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志敏（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上古被赋予了瑰丽的想象，后人著书造论皆以三代之治为圭臬，旌表品评都以三圣为标杆，尧舜禹最终成了“治国平天下”这一最高理想的化身。春秋时期的学者还不敢妄比先贤，但战国诸子就放得很开了，孟子即借孔门弟子之口称孔子为“自生民以来未有”，似乎超过了凡夫俗子而直追三皇五帝，至少“贤于尧舜远矣”。孟子还直接把颜回与大禹相提并论，但他们的“同道”仅在于能够坚守本分，故“易地皆然”的定论过于勉强，他们的身份和功绩不在一个档次，颜回的成己之德无法比肩大禹的养民之恩，但这对于弘扬儒家的道德教化却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韩愈论孟子

　　千年之后，韩愈反过来盛赞孟子“功不在禹下”，理由是孟子在无父无君的异端邪说横行天下之际，能够坚持孔门仁义学说，否则国人“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韩愈由此为儒家乃至中华文明打造了一个全新谱系，但他认为这个谱系自孟子之后就断裂了，视千余年间大量学者如无物，连累宋儒“目空千古”，很难说得上客观公正。孟子也未必当得起如此高的评价，毕竟克服“左衽而侏离”的工作早已由孔子完成，且儒家尚能与墨家同为显学，谈不上“坠绪”，他在讵杨、墨之后亦并未阻止儒家的颓亡之势。韩愈自己也说“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原道》），则孟子充其量只是臣子，甚至孔子都应该算在这个班辈中。

　　韩愈如此凸显远古至孟子的统绪，抹杀荀子和董仲舒等人的贡献，也与自己的其他说法相矛盾。荀子虽有瑕疵，也是守正之醇儒，“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进学解》），足可跟孟子同日而语，并非只有孟子才独得儒门心法。孟子固然高明，但即便经过韩愈的大力举荐，在北宋开始与孔子并称，其地位仍然并不牢固，“非孟”者大有人在，且不乏重量级的学者。实际上，此前儒门的荀子、董仲舒、扬雄、何休、王通没有把孟子捧上天，反倒多有批评，司马迁和班固等史家也并未特别表出孟子，只把他与荀子等量齐观。那么，韩愈为什么要如此标新立异？

　　除了个人的喜好和“先入之见”外，孟子在圣贤之道遭侵凌而几乎泯灭时砥柱中流，才是韩愈力推的根本原因，至于孟子是否真正做到了为儒家正本清源、为时代精神拨乱反正，似乎并不那么要紧，韩愈更多地是借孟子来自比而已。他在《与孟尚书书》中看似谦虚实则高调地宣布：“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呜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汉朝以来儒家已百孔千疮，在这一发千钧之际，他本人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犹如孟子在世，甚至孟子做不到的事情他都做到了，而且做得更好。

　　韩愈的功绩

　　如果说孟子功不在禹下，韩愈自己也不遑多让，这种说法站得住脚吗？从苏轼所谓“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来看，韩愈的夫子之道不完全是狂妄自大。

　　首先，建立道统以应对外来文明的冲击，维护本土文化的正统地位。韩愈激烈排斥佛教，要求官方“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就是为了重新弘扬先王之法和孔孟之道，避免中华文明沦为附庸。今人惯于把流传至今的现状视为当然，不会想到韩愈有多重要，但当时的局面确实称得上惊心动魄。我们不必像石介那样把韩愈比作孔子，好像“天不生昌黎，万古如长夜”，但如果没有韩愈，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可能都会是“家家浮屠，人人衲子”。

　　其次，升格孟子，以《大学》“八目”为儒门纲要，为“四书”的出现铺平道路，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础，让中华文明有了统一的范式和完整的体系，能够从容应对异质文化的挑战，抑遏浮屠锋锐，聚气凝神，体贴发扬“自家本体”（王阳明）。这当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韩愈只开了一个头，却已为后世准备好了几乎所有话题，宋明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宇宙论、形而上学和心性论都因他对先秦儒家的“创造性转化”而不断成熟。

　　最后，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不仅是文学领域的革命，更在思想上扭转乾坤，一洗骈俪奢华而空洞无物的形式主义，让创作重回文以载道的正途上。文章本为不朽盛事、经国大业，当为“千古事”，岂是“文人之雄”所能为者？我们不能从历史倒序的眼光仅仅把韩愈看作唐宋八大家之首，而是要认识到他与李白和杜甫等人共同开创了唐宋的诗文风流，间接开启了中国古代文明辉煌灿烂的下半场，方“不昧乎其所入”（钱穆语），还可瞻望未来。

　　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唐乃是华夏数千年古代文明的转折点，韩愈则是这场“文艺复兴”的发动者和旗手，他身处“古今百代之中”（叶燮语），继往开来，承上启下，“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苏轼语），在特殊时代完成了孟子拨衰的功业，至少“功与齐而力倍之”（《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六），所以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他“最为发明孟子之学”（洪迈），在“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方面丝毫不输亚圣，并且挽救圣学于“已坏之后”，则功不下孟子，也就“功不在禹下”。我们必须跳出今天习以为常的论调，重新返回思想世界的深处，尤其以大历史观整体看待每一个人，才有望发现真相。

　　韩愈的影响

　　韩愈的“好古”其实已然是“开新”，他掀起的这场转折开启了盛大的“古今之争”，此后的中国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一，孔子的地位超过周公，事功让位于空言，从“其事行”转变为“其说长”。其二，四书逐渐取代五经，成为文教核心。四书比佶屈聱牙、深奥古雅的五经更为简易，有助于迅速普及儒家学说，在全民教育中形成正统的力量。四书在因风施教、化民成俗和衣冠华夏方面，可谓大有善德，但也有僭越之嫌，它归根结底是“传”，至多为“子”，主要是儒家颜、曾、思、孟一系的主张。四书后来成为利禄之途，更见僵化。其三，“最为老师”的荀子在唐朝前一直为尊，后来孟子压过荀子，内圣外王断为两截，儒家乃至整个中华文明从此不断内化或心性化，流弊滋生。

　　不过，这样的转变不完全是韩愈的“功劳”，其“种子”早在原始儒家内部就已生根发芽：子贡和颜回的关系、曾子和有子的冲突（《孟子·滕文公上》）、《论语》与《春秋》的脱节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相比较而言，韩愈还算克制，他认可舜和周公这样的“大圣人”为后世所不及（《原毁》），对周公和孔子一视同仁。他虽提升了四书（尽管当时尚无此名称）的地位，却更尊奉五经。他是孟子升格运动的滥觞者，还批评荀子“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却并未否定荀子的崇高地位，他甚至因颇为温和地评价荀子“大醇小疵”而被宋明儒生大加訾毁。

　　故而陈寅恪痛感于“千年以来论退之者似尚未能窥其蕴奥”，便从六个方面予以全面阐发，一曰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二曰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三曰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四曰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五曰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六曰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陈寅恪之论不乏重复和未通达的地方，尤其缺乏充分的论证，但总体上认识到韩愈最卓绝之处在于“天竺佛教入中国时，而吾国文化史已达甚高之程度，故必须改造，以蕲适合吾民族、政治、社会传统之特性”，故表韩愈为“不世出之人杰”。

　　总之，韩愈作为一代文宗，不仅规定或规范了后世文章的格法体用，而且正“文统”以辅“道统”，几乎以一人之力终结了文化思想界长期的混乱，改变了中国的“文运”并进而间接影响到“国运”，乃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关键的分水岭，对于整个东亚文明也有重大影响。韩愈在具体的学术上或许还存在各种毛病，但其传承正道、拯救文脉之德，尊王攘夷、守先待后、存亡继绝之功，已足以让后人感激。大要言之，韩愈的价值不在学术史上，而在“文明论”中。

　　《光明日报》（2025年08月30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