在整个筛选的链条中，一份文档中的边缘细节可能在另一篇文稿中变成主要内容，而在源文本中作为主要文本的内容可能会在下一份资料中被视为背景信息一笔带过，甚至消失不见。”这或许表明当时欧洲人之所以对中国如此感兴趣，未必是真正关心中国本身，而只是“需要一面镜子来发展自己的想法”；如果在华传教士没有翻译那些邸报资料，可能他们就找不到这面镜子。经传教士们抄传、翻译的邸报相关信息，既成了欧洲读者了解康乾时期政治与文化生态的重要信源，也成为他们理解其所在国家的一面镜子。

　　作者借助“异文化”的书写资料——欧洲文献里的中国邸报来研究中国，并用“从周边看中国”“交错的文化史”等方法探讨中国与欧洲之间互相关联的文化史，同时反向观照和研究中国的传统与文化，不仅极大扩展了中国报刊阅读史研究的范畴，也对18世纪欧洲涉及清代前中期的邸报传播及其信源、特征给出了有理有据的扎实考证。作者秉持的相互关联的文化史观，更是为中国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理解中外文化交流的理论视角。

　　“从周边看中国，也意味着需要从中国看周边。”作者的研究表明，至少在康乾时期，中国邸报就通过在华传教士传入欧洲，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欧洲人对中国的认知。但从中国方面看，当时这些传教士是如何获取邸报，甚至设法让康熙派遣至罗马的“大清代表团”消息出现在邸报上？书中提到的那几位可长期获得中国邸报的在华传教士，他们在中国的个人关系网建构与其他人有何不同？当时中国的官方邸报发行系统是否知悉这种信息“外溢”现象并做出反应？如此等等，本书都未加以深究，令人读后不免有疑窦丛生、意犹未尽之感，却也为相关领域研究，尤其是为中国报史开拓出了进一步发掘与讨论的丰富空间。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历史研究重在一手史料。如前所述，清代前中期的原版邸报数量有限，作者所依据的史料也多为二手文献。但本书作者所搜集的邸报史料散布于欧洲多个国家，且以多种文字与文本形式保存，史料本身的搜集、辨认与整理工作既需投入大量的时间成本，更需具备深厚的学术功底与跨文化、多语言的知识视野。作者自谦，本书“首先是一本关于文献资料的参考书，可以引导读者查阅相关资料”，并“意在成为这些文本档案的一份阅读指南”。从书后所附100多页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档案资料和文稿看，作者从欧洲收集整理的文献包括罗马传信部历史档案馆藏品、法国出版的《耶稣会士书简集》和“中国丛刊”、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馆藏文献，以及藏于中国、日本、韩国等地的题奏事件抄本等，加上晁俊秀翻译的乾隆年间的部分题奏事件，就“相当于中国邸报又多了超过180天的新材料”，可以说是迄今最为丰富完善的欧洲所存康乾时期邸报信息的文献汇集，其在清前中期邸报研究方面的史料价值不可取代。

　　《欧洲文献里的中国邸报》

　　钟鸣旦 著 陈妍蓉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光明日报》（2025年07月05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