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中胜（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江山之助”说出自刘勰《文心雕龙》。数十年来，关于“江山之助”说的研究很多。代表性的有吴承学、蒋凡、汪春泓、陶礼天、周锡山等先生，他们分别从地域风格、地域文化、本义、文学地理学等角度切入，各有见地。但整体来看，学者们讨论“江山之助”时，多是普泛意义上的文学（甚至连文体也不分）。这样，导致诸多问题的讨论过于笼统甚至以偏概全。本文拟从文章学的角度来谈谈“江山之助”的问题，以期补相关讨论之罅漏。

　　先秦时期的理性萌芽

　　《文心雕龙》中的“江山之助”说有没有神秘主义的思想因素呢？笔者认为，其中确有上古巫术时代就有的“互渗”观念的思想遗存。从根本上来说，“江山之助”在思维方式上就是把人文现象与自然现象关联起来，这实际上就是诗性思维中的“互渗律”（《原始思维》）。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任何现象可以跟任何现象“互渗”。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随着对天地万物的不断认识，先民们的理性思维也在不断发展。据文化学者冯天瑜的观点，中国先秦就有丰富的“地理唯物论”（《中国文化生成史》）的思想。如《尚书·禹贡》分别介绍九州的地形、地貌、土质、税赋等级、进贡物品等级、应进贡的物产等，说明先民们对各地的地理特点与人文生产活动的关系已有比较清晰的认识。这是理性思维的萌芽，说明先民们已经初步理性地看待人与自然山川的关系，并开始把人类的生产生活跟自然山川紧密地联系起来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下》）法天法地、仰观俯察、远观近取，就其思维来说，已包含有“江山之助”的思想基因。

　　在人的精神面貌层面，也存在人与江山的对应关系，《周礼·冬官·考工记》：“橘逾淮而北为枳，鹳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形象地说明了“地气”对万物（当然包括人文）的感化作用。又如《国语·鲁语下》：“沃土之民之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左传》引庆郑的话说：“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僖公十五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分明暗示着人与山水之间存在一种精神互动关系。“天地絪缊，万物化醇”（《周易·系辞下》），万物皆天地之气化合生成，人处天地间，其秉性自然也是深受天地之气感化而成的。

　　史志文章的推助

　　两汉时期是“江山之助”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与《史记》《汉书》等史志的推波助澜有密切关系。

　　司马迁致力于“究天人之际”，当然也包括对“江山之助”相关思想的思考。最能体现这方面思想的是《史记·货殖列传》，对东西南北各地的物产和人文特色有传神的描绘。清代方苞说：“是篇两举天下地域之凡，而详略异焉。其前独举地物，是衣食之源，古帝王所因而利道之者也；后乃备举山川境壤之支凑，以及人民谣俗、性质、作业，则以汉兴，海内为一，而商贾无所不通，非此不足以征万货之情，审则宜类而施政教也。”（《又书货殖传后》）这里所谓“山川之凡”就是“江山之助”的“江山”，而“人民谣俗、性质、作业”等，则是受此“江山”之助而产生的人文事项。

　　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体现出更强烈的理性精神，以政区建制为纲目，分条记述山川、物产、风俗。《汉书·地理志》指出：“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这段话的意思已经非常接近刘勰的“江山之助”的说法了。

　　两汉的文学创作也为“江山之助”说的提出扎下坚实的根基。两汉十家“辞赋之英杰”与“魏晋之赋首”（《文心雕龙·诠赋篇》）的区别，不仅仅是汉大赋与抒情小赋体式上的不同，其变化的背后也有随着王朝的更替，政治中心的变换，文人的聚集地的变化方面的原因，也即江山更替的原因。这里说的“江山更替”，更多指的是政治中心的迁移。两汉都城规制远比魏晋有盛世气象，自然蕴育汉赋之大气，故班固《两都赋》“雅赡”，张衡《二京赋》“宏富”（《文心雕龙·诠赋篇》）。魏晋辞赋终究只能在“壮采”“绮巧”（《文心雕龙·诠赋篇》）上作文章，江山之气不足故也。

　　两汉文章得盛世江山之助，后人也多有评议。方苞评《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序》：“汉兴以来，许多事变，得失利害，及地形法制，一丝不乱，一尘不惊；如日星丽天，河岳奠地，但见元气造化生成，古今无匹。”“河岳”“元气”云云，无非天地江山者也；而“事变”“利害”“法制”等，则是受此“江山之助”的人文事项。方苞之意，汉代的诸多人文事项其实是“江山之助”的结果。可以说，两汉时期的史志及文章实践为刘勰从理论上提出“江山之助”说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自觉时代的诗意表达

　　一般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而刘勰的“江山之助”说正是这个文学自觉时代的诗意表达。

　　从文学创作实践来说，钱锺书认为，早在东汉末年山水文学就兴盛起来了。他说：“山水方滋，当在汉季。”（《管锥编》）山水文风敞开，与此时文人多仕途失意有关：“山水之好，初不尽出于逸兴野趣，远致闲情，而为不得已之慰藉。达官失意，穷士失职，乃倡幽寻胜赏，聊用乱思遗老，遂开风气耳。”“汉末人谓失志违时，于是‘悦山乐水’。”（《管锥编》）钱锺书以恽敬《游罗浮山记》、郦道元《水经注》、袁崧《宜都记》等作品为例，来佐证这一观点。晋宋之际，这类作品很多。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孙绰的《游天台山赋序》、阙名《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鲍照的《芜城赋》、谢庄的《月赋》等，这些作品受江山的感发而作文的理路一目了然。这一时期，山水与文人之进入“相互感发”的境地，极大地促进了理论层面的思考和总结。

　　从理论探索来说，陆机《文赋》最早专论“文心”，文士们的“文心”是如何产生的呢？其中就有“石韫玉而山晖，水怀珠而川媚”（《陆机集》卷一），所以，“文心”的产生离不开山水的感发。山水诗大家谢灵运倾心于“叙山野草木水石穀稼之事”，“心放俗外，咏于文则可勉就之”（《山居赋序》），认为“山水，性之所适”（《游名山志序》）。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刘勰“江山之助”说的序曲和先声。

　　“江山之助”说的正式提出是在《文心雕龙·物色篇》，在其他篇目中也有相关的思想。如刘勰说，文之德性与“天地并生”，天地皆有文，作为“五行之秀”“天地之心”的人应有“文”。（《文心雕龙·原道篇》）。人文通天地之文就具有“江山之助”思想因子。又如：“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文心雕龙·神思篇》）登山观海之际，情意满山溢海，这是“江山之助”思想的激情阐发。

　　在一系列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的基础之上，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提出“江山之助”说：“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文心雕龙·物色篇》）把本无情智的山水写得有情有义，所谓“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文心雕龙·物色篇》）。山水好像能与文士们情意赠答，赋予山水以鲜活的生命和情感。

　　《光明日报》（2025年07月14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