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国旗（鲁东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家训以家族为单位传递道德规范、治家理念、处世智慧等，是圣贤经典的世俗化、实践化、生活化载体。家训的主旨在确保子孙繁荣、家道长远，但家训不仅是针对子孙的“家教”，而且是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世范”，体现了民间的思想价值取向，对基层社会运转亦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家训以儒家思想作为行为规范和道德教化的根本遵循，使经典儒家的信仰、哲理和伦理教化有效延伸到民间社会和日常生活，从而对世俗社会产生了直接的制度性价值。

　　长期以来，学界对圣贤经典和精英儒家思想关注较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哲学史、思想史、社会史学者把目光投向“世俗儒家伦理”“一般思想史”“日常生活史”等研究主题，传统家训的思想主旨及其在人格塑造、社会治理、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历史意义被不断挖掘和呈现。通过对传统家训类文献的梳理和研究，我们可以探察存在于经典价值体系中的精英儒家伦理，是如何融入世俗社会，最终化民成俗推动官方教化走进民间生活的，并由此得以进一步观照传统家训相对于儒家经典的思想史意义。

　　家训是儒家经典从理想型理论建构走向应用型实践指南的重要桥梁，它确保了核心价值观念在民间社会的稳定传承，是中华文化连绵不绝的重要保障机制

　　儒家经典阐述的是高层次的哲学理念、道德原则和政治理想等，如仁、义、礼、智、信以及仁政、王道等，它们是士大夫阶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指南，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理想性。家训则将儒家经典的宏大理念实践化、生活化，落实到家庭生活、个人修养、子孙教育、人际交往、财富管理、仕途进退等日常生活层面，回答的是有关为人处世、修身治学、家庭教育、家政管理等具体问题，揭示了儒家伦理如何真正渗透、塑造和维系了基层社会秩序。

　　家训往往折射出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其中的核心价值观念主要来源于儒家。如传统儒家强调“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提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为仁行善，这是儒家伦理在为人处世方面的基本道德标准，也是顺应礼治的内在道德自觉，后世儒者也将其看作个人道德修养的根本。在宋元明清时期的家训家规中，为仁行善是与家教门风紧密联系的主流价值观念。如朱熹《朱子家训》浓缩理学精华，注重日常行为中的善恶选择，强调“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浙江浦江郑氏《旌义编》指出：“何谓积善？居家则孝弟，处事则仁恕，凡所以济人者皆是也。”又如陈继儒《安得长者言》所说：“人生一日，或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虚生。”汤斌《常语笔存》主张：“凡人为一善事，则心安而体舒，为一不善事，则心不安而色愧。”可以说，正是有了家训这类文献作为桥梁，儒家思想才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更好影响和规范无数家庭和个人的日常生活。

　　在中国传统社会，圣贤经典和精英思想主要通过官学、科举、书院等体制化渠道传播，主要影响士人阶层。家训的传播途径则更为直接、私密且持久，它通过家族内部教育代代相传乃至广泛流传成为蒙学读物，深刻地塑造了家族成员尤其是孩童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身份认同。即使是不识字的家庭成员，也可以通过口耳相传、长辈示范受到家训精神的熏陶。与西方文化普遍关注个体的特征不同，中国文化更加注重家国情怀，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因此，家训是文化传承的基层网络和思想传导的神经末梢，它确保了核心价值观念能够超越朝代更迭和官方教育体系的波动进而在民间社会得以稳定传承，对“家国同构”历史格局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是中华文化连绵不绝的重要保障机制。

　　家训展示了传统社会如何通过家族这个基础单位进行有效的道德教化和秩序维护，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体系的基层实践

　　中国古代思想家构建了系统宏观的伦理道德框架和圣人、君子等理想人格，家训则为基层社会提供了具体的行为规范和生活智慧。如有关家庭成员的角色与责任，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义妇顺等伦理要求具体该如何落实？有关个人修养，如何修身、如何学习、如何交友？有关治家之道，如何勤俭持家管理家产、如何处理家族内外关系、如何祭祀祖先、如何应对婚丧嫁娶？有关处世之道，如何为官、如何避祸、如何看待荣辱得失？等等。总之，家训构建了一套可操作的家庭伦理与个人行为准则体系，是儒家“修齐治平”价值体系中“齐家”环节的核心部分。在传统社会，家族是社会结构的基础，家族中的历代祖先与子孙血脉相连、荣辱与共，个人的首要职责就是要确保家族的存续与繁荣。面对列祖列宗和子孙后代，每个人都负有重大责任，每个人一生下来就必然要与某个家族发生永久的关系，而他最为重要的世俗目标，就在于保持和提高家族的名声和地位。对传统观念中的孝子贤孙来说，扬名显亲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价值指向。

　　两宋以降直至明清时期，世家大族式的家族组织趋于瓦解。随着士族制时代的终结，科举制度成为促成社会流动的重要动力，一般寒素之家可以凭借科举功名提升个人和家族的社会地位，因此以科举功名光宗耀祖成为普遍受人关注的世俗目标。在一个流动的社会结构中，个人与家族的声望和地位有起有落，时升时降，如何维持和提升既得的名声与地位以确保家道长远，成为每个家族成员共同关切的问题。家训通过突出家族制度的正面功能，打造驱策人们努力向上的精神动力，其中所阐述的治家原则以及修身立名、传业扬名的思想，体现了儒家世俗伦理积极的家族主义和成就关怀，反映出传统社会信仰与价值体系的普遍取向。在家族意识中，通过个人的功利成就来提升家族的声望和地位，对整个家族来说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传统家训家规把功利追求合理化为伦理性准则，从而建构起伦理道德规范与功利成就取向融为一体的价值系统，由此显示出儒家世俗伦理的鲜明特色。

　　家训记录了主流思想应对现实挑战、解决时代问题的具体方案，它是思想史动态发展的生动体现

　　经典作为奠基性、根本性文献，其核心思想相对稳定，后世主要在此基础上进行阐释和发挥。家训作者身处具体的历史时代，其内容必然反映特定时代的政治环境、经济状况、社会风气和士人心态。如《颜氏家训》强调保身全家、实用技艺，反对清谈玄虚，深刻反映了士族在乱世中求生存、保家业的现实焦虑以及对南朝浮华空谈风气的批判；《温公家范》大量引经据典，以礼学重构家庭秩序，系统化、规范化程度极高，体现了北宋士大夫重建社会伦理秩序的努力和对“礼”的重视。再如，在社会分层和职业选择上，精英儒家强调“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思想，提倡“重农抑商”，于是“士农工商”四民的划分成为传统中国通行的职业等级制度。但到了明清时期，商品经济与市民社会的发展引发了士商合流，四民职业界限开始变得相对而模糊，对职业选择的要求也更加多元，人们的择业和治生观念也开始更加务实。如《庞氏家训》劝诫子孙：“士农工商，各居一艺。”《何氏家规》要求：“男子要以治生为急，农工商贾之间，务执一业。”这一时期，“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有所淡化，大部分家训族规提倡随才就业，子孙聪颖便可力学上进，如果天资一般，则可从事其他职业，自食其力。可见，传统家训绝非僵化教条，而是观察主流思想如何在不同历史语境中被理解、应用、调整甚至产生新意的窗口。

　　家训是沟通精英文化与民间社会的重要渠道，体现了精英思想与民间智慧的整合与交融

　　经典承载的是圣贤、思想家等文化精英的原创性思想。家训多由士大夫撰写，其内容往往是精英思想的生活化表达，融合了作者的人生阅历、家族传统和地方性知识，吸收和反映了更广泛的民间生活经验、实用智慧和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如勤俭、务实、养生、重礼教、讲人情等。而即使是精英撰写的家训，也必然要考虑如何在家庭层面被理解和接受，因此比经典更接地气。明清时期流传更广的家训，其语言更通俗，内容更生活化，更清晰地体现了精英思想与民间智慧的结合。家训展示了精英阶层如何将其理念向下传播，同时在一些更偏向生活智慧、处世哲学的内容上，也反映了民间社会的思想和智慧如何被精英阶层吸纳和表达，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传导和文化整合的独特机制。

　　比如，儒家主张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特别是当生命与仁义发生矛盾冲突时，应该放弃生命，成全仁义。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的态度更为鲜明：“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但通观明清时期的家训文献，其教育子孙的着眼点，并不是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一面，而是在明哲保身的另一面，如何在不害仁义的条件下自处于世，是其反复强调的思想主题。明清家训多从立身处世的各个方面阐述以上思想。如高攀龙《高子家训》曰:“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又说：“言语最要谨慎，交游最要审择”，警示子孙慎言慎行。王祖嫡《家庭庸言》告诫子孙要时刻铭记“容忍”二字以保全身家，强调“‘容忍’二字，不但避祸，实进德大助也”。庞尚鹏《庞氏家训》告诫子孙：“处宗族、乡党、亲友，须言顺而气和”，以此强调自守保身、克己不争的重要性。张履祥《训子语》强调自爱名节以保全自身，认为：“名节不可不自爱，一日失足，孝子慈孙犹将羞之。”但保身并不意味着苟且偷生，也不是放弃基本的原则与道义，这是一种在不害仁义前提下的灵活选择，这一点正体现了精英儒家伦理与世俗生活达成的由圣入凡的妥协，体现了精英思想与民间智慧的整合与交融。这种妥协和交融推动儒家伦理从官方教化进入民间生活。那些适合世俗社会、符合人性人情、契合家族利益、有利于社会秩序和谐的思想观念被人们接受和传承，最终成为化民成俗的制度性力量。

　　《光明日报》（2025年10月13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