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学术笔谈】

　　作者：赵玉强（杭州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

　　“休闲学是一种生活哲学”，一部中国休闲史也是一部中国文化与生活的发展史，展现了中国人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及对理想生活态度与方式的探寻。中国传统休闲将对道的体悟融入日常，注重人性与自然、自由与秩序、灵动与安宁的平衡，涌现出对美好生活的盎然诗意，和对超越单纯休息娱乐的生命意义的不懈追求。

　　“休闲”的原初概念

　　作为一种迷人的文化现象，休闲在中国渊源极早。在甲骨文中，“休”多为“人依于木”之象，《说文》：“休，息止也。从人依木”；亦有表人于卧榻休息的异体字，“荷天之休”“顺天休命”等表明“休”可引申出美好之义而常与天命天道相关。在传世的金文等文献中，“休”还有异体字“庥”等，表人依禾而息、庇荫等义。

　　“闲”字在古汉语中有“閒”“閑”两个渊源。在甲骨文中，“閒”已有表“鼓面缝隙”的异体字；“閒”本字可追溯至西周《宗周钟》铭文，为“月在门上”之象，其义为“间”，《说文》：“閒，隙也。”在战国时，又有“夕（外）在门内”等象；自战国中晚期，“閒”的字形渐趋稳定并有闲暇之义，如《楚辞》“静閒安些”、《孟子》“国家閒暇”等。“閒”当为“休闲”“闲暇”的直接字源，约汉晋时与“閑”相通。

　　閑，可追溯至西周《同簋》铭文，“世孙孙子子左右吴大父，毋汝有閑”，其本义为门闩、栅栏，《说文》：“閑，闌也。从门中有木。”在先秦时，“閑”罕表闲暇而常指道德规约，如《周易》“閑邪存其诚”、《论语》“大德不逾閑”；但在表娴习自得、优游从容时亦为“休闲”字源。“閑”“閑閑”被广泛用以表车马、旗鼓、军旅操练的优游自得，如《诗经》“临冲閑閑”“四马既閑”、《周易》“日閑舆卫”、《战国策》“閑于兵甲”；对《诗经》“桑者閑閑兮”，朱熹注云：“往来者自得之貌”；对《庄子》“大知閑閑”，成玄英注曰：“智慧宽大之人……闲暇而宽裕也”，也都基于娴习和美好之义。

　　再看“休闲”，《诗经》提出“南有乔木，不可休思”；《尚书》有《无逸》篇；对《同簋》“毋汝有閑”，故宫博物院释为“不得荒殆工作”，都表明休闲观念渊源甚早。学界一般认为“休闲”最早见于曹植《吁嗟篇》“夙夜无休閒”，但此问题仍有讨论空间。魏晋以后，“休闲”一词使用大增，可为名词、动词、形容词；除表休息外，还可指致仕退隐、闲适生活、高妙人生境界（如苏轼“休闲等一味，妄想生愧腼”）等。

　　“休”指人劳后而息，与天命、道德、审美相关；“閒”从空间缝隙演化为时间闲暇，象喻着沐浴月光的静美居家生活；“閑”喻示着闭门成德与优游自如的统一。在汉语哲学视域中，与繁忙、勤苦、忧怖、压抑的劳作状态以及无所事事、心无所寄的空虚无聊相反，休闲喻示着人超脱约束性因素而获得相对自由美好的生活，它浸透着人对自然乃至天命的体悟与对身心状态的关照，是氤氲着道德、审美与诗性气息的人的理想存在方式与生命境界。在中国文化中，唯有“道”才能涵摄上述意蕴，休闲可谓人在日常生活中向道生成的自由状态，其形式有三：一是优游自得的娴习状态，如轮扁斫轮等；二是劳作后的消遣娱乐，如登临游览、诗酒悠游等；三是愉悦的无事闲静，如禅寂、闲看落花流水等。

　　“休闲”观的具体范型

　　儒家秉持性命自得的德性主义休闲观，追求礼乐谐和、优游典雅的生活方式。儒家赞赏“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推崇“深造自得”之学，将德性涵养视为休闲的根基；从心所欲不逾矩、孔颜乐处、舞雩之乐等皆成儒林佳话。对“游于艺”，朱熹释为“玩物适情”；《礼记》提出君子之学在于“藏修息游”，郑玄注“闲暇无事之为游”，教育修养与休闲关联密切。儒家以“观物比德”为乐，朱熹赞周敦颐画像“风月无边，庭草交翠”，程颢的“寻春”、邵雍的“咏物”等也都深入人心；儒家警觉于人闲暇时的懒散，视“闲”为诚意慎独、道德自慊的契机。“礼”含礼节、节制、节日诸义，传统节庆与人生礼仪构成重要的休闲时间安排与制度设计；“乐”隐喻社会和乐，所谓“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聆缶之乐”。

　　道家主张以道为法的自然主义休闲观，追求虚静素朴、富有诗意与游戏精神的生活。如，老子之道的“诗意运思”，庄子所谓“穷通皆乐”“大知闲闲”。道家因顺自然、衡平阴阳、性命双修，于宇宙图景中寻觅生命的闲适。《逍遥游》所描写的“闲放不拘，怡适自得”的状态，乃是道家休闲精神的极致表达，堪与德国学者席勒“正是游戏而且只有游戏才使人成为完全的人”、荷兰学者赫伊津哈“真正、纯粹的游戏是文明的重要基石之一”等观点相呼应。道家倾心于技术的艺术化，庖丁解牛手起刀落犹如自然舞曲，彰显天道流行与生命意义；牛“如土委地”，表明技术本性中根植着同情与拯救。毕加索赞叹“真正的艺术在中国”，庄子倡导与物为春，拒绝将自然客体化，使技艺成为澄明天道的重要方式。

　　佛家倡扬随缘自在的境遇主义休闲观，将空寂、空灵化为禅妙盈溢的生活。佛教认为万法皆空，世界本相如梦幻泡影，人当透视“烦恼本空”，明悟“快乐无忧，故名为佛”，此即禅宗所倡“安闲恬静，虚融澹泊”而得“一相三昧”。佛家追求“忙中争得作闲人”，修心至于“秋水澄渟，清净无为，澹泞无碍”。赵州禅师“吃茶去”、百丈怀海“放舍身心令自在”，皆为经典证悟。在中国文化中，山水画中的留白，书法中的笔意气象，音乐中的弦外之音，以至曲墙花窗、竹影摇曳、古刹塔影、晨钟暮鼓，皆充满空灵的禅意。德诚禅师的“满船空载月明归”更道尽人在悟空后获得的空明莹澈、去住自由的境界，将禅与闲的交融推向极致，引后人赞叹“诗思禅心一味闲”。

　　上述观念整体上具有世俗、雅静、和柔的文化特质，其形成是历史演进与文化自觉选择的结果。商周时期，人们以祭祀、宴乐等形式与神共舞、娱神以娱人。春秋战国，是人的休闲觉醒时代，各种休闲方式百花争妍，诸子百家逞技游竞于齐之稷下。秦汉时期，礼法庄严，休闲显得刚强勇猛而又严正悲肃，狩猎、斗兽、角抵、驰逐、击剑等居于主流。至魏晋六朝，休闲表达转为狂放任性，陶渊明开辟出清远闲放的休闲新路。唐宋时期，士人休闲蔚为大观，市井休闲亦趋流行。明清休闲雅之愈雅，俗之愈俗，都市时尚、小说话本等流行，传统休闲进入总结期。中国传统休闲大致经历了由神圣到世俗、由帝王贵族到文人平民、由刚强勇猛至文雅柔静，由多与祭祀、政治、军事相关涉转向日益个体化、生活化的过程，中国人独特的休闲生活追求随之悠然而出。

　　独特的休闲生活追求

　　一是天人合趣的诗意栖居。在中国人眼中，“静处乾坤大，闲中日月长”，休闲乃是人与宇宙节律的共鸣，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中孕育出质朴温暖的“四时闲话”。“醉月悠悠，漱石休休，水可陶情，花可融愁”，人们可以在青青翠竹、郁郁黄花间了悟人生真谛，在俯仰天地中抒发万物一体的襟怀。莳花弄草、东篱采菊、烟波垂钓，就是人生的意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休闲敞开了人与自然宇宙对话、共情的新可能，成为中国人张弛有道、自然逍遥、欣享诗意栖居的渊薮。

　　二是雅俗共生的生活情调。中国人注重文以载道，艺以为游，将兰亭雅集、曲水流觞、赌书泼茶、游戏翰墨等淬炼成精美绝伦的艺术实践。《东京梦华录》《清明上河图》里的茶坊酒肆、瓦舍勾栏与明清时的庙会、集市、戏园都充盈着温暖动人的人间烟火气。晚明文震亨《长物志》所记皆为与功名事业无关的闲事趣事，《四库全书》评曰“凡闲适玩好之事，纤悉毕具”；金圣叹评《西厢》时列三十三则快事，同样雅俗共赏，承载着“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生活理想，构成中国人特有的生活辩证法。

　　三是身心谐畅的生命体验。中国人的休闲常与养生哲学相连。《黄帝内经》主张人按照四时阴阳的节律生活与休养，实现“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明代陈益祥提出六养，“流水之声，可以养耳；青禾绿草，可以养目；观书绎理，可以养心；弹琴学字，可以养指；逍遥杖履，可以养足；静坐调息，可以养筋骸”，深得休憩养生之道。中国人以“身闲为富，心闲为贵”，追求身心安住的终极康宁，蕴藏着对生命本质与生活智慧的洞见。

　　四是工夫与境界和融的生生之意。华夏文明的休闲并非消磨时光的浅薄概念，而是融通本体、工夫与境界于一体。中国人注重道德涵养、心性开悟与休闲技能培养，做好休闲的加法，涵养生命本原；中国人也强调做好减法，清心寡欲、摆脱物累，以生命的轻盈之姿昂然世间；中国人还善于做“接法”，以最大的热情拥抱世界，在与人为善、与物为娱中实现人性与物性的共同成长，在以休闲推动创新创造的伟力中展示生活与世界的圆融自得、生生不息。

　　《光明日报》（2025年09月22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