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丁（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文选》是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编辑的我国第一部文学总集，收录了从先秦至齐梁时期的作品。到了隋唐之际，经萧该、曹宪、李善等人注释推广，加上科举制度重视文章创作，《文选》逐渐成为古代文人研读的必备书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典籍之一。《文选》的编纂特色鲜明，以文体为纲，其中居于首位的是赋体，班固的《两都赋》又居于诸赋之首。问题是，《两都赋》缘何居于首位？

　　从文学层面看，《两都赋》自产生之后被文学家反复摹写、传诵，为后代评论家赞赏，如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称：“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这让其逐渐成为文学经典，具备被列于首位的可能性。然而，萧统编纂文集恐怕不仅仅是为了审美，还应具有符合其身份的政治目的，曹道衡先生《萧统评传》中认为，萧统编纂《文选》“是作为他全部政德的组成部分来看待的，是从属于其政治业绩的”。在《文选》赋中，郊祀、耕藉、田猎等题材，都有很强的政治性，而且像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创作的时间都在京都赋之前，却未能居前。这说明萧统编纂《文选》时，应有特殊的考量。李善在解释《两都赋序》“京师”一词时，引用了《公羊传》：“京师者，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也。”道出了京城独特的政治地位。正因如此，有学者指出：“京都赋更能体现‘宏博之象’，诚为帝国图式的文学书写，《文选》先京都类又复以班固《两都赋》居首，其用心正在于此。”（许结《〈文选〉“赋篇”批评三题》）不过，在考察这一问题时，还应回归作品本身所传达的思想，以及编纂者当时的文化语境，二者的契合应是促成《两都赋》位居《文选》之首的关键因素。

　　班固《两都赋》的创作与儒学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东汉初年伴随着光武帝平定天下，礼乐制度建设重新提上日程。班固《汉书》主要记载西汉历史，但于《礼乐志》部分却将时间下限延长至东汉明帝朝：“显宗即位，躬行其礼，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养三老五更于辟雍，威仪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礼乐未具，群下无所诵说，而庠序尚未设之故也。”班固之所以如此书写，明显包含赞颂东汉初年礼乐文化建设的目的。虽然汉代礼乐文化建设，并未达到周朝盛况，但是从“威仪既盛美矣”的话语，可以看出班固对汉明帝时期礼乐建设成就的肯定。汉明帝确实留心礼制建设，范晔《后汉书·礼仪上》载：“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帅群臣躬养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礼。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于是七郊礼乐三雍之义备矣。”作为儒家学者，班固势必会将这一思想融入《两都赋》的创作中。

　　《两都赋》由《西都赋》和《东都赋》两部分构成，采用整体对比方式结构全文，将西都的奢华与东都的盛德、礼制建设对照叙述，凸显了对以礼、德为核心的儒家价值观的认同。《西都赋》以空间展示的方式，铺写西都地理形势、城市繁华、宫殿建筑、狩猎场景和君臣娱乐，场面宏大而奢华。《东都赋》则以时间为轴，主要叙写了光武中兴与永明盛世。在评价光武帝刘秀时，班固用了“克己复礼”一词，说明光武帝的功绩不仅在武功，更在于对礼序的恢复，表明汉代是周朝以来礼乐传统的继承者。永平盛世部分指向礼与德的思想，重在展现礼乐文化与帝德。赋中赞美永平年间的礼乐制度：“至于永平之际，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仪，修衮龙之法服。铺鸿藻，信景铄，扬世庙，正雅乐。神人之和允洽，群臣之序既肃。”《六臣注文选》中李铣注：“雅乐，正乐也。言明帝修礼崇乐，神人允洽，群臣有序，以相敬肃。”赋中还处处彰显汉明帝的仁德，如增修洛阳宫殿，但“奢不可逾，俭不可侈”；书写田猎场面，但强调“申令三驱”，不对猎物赶尽杀绝；帝王虽然取得了很多功绩，但最后却能去奢从俭，关心民生。《两都赋》铺采摛文，博雅宏丽，但其内核却是儒家崇礼重德的思想。整篇作品是极富张力的文辞之美与深厚儒家礼乐思想的完美融合。

　　《两都赋》所表达的文化思想与梁代重视儒学以及礼乐文化建设相契合。梁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儒家思想，并且身体力行，讲论儒家经典。《隋书·经籍志》中记载其《周易大义》《尚书大义》《毛诗发题序义》等经学著作14部之多。丰富的著述，展现了梁代皇室对儒家经典的重视。梁武帝还有感于魏晋以来儒学沦丧，积极改进学风，继承汉代以来经学博士制度，设置五经博士。姚思廉《梁书·儒林传》载，天监四年（505）下诏：“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朕日昃罢朝，思闻俊异，收士得人，实惟酬奖。可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内后进。”两汉时期儒学兴盛，朝廷以经术取士，因此士人能够“名立行成”。而到了魏晋时期儒学衰微，所以士人“风节罔树”，士风日下。两相对比中，显示了梁代统治者对汉代政治文化的认同，也代表着梁代文化的整体趋向。

　　梁代还特别重视礼制建设。李延寿《北史·杜弼传》载：“江东复有一吴老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梁武帝在位期间确实重视礼乐文化建设，编纂大型礼典，此事见于《梁书·徐勉传》。这次礼典修订工作规模宏大，梁朝建立即开始进行，到普通五年（524年）完成。重臣徐勉负责此事，当时著名学者担纲，按照《周官》吉、凶、宾、兵、嘉五礼分类编写。徐勉于普通六年（525年）上《修五礼表》，表中叙述了历代礼制建设得失，认为自从周朝衰落，礼崩乐坏之后，礼制建设一直在艰难建设中。在梁代以前，有两次重要的礼制建设的事件，一次是东汉曹褒等人的裒辑、撰述；另一次是在晋代荀顗、挚虞对礼典的革新与创制，但可惜的是毁于两晋之际的战乱。而梁代礼制建设，则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徐勉的叙述难免有夸张、溢美成分，但是从中可以看出梁代对礼乐文化建设的重视。徐勉于表后总结称：“昔文武二王，所以纲纪周室，君临天下，公旦修之，以致太平龙凤之瑞。自斯厥后，甫备兹日。孔子曰：‘其有继周，虽百代可知。’岂所谓齐功比美者欤！”这句话暗示梁朝继周的理念。徐勉主持修订五礼，是萧衍意志的体现，也是梁代立国的文化根基。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作为太子的萧统自然要受到熏染。《梁书·昭明太子传》载：“太子生而聪睿，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担负修礼重任的徐勉曾经被任命为太子右卫率，后又做太子中庶子，负责东宫事务，得到萧统的尊重，对萧统思想的形成应有影响。这样看来，萧统虽然儒释道兼修，但是从小就受到儒家的影响。由此而来，同样是儒学家的班固，其创作中又融入浓厚的礼乐思想，容易与萧统形成隔代共鸣。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提出：“且夫道有夷隆，学有粗密，因时而建德者，不以远近易则。故皋陶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于孔氏，列于《诗》《书》，其义一也。稽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其中“因时而建德”观点很有创见，“因时”即根据时势，这让“建德”不再是某个朝代的专利，而是历朝都可以为之努力的目标。班固这一认识不仅为歌颂东汉初年的政治功绩提供了依据，还具有方法论意义。东汉初年的帝王可以通过完善礼乐制度、反思归仁，达到“建德”的目标，那么梁代也应该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达到这一目标。而实际上，梁代皇室“建德”的实施路径也是提倡儒学，可以说梁代帝王也在努力延续汉代的政治传统。总而言之，《两都赋》是包含着儒家传统思想，弘扬礼乐文化的文学范本，与梁代儒学政治、礼制建设的导向相合，这也许是萧统《文选》以赋居首，并首列《两都赋》的深层原因。

　　《光明日报》（2025年07月14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