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储峰（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报刊社编审、创新工程首席专家、《理论动态》编辑部副主任）

　　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的长安，正发生着一场关乎国家治理方向的思想交锋。时任大司马大将军霍光采纳谏大夫杜延年之议，召集各地举荐的贤良、文学之士，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代表的朝廷重臣齐聚朝堂，围绕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等核心国策展开激烈论辩，史称“盐铁会议”。根据会议记录，桓宽整理成书，定名《盐铁论》。这部被后世赞为“论汉著作，莫如盐铁”的典籍，不仅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鲜活样本，更凝聚着中华文明深邃的治理智慧，可视为解读传统政治文明的重要文献。

　　盐铁会议召开，并非偶然的政策争议，而是由于汉武帝晚年的时代变局。为支撑北击匈奴的边疆经略，同时强化中央集权以遏制诸侯豪强坐大，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一系列经济改革。这些政策成效显著，造就“太仓之粟陈陈相因”的财政盛况，为边疆防御与国家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但长期推行也带来“民力屈，财力竭”的困境，官营制度弊端亦逐渐显现。作为汉武帝托孤大臣，霍光主张放松管控以纾解民困，桑弘羊则坚持延续既定政策以稳固国本，两种治国理念的分歧日益凸显。这场以“问民间疾苦”为名的辩论，实则是西汉王朝在国策转型关口的深度自省，而桓宽以“推衍盐铁之议，增广条目，极其论难”的严谨态度，将这场思想交锋定格，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义利之辨：治国理念的对话

　　盐铁之辩的核心，直指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义利之辨”，后世亦常将其引申为王霸之辨、儒法之辨。贤良、文学之士以儒家“重义轻利”为思想旗帜，援引“古者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经典论述，抨击盐铁官营政策“与民争利”的本质。在他们看来，国家对盐铁经营的垄断，不仅导致“器用不便，盐价腾贵”的民生困境；更滋生“贪鄙之化”的官场弊病，部分官吏借官营之机强买强卖、中饱私囊，败坏了社会风气。这种将道义与利益置于对立位置的认知，本质上是对儒家“民惟邦本”理念的坚守，主张治国当以礼义教化为根本，而非以财利诱惑为路径。

　　《盐铁论》中，桑弘羊认为好利是人的本性，他引用司马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观点证明人的趋利避害本质。他认为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在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也大大便利了百姓，皆符合“义利”，认为只有国家干预经济才能控制经济兼并和富豪势力。他主张本末并重，指出工商业可以富国兴邦，也能给予老百姓生活便利，各取所需。他系统阐述盐铁官营的三重价值：其一为充实国库，为边防建设提供“数千万之资”的财政支撑，破解“县官大空”的困境；其二为抑制兼并，防止富商大贾“专山泽之饶”，避免其积累财富后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威胁中央集权；其三为平衡资源，通过均输平准政策调节物资流通，实现“万物不得腾踊”的市场稳定，从而降低因物价剧烈波动对民生的损害。在桑弘羊看来，“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国家对关键产业的适度管控，正是实现“国富”进而保障“民安”的现实路径，这种务实思维体现了汉代治理思想的理性光芒。

　　这场辩论的深刻性，在于它超越了单纯的政策之争，触及了治国理念的根本分歧。贤良、文学之士强调“民富则国富”，主张通过轻徭薄赋、发展小农经济筑牢社会稳定根基；桑弘羊则坚持“国富为先”，认为只有强化国家经济能力，才能有效抵御外患、掌控发展全局。二者看似针锋相对，实则共同指向“治国安民”的终极目标，只是选择了不同的实现路径。正如桓宽在《盐铁论・杂论》中所揭示的，这种分歧源于“意指殊路，各有所出”，体现了传统治理思想的多元性与复杂性。

　　本末之议：经济治理的深层智慧

　　围绕“农业与工商业关系”的“本末之议”，构成盐铁之辩的另一重核心维度。贤良、文学之士秉持“农本商末”的传统认知，将农业视为“天下之本”，坚信“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他们尖锐地指出，盐铁官营导致民间冶铁作坊纷纷倒闭，“农夫器用不便”，直接损害了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而商业的过度发展则会引发“背本趋末”的社会风气，导致了“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的危局，动摇了国家稳定的根基。在他们看来，回归“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的上古政策，放任民间自由经营，才是恢复经济活力、稳固农本的正道。

　　桑弘羊则提出“本末并重”的创新观点，打破了“重农抑商”的单一认知局限。他并不否定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却明确主张“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倡导通过发展工商业激活经济循环。桑弘羊以“吴越之竹，隋唐之材”为例，说明各地资源禀赋存在天然差异，唯有通过商业流通才能实现“通有无，调余缺”的资源优化配置；而盐铁官营正是国家主导下的“本末调和”之举，既保障农业生产所需的铁制农具供应，又能通过工商业税收反哺农业发展，实现“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目标。这种“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的认知，展现了对古代经济规律的早期把握，突破了传统重农思想的桎梏。

　　从政策实践效果来看，盐铁官营确实为汉武帝时期的边疆开拓与国家建设提供了坚实财政支撑，实现了“强兵富国”的短期目标；但贤良、文学之士所指出的“官营作坊效率低下”“产品质次价高”等问题也客观存在，官府铸造的铁器多为“大器”，不适用于小农耕作，部分地区甚至出现“贫民或木耕手耨”的现象。这些弊端最终促成了“罢榷酤官及关内铁官”的政策调整，成为汉代经济治理的重要转折。这种“实践检验政策”的动态调适过程，印证了《盐铁论》所蕴含的治理智慧：经济治理既不能固守“重农抑商”的传统教条，也不能放任“与民争利”的政策倾向，而应在“保民生”与“强国家”之间寻求相对平衡。

　　政策归向：治理智慧的体现

　　盐铁会议的最终结果，并未呈现“非此即彼”的简单选择，而是体现了古代治理“执两用中”的务实智慧。汉昭帝在综合双方观点后，采取了如下方案：取消酒类专卖政策，以回应贤良、文学之士对“与民争利”的批评，缓解民间不满；同时保留盐铁官营与均输平准制度，以维系国家财政收入与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这种“有所变，有所不变”的决策，既规避了完全放任私人经营盐铁可能导致地方势力坐大、国家财政崩溃的隐患，又缓解了因垄断政策而引发的民生矛盾，成为汉代政策调整的经典案例。

　　这一结果背后，是对两种治理逻辑的辩证吸收与调和。桑弘羊的官营制度虽有效保障了国家实力与中央集权，但忽视了民生需求的多样性与政策执行的灵活性，导致“治其末而忘其本”，只关注国家财政与边疆安全，却忽视了农民对铁器质量、盐价高低的实际诉求；贤良、文学之士的民本主张虽切中时弊，关注到民间疾苦，却缺乏应对边疆危机与地方分裂风险的现实方案，若完全采纳其主张，罢黜盐铁官营，可能导致国家财政再次陷入困境，边疆防御无力为继。正是对两种主张利弊的清醒认知，促成了“取其长、弃其短”的折中决策。古代治理从未固守单一理念，而是在现实需求与理想追求之间不断调适，寻找最佳平衡点。

　　此外，盐铁会议的决策过程也展现了古代“多元参与”的治理尝试。来自各地的贤良、文学之士，代表了基层民众与地方知识分子的声音，他们能够与御史大夫等朝廷重臣直接辩论，将民间诉求传递至中央决策层。这种“朝堂与民间对话”的范式，在君主专制的古代社会实属罕见。尽管这种参与仍局限于统治阶层内部的“精英对话”，远非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决策，但它为中央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多元视角，避免了“一言堂”可能导致的决策偏颇，体现了古代治理者“兼听则明”的智慧。

　　《盐铁论》不仅忠实记录了汉代一场关乎国运走向的政策辩论，更以鲜活的思想交锋，具象化呈现了中华文明深层的治理基因。桑弘羊所持有的法家“富国强兵”谋略，着眼于国家实力的凝聚与边疆稳固的保障，是应对时代危局的务实选择；贤良、文学之士秉持的儒家“民本仁义”理念，扎根于“民惟邦本”的价值内核，是维系社会根基的理想追求。二者并非相互割裂的思想对立，而恰似文明基因的“双螺旋结构”，共同支撑起中国传统治理思想“儒法互补、王霸并用”的核心框架。这场辩论的价值，在于打破“非此即彼”的思维局限，将不同治理维度的智慧互补融合，为后世留下了“刚柔并济”“义利兼顾”的治国范式。其中蕴含的治理智慧，亦在历史长河中历经检验而愈发厚重，持续为解读中国传统政治文明、探寻治国理政的深层逻辑，提供着不竭的思想启示。

　　《光明日报》（2025年11月08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