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争鸣】

　　作者：祝帅（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

　　自6月8日仝涛先生首次在《光明日报》论述“采药昆仑”石刻至今已有两月余，围绕该石刻的真伪之辨一再掀起小高潮，正反两方面的证据在不断积累，但仍未有定论。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来自文字学、文物学领域的学者多有信其为真者，而来自书法学、金石学等领域的专家则多疑其为伪。尤其是诸多书法界同仁看到作为“铭石书”，考虑场合和介质的不同，不应简单将诏版、权量、竹简的字法与“昆仑石刻”做简单类比，笔者亦深然之。笔者曾于6月9日在个人朋友圈感慨：“我不是历史、考古、地理等领域的专家，对这块石刻的文本、位置、新旧程度等无法判断。但仅凭书法，我可以确定这是一块在书法史上几乎没有地位的摩崖石刻。此石书体为标准的秦小篆——这类字体有严谨、整饬一路者，若传李斯所书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则此石不及其什一；有潇洒、自由一路者，若诸多秦诏版、权量，此石之水准亦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这块石刻无论在哪种类型与风格的小篆中都不算代表作，所以不论其真伪，目前就可断定对书法史来说基本上意义不大。”时隔二月有余，进一步思忖，笔者仍愿坚持这一基本意见，并略陈个人的新思考。

　　在书法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捩点被称作“魏晋新体”，也就是在魏晋时期，我们的汉字书写习惯发生过一次颠覆式的革命，把书法史截然分成了前后两个阶段。在“魏晋新体”形成之前，书法史的主流是古朴苍茫，而“魏晋新体”的特征为妍媚娟秀，对此孙过庭称为“古质而今妍”。这种魏晋以降流行的妍媚书风形成后就一直成为书坛主流，直到今天仍然在影响着我们的书写习惯，以至于人们把王羲之视作这一“范式”的开创者。书法史上此后也出现过与这种妍媚书风相对的风格，但无论是颜真卿的“篆籀气”还是清末康有为所列的碑学“十美”都始终未能撼动“魏晋新体”的主流地位。从视觉形式的表现来看，这种新体的典型结字特征就是左低右高、重心上提、中宫收紧等。魏晋之前的篆、隶书中都极少出现这些风格特征；相反，在“魏晋新体”形成之后的篆书书法家那里，无论是唐代李阳冰、宋代徐铉还是诸多清代篆书家，在书写时都或多或少受到“魏晋新体”的影响。令笔者困惑的是，这些魏晋时期以后才出现的特征，有很多竟出现于“昆仑石刻”之中。

组图①

　　例如“左低右高”（指横画向右上方倾斜）这一特点，就被视为“魏晋新体”典型的视觉表现。楷书体形成之前，无论是大篆、小篆，还是汉代隶书，横画基本上都表现为水平式，接近于0度。在早期如钟繇的楷书中，横画的斜意也并不明显。但到了王羲之和王氏一门这里，横画便有了典型的向右上方倾斜的特征，从此一改隶书和早期楷书的“横平竖直”。即便是石刻文字，也是在北朝时期的龙门二十品、郑文公碑时代才出现了上斜的特征，为此前秦汉刻石中所鲜见。虽然暂时无法在现场结合地面通过水平仪进行测量，但仅从单字横竖关系的情况来看，“昆仑石刻”中的多字已经有横画上斜的特征。如“皇”“帝”二字，“以”字左部以及“陯”“车”字那里，其横竖画相交处已有明显可见的5度甚至10度以上的锐角、钝角差值。这一特征鲜见于秦汉刻石乃至诏版、权量，但在清代书家如赵之谦等人的篆隶书那里却不难见到。（组图①）

组图②

　　再如“重心上提”的特征，也是“魏晋新体”的一大创新点。此前由篆书直接隶定而来的隶书，由于受到篆书结字的直接影响，重心比较偏下；而“魏晋新体”则将字中部的重心上提，让长笔画得到伸展，创建了新的美学范式。后世之所以把颜真卿的书法归纳为“篆籀气”，也是因为其典型书风（以《颜家庙碑》为代表）的结字一反魏晋以来的“重心上提”，取而代之的是重心下移，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魏晋之前的“古体”。在“昆仑石刻”中，“重心上提”的现象却多处出现。尤其是与《里耶秦简》字法几近一致的“陯”字，这其实并不是一个生僻字，但怪处在于其“阝”这个偏旁的三个“口”竟然挤在上二分之一处。其实，“阝”这个偏旁在隶书出现以前，下面的竖往往比较短，在隶定以后才变成一条长竖，同时右边的部件相应上提，秦篆中右边三个“口”不可能提到如此之高，这种写法应是受楷书影响的后人所为。与之类似的，还有“将”字的左旁“爿”字的两个部件也集中于竖画的上半部。反观同时期秦汉书作，此类部件即便不做平均分布，至少下方的竖笔不可能拖得如此之长。再如“卯”字，左右的两个方框也集中于竖画的上二分之一处，而不是当时更常见的居中，这些或许都是受到了魏晋以后乃至唐代楷书的影响。篆书史上虽然也有“重心上提”的书法家，但那大多是宋代乃至清代篆书家，在秦汉之际则不啻先见之明。（组图②）

组图③

　　最后再举“中宫收紧”为例，这也是“魏晋新体”所奠定并延续至今的一个审美范式。所谓“中宫收紧”，指的是通过压缩字的中部或主要围合形态，使四端尽量延长，四端之中，往往遵循“上小下大”的分布。如“昆仑石刻”中的“里”字，书者压缩了上部“田”字的内部空间（正形），但却留出了大量外部空间（负形），与其说这种“压扁”是受到了后世隶书的影响，不如说更加接近于今天该字的写法。再如“车”字，秦代的“车”字，即便不是上下大小绝对对称，至少不会像后世这样写作“一、田、一”三个部件中间最小，顶端的横次长，最下方的横最长。还有“药（乐）”字，显然是遵循后世楷书的习惯压缩了中部呈左中右结构的部件，并拉长了底部的中竖。更典型的是“帝”字，此字更是压缩了中间部分，以至于宝盖的左右两画呈现出明显的收腰式的“裙摆”状，属于典型的“中宫收紧”，这种宋篆乃至清篆的典型写法不仅与秦篆，甚至也与汉代的隶书（如张迁碑之“帝”字）的结字习惯形成鲜明对照。（组图③）这些书写习惯基本不太可能出现在秦人笔下，相反更类似一位平日惯常用楷书书写的后人写篆书时，仍情不自禁地受到楷书结字影响的结果。有网友指出，“昆仑石刻”的作者似乎临写过宋人根据当时的审美所翻刻的峄山刻石，笔者想补充的是，这位作者应该也很熟悉雕版印刷《说文解字》上宋人摹刻的小篆，并以其作为秦篆的范本。

　　当然，以上所谈，只是笔者罗列的几处个人的困惑，并非意在为此石刻的真伪定谳。若强为之，则笔者眼下倾向于认为此石刻亦非今人作伪，或为清代金石学“访碑”之风气兴起以来当时一些好古之士的游戏之作，但笔者也并不坚持这一看法。近年来，我国新发现、新出土的各类书迹，如秦公大墓石磬、曹操高陵石刻等频频为书法爱好者提供新的取法范本，对此，中国书法家协会还曾于2023年在北京举办“承续：新中国新发现书法主题大展”以襄其盛。但不管“昆仑石刻”是否最终被官方认定为年度重大考古发现，此石刻文字无论就其字法的严谨性还是风格的开创性而言，似乎都不值得当代书法爱好者去加以临习。

　　稿件统筹：光明日报记者 张玉梅、陈雪

　　《光明日报》（2025年08月29日 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