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伟林（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桂学研究院研究员）

　　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桂林文化城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抗日战争中，桂林留下了许多文化人的行迹：陶行知开展岩洞教育、巴金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陈寅恪任教广西大学、徐悲鸿创作《漓江春雨》、关山月展出《漓江百里图》、吴伯超作曲《中国人》、焦菊隐导演《雷雨》、胡政之创办桂林版《大公报》、李四光主持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南延宗发现钟山铀矿……一方面，桂林文化城帮助这些文化人度过了他们人生最为艰难的时期，使他们的生命在民族危难之际仍然绽放出绚丽的光彩；另一方面，这些文化人造就了桂林文化历史的空前辉煌，为甲天下的桂林山水注入了人文的风骨和神韵，这成为桂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财富。

　　文化感召力

　　1932年，著名记者杜重远游历桂林，在给出版家邹韬奋的信中，写下了自己对这座城市的观感：“百业萧条，生计维艰，马路未修，电话未设，举凡新文化之享受，均付阙如……”

1938年3月，生活书店在桂林设立了分店。图为位于中山南路16号的分店门市部。

　　1937年7月，北平、天津沦陷；1937年11月，上海沦陷；1937年12月，南京沦陷；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随着华北、华东、华南、华中几大中心城市相继陷落，桂林因其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地理位置，被推向了文化抗战的前沿，这座在1936年10月以前仅有6万人口的城市，1938年以后人口迅速增加到数十万。桂林，完全超越了此前广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定位，成为中国西南的文化中心和著名的文化城。

　　当时以李宗仁为代表的“桂系”，在军事上持焦土抗战的主张，在观念上有文化自觉的意识，还在实际行动中做出了相对开明的文化选择。早在1931年前后，李宗仁就延聘了不少文化精英参与广西的文化建设。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李宗仁在北上抗日的前一天，还郑重其事成立了广西建设研究会，并发表讲话，强调“文化为一切建设之母”，“必须把我们的固有文化，发扬光大，以使我们民族的自信力提高，而后我们民族的复兴才有达成的希望”。广西建设研究会荟萃了诸如经济学家陈豹隐、千家驹，法学家张志让、张映南，哲学家李达、张君劢，地质学家李四光，社会学家陶孟和，音乐家吴伯超，教育家林砺儒，戏曲学家任中敏等数以百计的文化精英，极大地提升了桂林这座城市的文化品质。

　　全面抗战初期，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斗志昂扬，桂林对所有抗战的思想观念持兼容并包的态度，《桂林出版界现状的分析》一文中写道：

　　过去的一个时期，在地方当局书刊审查委员会未恢复前，《毛泽东自传》《为独立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一类小册子，畅销一时，引起了……出版家翻印《八路军战斗经验》《毛泽东自传》动机，最近地方当局成立了书检会，上列两书，都遭禁止，好多的小册子，八路军将领的历史、战斗经验、言论等书籍，也大都查禁了。可是，这儿的政治，相当开明，检查得并没有像衡阳那些地方的严厉蛮横，《马恩论中国》，《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列宁主义》一类纯理论的书，依旧合法地可以发卖。

　　一方面，北平、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中心城市相继沦陷；另一方面，与武汉、广州沦陷几乎同时，湘桂铁路开通，桂林成为连接西南与华南、华中的枢纽，北可以到长沙、武汉，东可以到广州、香港，南可以到昆明、贵阳，西可以到重庆、成都。这样便利的交通条件，对需要流通的文化构成巨大吸引，于是，1938年10月前后，桂林“各种文化机关，学术团体，出版业界，艺术集团，都在急激增加”，终于由一个“新文化均付阙如”的城市，华丽转身，成为“文化飞跃起来”的文化城。

　　无处不在的共产党人

　　这些急剧增加的文化机关中，不少具有红色背景。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救亡日报社、国际新闻社、新知书店、生活教育社，都是1938年10月前后出现在桂林的具有红色背景的机构。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成立，与周恩来和白崇禧的君子协定有关。中共中央长江局预见武汉的失守，决定在重庆、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从武汉撤退途中，周恩来与白崇禧相遇，同车前往长沙，交谈中，周恩来提出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得到白崇禧的支持。武汉沦陷后的次月，也就是1938年11月，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正式建立。

读书生活出版社部分工作人员在桂西路门前留影。

　　《救亡日报》创刊于1937年8月，主办机构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虽然是由国共双方合作创办，但后来国民党方面逐渐淡出。上海沦陷后，《救亡日报》迁到了广州。广州沦陷后，《救亡日报》到了桂林，并于1939年1月在桂林正式复刊。虽然《救亡日报》没有公开身份，但时人对其政治立场心知肚明。

　　国际新闻社（国新社）由范长江筹建于武汉，于长沙建社发稿，1938年11月12日，在桂林正式成立总社。1939年，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安排唐勋到国新社组建党支部。经过一段时间，唐勋建立的支部成员达6人，但唐勋很久以后才知道，国新社的重要人物胡愈之、范长江、孟秋江、黎澍等都是共产党员。其中，1939年5月，由周恩来作为介绍人，范长江于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指定与周恩来、李克农单线联系。

　　新知书店于1938年12月1日开始在桂林营业，总经理徐雪寒、副总经理华应申都是共产党员。店内设有党支部，中共桂林市书报业总支委员会设在该店，总支书记是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沈毅然。姜君辰、张锡昌等共产党员也曾经在新知书店担任过编辑。

　　生活教育社是陶行知1938年12月15日在桂林成立的一个全国性教育文化机构，总社在桂林，全国许多城市设有分社。据刘季平等人回忆，生活教育社有较多的共产党员，也建立了共产党的基层组织。生活教育社的党组织由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领导。生活教育社共有13个常务理事，其中王洞若、操震球、刘季平、戴伯韬、方与严、程今吾、杨东莼等人均为共产党员。

　　岩洞课堂

　　桂林之所以成为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除了地方政府的影响力和地理位置的独特性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桂林岩洞多，跑警报、躲空袭方便，是一个相对较为安全的城市。

　　抗战期间，桂林频遭轰炸。许多人回忆，桂林第一次遭遇大轰炸是1938年11月30日。这一天，从广州、武汉等地撤到桂林的文艺工作者在月牙山倚虹楼举行临时座谈会，有巴金、艾青、杨朔、夏衍、王莹等20多人参加。月牙山的龙隐岩，很可能就是他们躲避空袭之地。

　　一次，陶行知正好在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演讲，演讲中得到警报，只好到附近雉山岩躲避，听众跟着陶行知到岩洞，陶行知继续演讲。当时雉山岩躲避空袭的老百姓很多，临时听到陶行知的演讲，很有兴趣，亦随机听讲。这件事给陶行知一个启发，利用老百姓躲避空袭的机会，开展岩洞教育。

　　陶行知认为，“桂林山洞甲天下，这些山洞不但是天然的防空壕，而且是天然的民众校舍。”他根据调查建议：桂林本地及外省来的知识分子大约有一万人，可以动员一两千人从事普及教育，组织战时普及教育团，每一个大山洞为一战时民众学校，由一个普及教育团负责，其包含之每一小山洞为一课室，由教育团组织分团负责。教育的内容，包括军事政治报告、抗战故事、空袭常识、唱歌、科学常识、民权初步及集团生活、文字训练、演戏等。

　　《巨流河》的作者齐邦媛，曾经历过桂林的岩洞办学：1938年，湘桂铁路通车，中山学校从湖南湘乡迁到桂林。中山学校的男生住在七星岩岩洞里，女生住进临时搭建的草棚，而齐邦媛正是中山学校的学生。

　　著名的新安旅行团到达桂林时，正是桂林遭受轰炸最频繁的时候。“警报是我们的上课钟！”新安旅行团与生活教育社共同组织了一个“岩洞教育服务团”，在七星后岩洞口的石壁上，用红土蘸着牛皮胶水，写下“敌人在轰炸，我们在上课”“岩洞是我们的好课堂”等巨幅标语。

　　新安旅行团的岩洞教育事迹，被当时在桂林采访的苏联记者卡尔曼摄入镜头，搬上了银幕，在世界多个国家播映。1941年，卡尔曼的长篇纪实《在华一年》出版，书中专门描写了新安旅行团在七星后岩唱抗战歌、跳抗战舞、演抗战剧、做抗战演讲、进行岩洞教育的场面。

　　火炬公唱大会

　　很多人都记得，1938年1月8日在桂林公共体育场隆重举办的火炬公唱大会。半个多世纪以后，音乐家陆华柏在回忆他亲历的这次火炬公唱大会时，仍然很激动：

　　这天，夜色初临，各路歌咏大军从四面八方涌向体育场集中，除高级组外，尚有桂林女中、桂林高中、国民中学、桂林初中、省立实验基础学校、中山纪念学校以及各镇中心基础学校全体员工，还有不少看热闹的市民群众，一时体育场人头攒动，一片人的海洋。

　　声势浩大的群众歌咏活动开始，由满谦子充总指挥，以手电筒光点代表拍点，台前绥署军乐队伴奏，规定高音，在统一指挥之下，万众一“声”，声震桂山漓江，气壮山河。唱罢主题歌，全体歌咏团员手持火把，以绥署军乐队为前导，列队上街游行，并各自唱着各种救亡抗战歌曲；路旁观看的市民拥挤，几乎途为之塞。

抗战时期的桂林城

　　据说，桂林的火炬公唱，在全国来说都是创举。像这样的火炬公唱、火把游行，后来还在桂林举行了好多次。1939年7月7日，为了纪念全面抗战两周年，桂林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从早晨6点开始，几万名手持写着标语的各色小旗的群众，由四面八方云集公共体育场。大会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献旗仪式，向为国捐躯的将士致哀，举行战利品展览会等。集会在夜晚达到高潮，人们发表演说，演出街头剧，还举行了万人火炬游行。

　　这天夜晚的火炬游行，强烈地震撼了当时正在桂林编辑《广西日报》副刊的诗人艾青。后来离开桂林到了湖南新宁的艾青，仍然对他所亲历的桂林火炬游行难以忘怀，写下了享有盛名的长诗《火把》：

　　在这样的火光里

　　没有一个人的脸不是美丽的

　　火把愈来愈多了

　　愈来愈多了 愈来愈多了

　　火把已排成发光的队伍了

　　火把已流成红光的河流了

　　火光已射到我们这里来了

　　火光已射到我们的脸上了

　　让我们每个都成为帕罗美修斯

　　从天上取了火把逃向人间

　　让我们的火把的烈焰

　　把黑夜摇坍下来

　　把高高的黑夜摇坍下来

　　把黑夜一块一块地摇坍下来

　　“把黑夜一块一块地摇坍下来”，这是桂林火炬游行给艾青留下的印象和力量。

　　出版城

　　抗战时期的桂林，有文化城之美誉。如果将文化这个有些抽象的概念与文化人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会发现当时桂林文化人赖以生存的职业（除了有限的学校、工厂、研究机构之外），其实更接近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化产业。

　　当时桂林的文化产业，主要有报业、书业和戏剧业。

　　比如，画家丰子恺，就是拖家带口10多人来到桂林的。丰子恺本人受聘桂林师范学校，但这份职业的薪水显然不能满足他那么多家庭成员的生活所需。因此，丰子恺到桂林不久即创办了崇德书店，“此书店乃丰氏为安排表亲和乡亲的生活而开”。可惜的是，书店开业不久就被日机炸为灰烬。

　　从事出版业，是许多文化人到达桂林后的职业选择。桂林便捷的交通优势，使它既能获得比较廉价的纸张，也能将它生产的书运送到它希望抵达的地区，桂林本身急剧增加的人口，也成为这些文化产品的重要消费者。出版业的发达，使大量文化人能够在桂林有尊严地生活。

　　在桂林期间，巴金与萧珊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但因为要负担他的大家庭的生活开支而不能成婚。巴金选择更加努力地创作、编书、翻译，最终挣够了解决家里问题的钱，才结束了他与萧珊长达8年的爱情长跑，结婚成家。如果没有桂林文化城发达的出版业，巴金与萧珊的婚姻恐怕会遥遥无期。

　　1942年，茅盾从香港流亡到桂林，写了题为《雨天杂写》的系列随笔，其中有这样的信息：“桂林市并不怎样大，然而‘文化市场’特别大……短短一条桂西路，名副其实，可称是书店街。”

1944年，西南剧展期间演出的《胜利进行曲》剧照

　　茅盾对当时桂林的出版业并不太满意，因为他觉得桂林生产的许多图书都类似如今的盗版书，作者的权益受到了巨大的损害。茅盾的感受当然是真实的。不过，尽管桂林的书业有许多弊端，茅盾也不得不承认它的繁荣。而且，即便是对桂林出版业极端不满，茅盾也安下心来，在桂林创作了那部声誉不亚于《子夜》的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交给了桂林新成立的华华书店出版。

　　如果说作家茅盾的发言更多基于直观印象，那么，出版家赵家璧则倾向用数字说话，他告诉我们：“（桂林）当时每天平均出版新书期刊在二十种以上，刊物的普通销路近一万份，一本专谈新诗的月刊可销七千本，销路最大的刊物可印二万份，单行本的印数，初版以五千为单位。”

　　这些文学刊物的销售数量，即便放到今天，仍然是可观的。赵家璧总结说：“（桂林）有近百家的书店和出版社，抗战时期自由中国的精神食粮——书，有百分之八十是由它出产供应的，所以说桂林是文化城，不如说她是出版城更来得适当。”

　　戏剧城

　　如果说，书店在当年的桂林文化城鳞次栉比，那么，戏院在桂林文化城则称得上星罗棋布。

　　据1942年出版的《桂林市指南》记载，1941年，桂林有3家平剧（京剧）院、2家桂剧院、1家湘剧院和一家粤剧院，平均每天观众在两万人左右。“华灯初上，各院均满坑满谷，坐满了人，观赏台上的艺事，以谋精神上的调剂。”其时，国民大戏院居桂林营业之冠，台柱刘筱衡为南方四大名旦之一，老生郑亦秋、武生周瑞华、小丑筱玉楼俱为一时之选。正阳路的高升剧院由金素秋、徐敏初、冬梅岩、马志宝、金兰香等开演平剧（京剧），也有许多观众。广西剧场主要演出的是桂剧，桂剧实验剧团人才济济，夜明珠谢玉君、庆丰年玉盈秋、小金凤尹羲、小飞燕方昭媛为当时桂剧第一流人物。

　　桂林的戏院，还有三明戏院、桂林戏院、东旭戏院、百乐门剧场等。这些戏院各有所长，都有各自稳定的观众。当时行家的说法是：“到桂林听戏，到国民看文戏，到三明看武戏。”

　　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至1944年，桂林演出歌剧12台、舞剧2台、平剧（京剧）214台、桂剧74台、湘剧25台、粤剧62台、傀儡戏9台。这些数字，即使放到今天中国许多大城市，也毫不逊色。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桂剧在桂林已经呈现衰落态势，然而，恰恰是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传统戏剧在桂林获得了生机。欧阳予倩改编的桂剧《梁红玉》率先赢得了观众，从此，田汉、欧阳予倩、焦菊隐将桂林变成了旧剧改革的实验场。

　　当时演出的话剧，有不少是抗战题材，如《放下你的鞭子》《保卫卢沟桥》《八百壮士》《国家至上》《心防》《秋声赋》等。除抗战题材剧之外，也有许多其他题材的话剧，如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四大名剧，契诃夫的《求婚》、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托尔斯泰的《复活》、小仲马的《茶花女》等世界名剧都在桂林演出多场。

　　桂林文化城时期颇负盛名的一台戏叫《哑子背疯》，报人徐铸成曾经回忆这台戏：

　　一对住在荒岛上的贫苦夫妻，丈夫是又驼又瞎又哑，妻子长得花容月貌，却患了疯瘫。一天，所住的茅屋忽然失火，哑子忙背着妻子逃出荒岛。两个角色是一个人扮的，边走边唱边表演许多惊险的动作。上身是妻子，婀娜多姿，下身却是拙笨的蠢汉，表演时要显出截然不同的身段，而又不显出“一身而二任焉”的痕迹。最惊险的一个“镜头”是，当跨上独木桥离开荒岛时，她——平时当然没有什么菱花镜，忽然从水中看到自己秀丽的面目，引起身世的感叹，一时忘了指引瞎子丈夫，因而几乎失足落水，唱得婉转凄凉，做得十分合情合理，舞蹈惊险而曼妙。

　　《哑子背疯》是当时桂林四大名旦之首小飞燕的拿手好戏，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对这台戏钦佩不已，专门向小飞燕学习，并将《哑子背疯》搬上了舞蹈的舞台。

　　小飞燕后来因为婚姻不幸自杀身亡，但她的《哑子背疯》仍然留在许多观众和戏剧人的记忆中。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前，田汉代表文化部专程到桂林预选节目，看了许多名伶名剧皆不满意，最后他说：记得桂戏有出《哑子背疯》，小飞燕演得最好。现在小飞燕死了，难道就没人擅演此剧了吗？第二天，桂林市文化局组织各剧团上演《哑子背疯》。田汉一连看了4场，始终没有一个演员被他点头认可。《哑子背疯》这台桂林文化城的名旦名戏终成绝响。

　　西南剧展

　　1943年末，欧阳予倩筹资兴建的广西省立艺术馆落成在即，他有意邀请附近几个戏剧团队演几个戏以示庆贺。恰好新中国剧社回到桂林，欧阳予倩与田汉、瞿白音、刁光覃等戏剧人商议，共同策划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

抗战时期生活书店在桂林出版的部分图书

　　西南剧展于1944年2月15日开幕，5月19日闭幕，历时90多天，包括戏剧演出展览、戏剧资料展览和戏剧工作者大会三大内容。西南剧展的演出单位有30多个，演出话剧23台、歌剧1台、京剧29台、桂剧8台，还有民谣舞蹈、傀儡戏、魔术、马戏各项，总演出场数170场，观众数量达10万人以上；戏剧资料展览为期半月，展出团体22个单位，参观人数3万多；戏剧工作者大会会期长达15天，分专题演讲、工作报告、提案讨论等项，来自广东、湖南、广西、江西、云南等省32个文艺团队近千人参加了大会。

　　剧展期间演出的剧目主要有新中国剧社的《戏剧春秋》《大雷雨》，剧宣四队的《家》《蜕变》，剧宣七队的《法西斯细菌》《军民进行曲》，剧宣九队的《愁城记》《胜利进行曲》，广西省艺术馆话剧实验剧团的《旧家》，七战区艺宣大队的《洪宣娇》《蜕变》，中国艺联剧团的《茶花女》《水乡吟》，广东艺专的《百胜将军》《油漆未干》，中山大学剧团的《皮革马林》，广西大学青年剧社的《日出》等，大多为抗战时期戏剧名作。

　　当时媒体皆称西南剧展为“中国戏剧史上的空前盛举”，1944年5月17日《大公报》更是转引美国戏剧评论家爱金生在《纽约时报》刊登的文章，对西南剧展给予高度评价：“如此宏大规模之戏剧盛会，有史以来，自古罗马时代曾经举行外，尚属仅见。中国处于极度艰困条件下，而戏剧工作者以百折不挠之努力，为保卫文化、拥护民主而战，迭予法西斯侵略者以打击，厥功至伟。此次聚中国西南八省戏剧工作者于一堂，检讨既往，共策将来，对当前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实具有重大贡献。”

　　桂林名山叠彩山西北部有一个洞，名仙鹤洞。如今，人们游览叠彩山，走到仙鹤洞洞口南侧，能看到洞口上方有教育家林素园的摩崖石刻“振翮鸣皋”。

　　翮，翅膀意；振翮，振翅高飞。皋，水边高地，仙鹤洞正是漓江边的高地；鸣皋，发声于水边高地。振翮鸣皋，合起来当为振翅飞翔，在高处呐喊的意思。

　　林素园这个题刻当是唤醒国人、振兴中华之意。

　　桂林文化城，这个抗战时期被称为“南天一柱”的城市，所做的一切，正是振翮鸣皋，唤醒国人，振兴中华。

　　《光明日报》（2025年08月22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