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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古典学研究的“空间转向”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5-10-20 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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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陈莹(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西方古典学自古就与地理学密切相关。古希腊罗马地理学家如斯特拉波、托勒密、老普林尼等不仅记录了罗马帝国的疆域、地貌与人群,也建构出古希腊罗马文明理解世界的知识框架。然而,到18、19世纪,随着发展和进步史观的盛行,以时间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得以强化,地理空间在古典学研究中一度沦为工具性的角色,主要提供地名注释与历史背景。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地理空间被重新视为古典学研究的一种解释范式。其中,法国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家亨利·列斐伏尔提出“空间”概念,指出空间不仅仅是简单的物理背景,而且是社会的产物,主张研究感知的、构想的和体验的三重空间领域的生产过程,从而探索空间背后的社会。受其影响,“空间正义理论”“第三空间”等相关理论阐释接踵而至,空间被视为在社会历史中建构而成,同时也塑造着社会历史的场域。在此基础上,20世纪末西方古典学界出现“空间转向”。

  20世纪90年代,古典考古学率先引入这一新的研究视角。古典考古学者认识到,考古文物表面上是静态的,但实际上是特定空间中社会互动行为的承载体。文物所处的位置和布局,以及与其他文物的关系,都能够反映所属时代的社会结构、交往模式、权力体系及文化意义。2015年10月,欧美学者自发组成的学术团体“罗马研讨会”与希腊国家研究基金会(NHRF)在雅典联合举办主题为“罗马时期希腊的新发现”的国际学术会议,是西方古典考古学中“空间转向”的生动体现。例如,“建筑环境”这一议题分别从三个方面探讨了空间问题,其一是对特定建筑物的空间阐释,如对曾矗立于希腊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主广场的著名建筑墙面“被迷住的女神”确切位置的研究,是探讨该地区整体空间布局和地形特征的关键线索。诸如塞萨洛尼基城门这类建筑主要承担出入控制与人流调配的功能,通过对它的研究,不仅为复原城市交往网络提供了线索,也为深入理解该城的城市地位、运作效率和文化影响力开辟了新的视角;其二是对城市地理空间的研究,例如通过对罗马统治时期雅典城市空间布局的研究,追踪“第二智者运动”在城市景观留下的印记,进而重构当时文化和艺术活动的丰富面貌;其三是对希腊化至罗马时期的剧场、浴室和水渠等基础设施的研究,借此增进对当时社会状况、文化交往关系的了解。如阿提卡东部乡村地区发现的罗马风格浴室,考察其中的浴室照明陶灯、供暖设置等内部陈设以及整体空间布局,充分揭示罗马乡村公共空间的复杂性。此外,“解读宗教景观”“构建视觉文化”“经济与交换:景观、遗址和物质文化”等议题都在传统问题的基础上拓展了对空间视角的思考,比如追踪罗马征服以来希腊大陆的圣所内宗教空间和布局的变化,包括个别神庙被强制搬迁到其他地区的情况,不仅为研究罗马统治下新的社会等级秩序提供参考,也能揭示罗马统治者对集体记忆的重新塑造。

  随后,“空间转向”全面渗透进古希腊罗马语境,对古典学各分支学科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传统的西方古典文本研究中,地理空间常被视作叙事情节展开的背景。“空间转向”促使古典学者重新审视文本叙述的空间线索,关注历史行动在空间层面的表现。以2025年6月在土耳其召开的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研讨会为例,“空间想象”“帝国图景”“边缘叙事”等成为阐释《地理志》文本的关键议题。来自欧洲各国的古典学者热烈探讨斯特拉波有关“东”“西”概念的想象与界定,依据他的叙述勾绘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小亚细亚、埃及三角洲、黑海周边等地区的族群和文化图景,以及《地理志》中对遥远地域如古印度、波斯等地的奇异想象和记叙;研究者还将空间概念带入诸如“帝国叙述与地方主义”“罗马帝国的生产和贸易网络”“城市空间的建筑评估”等问题的讨论中,地域空间被赋予了文化意涵,研究者们尝试重建古代空间结构,进而理解古人如何“想象”和“建构”他们的世界。

  “空间转向”促使古典学者不仅关注古典作家文本中的地理信息,也关注纸草和残篇的空间分布,延伸出对“知识空间”的研究。美国斯坦福大学古典学者雷维尔·内茨的著作《古代文学文化中的规模、空间与经典建构》就是其中的代表。他通过古希腊罗马文献追踪古典作家的地理行迹,标记他们的地理位置,进而直观地呈现古希腊罗马数学、天文学、医学、哲学、诗学等文化成就的空间分布。据此揭示不同时代的古典作家在不同地区的分布结构与变化趋势,重构了地中海世界中心城市之间的文化竞争,并将这种竞争理解为后古典时代文化多样性的基石。这一研究从古希腊知识史的视角再次印证,空间并非纯粹的自然容器,而是具有显著的社会性,是由社会互动生成的结构。

  在“空间转向”的影响下,空间的概念也被嫁接到古典学对后现代方法论的运用中,产生了大量新的、多元的古典学研究视角。比如借鉴后殖民理论,将研究视角转向普通人,探索古代社会中的奴隶、女性和外邦人等塑造空间的能动性,试图将传统意义上的边缘人群呈现为空间的抵制者、改造者,而非被动的接受者;或者结合“流动性转向”来探讨空间的动态性,强调边界与人的流动在塑造古代世界中的重要性,挑战传统上将古代社会视为静态的观念;又如将历史和文化记忆理论与空间视角结合,探讨空间如何成为文化身份和历史记忆的载体。英国剑桥大学古典学者蒂姆·惠特玛什对罗马帝国时期两位希腊游记作家的研究就是其中一例。他指出,亚历山大里亚的狄奥尼修斯运用总览式的鸟瞰视角,书写与罗马帝国统治相互契合的空间叙事,相较之下,保萨尼阿斯则更倾向于具体的游历者视角,用历史记忆填充地域性空间,探求希腊人抵抗罗马帝国统治的可能性。通过两位游记作家的对比研究,映射出古代帝国统治下空间与记忆的复杂张力。

  与古典学空间理论方法不断革新相辅相成的还有数字人文的快速发展。以“古代地名数据库”“罗马帝国数字地图集”和斯坦福大学的“罗马世界空间网络模型”为代表的新平台,使研究者能够通过GIS技术、空间分析与网络建模,动态呈现古代交通与贸易网络。这不仅提升了研究的精确性,还使空间数据能够与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相结合,形成更具解释力的综合模型。其中,GIS技术被声称“位于所谓空间转向的核心”,该技术通过建立一个综合的地理信息系统,在比较框架下分析具体历史问题。以罗马统治时期的希腊研究为例,罗马古典考古学者埃梅里·法里内蒂借助GIS系统,呈现希腊各地区因与罗马统治者不同的权力关系形成多样化的自然和文化景观,并通过该系统的可视化和逻辑化筛选,对现有资料进行批判性、比较性和情境化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对美国古典考古学者苏珊·阿尔科克20世纪90年代的著作《被征服的希腊:罗马时期的希腊景观研究》奠定的统一图景发起质疑,揭示了地区性差异这一值得重视的景观变化模式。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通过提升学者处理空间问题的清晰度,数字人文技术正在成为重新开启空间议题的颇具潜力的工具。

  必须指出,尽管越来越多的西方古典学研究都以空间作为研究主题,但空间本身并不是研究的最终焦点,空间转向的目的也不是用空间取代时间,其关键在于打破传统历史叙述中以时间进程为主的线性叙事,摆脱为发展与进步史观笼罩的思维定式,运用空间转向提供多元化的方法论,重新思考传统的古典文明叙事模式。这或许是西方古典学如何在现代社会激发新的生命力的一种可能路径。

  《光明日报》(2025年10月20日 14版)

[ 责编:李卓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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