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华建光（中国人民大学中华文明研究院副院长、吴玉章课程名师工作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首席专家）

　　中华文脉的赓续，离不开中华古籍的整理、研究、利用与活化。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需要我们充分聚焦价值更广泛、影响更深远的经典古籍，深入挖掘其价值和理念，重点分析经典在不同时空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此而言，十三经的传承与传播不失为一个生动的文化个案。

定县汉简《论语》。资料图片

　　十三经具体指《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这些典籍不仅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底色，其中蕴含的“天人合一”“民惟邦本”“和而不同”“仁者爱人”等理念，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又具有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

　　关于这些经典，历代不乏注家进行详细考证和精深诠释，所形成的注疏系列，加上教育和科举制，合力构成了十三经最为稳定的传承机制，集中体现了中华文化传承的稳定性。与此同时，不同经典的地位升降以及历代注家的诠释变化，则生动展示了中华民族在不同时代对经典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五经”到“四书”，《孟子》的升格与贬抑，宋人的“四书”新注，清人的十三经新疏，今古文之争，汉宋之争，无不彰显经典诠释与历史语境之间的联动关系。一部《论语》，对读一下何晏等人的《集解》、皇侃的《义疏》、朱熹的《集注》、刘宝楠的《正义》，即可略窥经典传承在两千年之中的推陈出新。

　　十三经除了拥有稳定的历时传承机制，还有非常广泛有效的共时传播形式。正是通过多渠道的传播，不同阶层和族群在接受十三经的过程中，达成文化共识，共享文化理念，凝聚为一个拥有强大向心力的文化共同体。根据文字载体类型，十三经的传播主要有三种形式：汉文本、古代民族文字译本及多文种合璧译本。第一种形式出现最早，并且一直是主要传播形式，后两种出现较晚，但价值独特，是中华优秀文化传播、交流、发展、创新、融合的生动范例。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典成为治国修身的主要思想来源。伴随着边疆开拓，儒家经典也在广泛传播。以《论语》为例，西汉时期不仅已传至西北边陲，居延、悬泉、罗布淖尔等地均有《论语》汉简出土，而且还流布到了汉朝新设立的乐浪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朝鲜平壤出土了约120枚《论语》简及“乐浪郡初元四年县别户口簿”，墓主人极可能是古乐浪郡属吏，《论语》的抄写时代则不晚于公元前45年。《论语》与户口簿的同出，昭示了儒家经典配合行政文书，在合力实现汉代边远郡县的有效治理。有意思的是，平壤本《论语》与1973年出土于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的定县《论语》（抄写时代不晚于公元前55年），抄写时代接近，在形制、编联等方面也颇为一致，这暗示宣帝、元帝时期，《论语》版本应该已相对统一和稳定。前几年，海昏侯墓也出土有《论语》。这都表明，《论语》在当时已成为帝王、贵族、郡吏、戍边者的必读之书，在达成各阶层、各地区文化共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西汉以降，儒家经典的制度建构，开始转入具体实践，尤其体现在从礼制到礼治的转变。在此背景下，不管是南朝还是北朝，均涌现了大量讨论丧服等礼制的著作。天子七庙、五庙之争，三年之丧实施之法，诸如此类问题，是与该时期具体礼制实践息息相关的理论问题，不再仅是纯粹文本之争。这一时期所奠定的儒家礼制，很大一部分一直延续到清代。

　　公元7世纪以来，中国境内古代诸民族掀起了一股创制民族文字的高潮。在此背景下，许多民族开始尝试将十三经翻译为本民族文字，成为该时期十三经传播最为鲜明的时代特色。史载吐蕃曾派遣使者向唐王朝习《诗》《书》，求赐《毛诗》《礼记》《左传》等经籍。敦煌石室有藏文本《尚书》，存《泰誓中》《泰誓下》《牧誓》《武成》诸篇，译自《古文尚书》，是现存最早的十三经民族古文字版本。后来的金朝，曾设立弘文院，用女真文翻译十三经，所译之经有《周易》《尚书》《孝经》《论语》《孟子》。其中，《孝经》《论语》译本的刻印数量颇大。金世宗曾下令“以女真文《孝经》千部付点检司，分赐护卫亲军”；金章宗曾要求亲军三十五岁以下习《孝经》《论语》；还有大臣上奏，请求每百户亲军赐一部《孝经》，“使之教读，庶知臣子之道”。遗憾的是，上述女真文十三经都未能流传下来。

　　这个时期，最为典型的则是西夏文十三经。在立国之前，元昊即令人用西夏文翻译《孝经》《尔雅》；1062年，西夏向宋求取了《九经》。今天，我们还能有幸见到西夏文的《论语》刻本和《孟子》《孝经》的多种抄本。通过分析这些译本，发现西夏在翻译十三经时，会根据本民族语言进行积极调整，并非如佛经翻译那般逐词逐句的生硬对译。比如，在翻译《孟子》时，涉及“耒耜”等农业词汇时会做笼统处理，涉及“牛羊”等畜牧业词汇时，则会进行细致区分。更为重要的是，西夏译本多采用北宋新注本，《论语》翻译的是陈祥道的《论语全解》，《孝经》的两个写本译自吕惠卿的《孝经传》（还有一个是译自唐玄宗注本），而《孟子》的三个写本，有个可能译自陈禾的《孟子传》，另两个虽译自赵岐注本，但同时还吸收了北宋时期的新注成果。此外，根据元朝《道园学古录》的记载，曾任西夏仁宗朝国相的党项人斡道冲，还用西夏文撰写了《论语小义》《周易卜筮断》，这应该是西夏人基于自身理解所作的新解。

　　通过将十三经由汉文转译为古藏文、西夏文、女真文等民族古文字，没有掌握汉字的诸族民众，除了借由目视，还可以通过耳听的方式，以所熟悉的本民族语言来理解十三经所传承的文化理念，这无疑有助于十三经更为广泛深入的传播，在文化概念的对译转化之中，也极大促进了十三经文化思想的本土化和当代化。

　　公元13世纪，跨文种翻译十三经又进入一个新阶段。忽必烈延揽赵璧等兼通蒙古语的汉族文人，用蒙古文翻译了四书及《尚书》《诗经》等经典。这些译本除了用作赏赐礼品，还被作为教材，滋养了一批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蒙古文士，他们逐渐成为元代后期翻译工作的主力军。最值得注意的是，元代产生了汉蒙合璧译本，可惜传世稀少，目前仅见《孝经》残本。这一形式后来在清代展现得淋漓尽致，涌现了一大批满汉合璧、满蒙合璧、满蒙汉合璧的儒家经典。

　　有清一代，有过三次规模较大的十三经翻译工程，除《周礼》《仪礼》《尔雅》，其他十经均有满文翻译，译经最为完备。第三次翻译发端于1749年，前后长达30余年。期间，乾隆皇帝在重译本上多有批阅，这些重译稿本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为我们动态把握整个重译过程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此次改译在词层面对满汉两种语言的对应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拟造了许多满语新词，并将大量音译改为意译，是当时语言文化领域的重大实践；同时也是加强汉满蒙等民族之国家认同的重大文化工程。将经典中的“夏”改译为“中国”，有意识地区分“国”与“部”“帝”与“王”，诸如此类的系统调整，无不昭示着清王朝融多民族文化于一体、重构大一统天下观的自觉追求。

　　由此看来，十三经在中国古代的传承与传播，其实正是每一时代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的知识转化和文化创新。流动的十三经，连续展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之路；充分挖掘其中民族互鉴、团结进步的思想理念，应能发挥以古润今之效，助益当下建设中华民族传承发展的伟大实践。

　　为此，当务之急是全面收集散布于世界各地近二十家单位的多语种十三经文献，进而运用四行标注法对这些经典加以深度整理和多语种对勘，让多语种十三经真正在学界活起来。这既可极大提升学界对多语种十三经的利用率，也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不同文本语言文化异同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应充分运用数字人文研究方法，积极建设多功能多语种十三经专题数据库，以此为依托加强跨学科深度协作，从经典翻译和传播角度全面细致地揭示中华文明核心概念在不同时空的语义传承与转化，生动展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光明日报》（2025年09月13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