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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童谣:用乐观和童趣表达必胜信心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5-08-05 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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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抗战中的文艺力量

  作者:施爱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对大多数不识字的民众来说,音乐和歌谣是最容易接受和传唱的艺术形式。

  全面抗战爆发后,几乎所有诗人都开始了抗战诗歌的激情创作,诗歌数量呈现井喷局面。当时的文化界已形成一个共识:抗战为新诗带来了新生。不过,诗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些诗歌要么是口号体,要么是文人气过重,并不利于民众传播。如《抗敌歌》:“吁嗟乎!抗敌杀贼赖后援,应挟群力固篱藩,伫看铙歌齐奏凯,风物如故旭日暄。”这种精雕细琢的歌谣反而很难得到转载和传唱。

  相比之下,顾颉刚主持的通俗读物编刊社编印的《抗战歌谣》《抗战鼓词》等小册子,深受民众喜爱,一印再印。顾颉刚是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的主要倡导者,深知以群众文艺发动群众的简单道理,通俗读物编刊社往往采用“旧瓶装新酒”的策略改良传统文艺,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比如《老乡见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扛老套铳,我拿盒子枪。打倒汉奸小日本,收回家乡度时光。”这一特点很快也被其他诗人所注意到:抗战歌谣的创作目的不是自吟自唱,而是如何发动群众全民抗战,只有朴素直白、朗朗上口的歌谣,才能得到最广泛的传播。

抗战童谣:用乐观和童趣表达必胜信心

通俗读物编刊社编印的《抗战歌谣》 资料图片

  激发少年儿童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决心,也是抗战动员中的重要一环。抗战通俗文艺界著名的“三老”(老舍、老向、老谈)就特别注重童谣创作。老舍将北京童谣中哭着要媳妇的《小小子》改编为哭着要刀枪的《小小子》:“小小子,坐门桩,哭着喊着要刀枪。要刀枪干什么呀?练刀,抵抗!练枪,好放!明儿个早早起来打胜仗!”这首童谣配合儿童游戏,大江南北广为流传。老向改编的《抗日三字经》更是著名:“人之初,性忠坚;爱国家,出自然;国不保,家不安;卫国家,务当先……”全文没有一个生僻字,借用岳家军、戚家军等民众耳熟能详的典故,号召民众“雪国耻,收失地”。这本小册子仅一年就在武汉、西安连印七版,发行数十万册,各地效仿的新抗战三字经更是层出不穷。

  童谣一般韵脚整齐,短小好记,稍长的童谣,多用顶真(联珠)修辞,后句先重复前句末尾部分,环环相扣,中间就不容易遗漏,能确保歌谣的完整性。比如:“日本兵,吃豆渣,不用筷子用手抓,不坐板凳坐地下,地下凉,坐炕上,炕上热,坐火车,火车响,到安阳,安阳有个迫击炮,打得鬼子嗷嗷叫。”又比如:“小日本,从东来,脚上穿的牛皮鞋(音‘孩’);牛皮鞋,呱啦啦响,身上穿的黄大氅(音‘厂’);黄大氅,绿道道,头上戴的钢帽帽;钢帽帽,打不破,脚下骑的摩托车;摩托车,跑得快,一跑跑到东门外;东门外,有八路,八路八路真厉害,打了日军几布鞋,有的哭,有的嚎,有的吓成稀屎痨;稀屎痨,看不好,埋了坑里算拉倒。”这首歌谣虽然长,但是连贯性强,一句套一句,不容易掉链子。八路军不用枪不用炮,脱下布鞋打日军,荒诞情节的背后,是一种轻蔑的诅咒。

抗战童谣:用乐观和童趣表达必胜信心

1937年上海勤奋书局出版的《非常时期小学游戏教材》 资料图片

  儿童天性中就不容易接受悲剧叙事,因此无论童话还是童谣,总是表现出轻快的乐观主义态度。哪怕是在最艰难、最黑暗的时期,童谣都会以乐观的想象鼓舞士气,迎接光明。在东北沦陷区,童谣就以拟人的乐观态度表达对于抗联的崇敬,对于敌人的藐视。比如《鬼子再也不哇啦》:“蛤蟆过夜叫呱呱,母鸡下蛋咯咯嗒;鬼子说话哇啦啦,抗联打枪咔叭叭;抗联急眼一咔叭,鬼子再也不哇啦!”又如《点名》:“水机关,真不错,哒哒哒哒会唱歌。我们问它唱什么?它说唱的胜利歌。见到鬼子就点名,一点就是几百个。”

  童谣配上简单的肢体动作,或者有节律的音乐,传播效果更是如虎添翼。太行山区最流行的一则童谣就有《比个八字给你瞧》:“要问哪个队伍好,弟弟妹妹咧嘴笑,伸出两个手指头,比个八字给你瞧。”音乐旋律对于儿童记忆的效果尤为显著,陶行知借用儿歌《两只老虎》的节律,于1937年创作了《不投降歌》:“军人救国不要命。不要命,不要命,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军人救国不要命。不要命,不要命,只有断头兵丁,没有投降兵丁。”这首歌直白浅显,趣味性虽然不强,但是配上《两只老虎》的儿歌节律,铿锵有力,在当时的中小学校广为传唱。

抗战童谣:用乐观和童趣表达必胜信心

抗日根据地儿童为八路军站岗放哨 资料图片

  多数抗日童谣都是爱国文人的精心创作。老舍就曾认真学习民间文学,为少年儿童和民间艺人写作抗日童谣和鼓词,以笔为枪,投身抗战。抗日童谣的主要内容大致有三:一是表达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心;二是诅咒、蔑视和嘲笑日本军队和汉奸、伪军;三是歌颂抗日英雄,礼赞抗日军人,支持亲人上前线、打胜仗,祝愿他们“打垮小日本,早早回家乡”。

  抗战童谣通过书报杂志和广播等媒体广泛传播。抗日战争激发出了无数原本默默无闻的爱国文人,他们“有枪拿枪,有笔拿笔”,纷纷投身抗日洪流,创作了数不清的抗日歌谣,那些在艰苦条件下粗糙印制的抗战书刊,清晰地留下了他们的爱国印记。比如赵树理就在自己主持的《人民报》副刊上,刊载了大量新鲜活泼的抗日民谣、快板、鼓词、故事。

  大量抗战童谣走进中小学课堂。老向的《抗日三字经》就被引入学校课堂,用来教育儿童树立抗战决心。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陈鹤琴等人,不仅在学校教唱抗日歌谣,还身体力行,亲自参与创作,鼓励学生唱向全社会。这一时期,大后方还形成了颇有声势的“朗诵诗运动”“街头诗运动”等。

  抗战童谣还借助军队和剧团被大量传播。这是解放区抗日歌谣的主要传播渠道。唱歌是人民军队的必修课,他们每到一地,就会通过刷墙报、贴传单、教唱歌,把革命口号和歌谣带到当地。解放区的乡村剧团主要有三类:经过改造的旧戏班、地方精英和中小学校组织的业余剧团,以及根据地政府组织的新剧团和各类民校、夜校。

  通过无数爱国将士和文化战士的创作和传播,在民族危急的时刻,抗战童谣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提升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强大意志力和生命力。

  《光明日报》(2025年08月05日 01版)

[ 责编:邢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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