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天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世说新语》一书凡三十六门，1130章，以汉末名臣陈蕃礼遇处士徐穉（或写作稚、稺）的故事作为全书开篇：

　　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为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白：“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陈曰：“武王式商容之闾，席不暇煗。吾之礼贤，有何不可！”

　　陈仲举即陈蕃，汝南平舆（今河南平舆县北）人，汉末名臣，亦为当时名士之代表；徐孺子即徐穉，豫章南昌（今江西南昌市）人，史载其“清妙高跱”“恭俭义让”，多次被公府征辟，却选择终生不仕。二人的交集发生在东汉桓帝朝前期、陈蕃出任豫章太守期间（据程炎震《世说新语笺证》，此事大概发生于永寿年间，即155—157）：作为士林领袖、志在“澄清天下”的陈蕃，甫抵豫章，顾不上去衙署举行就职仪式，就直奔徐穉住处拜访，“以礼请署功曹”（范晔《后汉书·徐稚传》）。故事本身并不复杂，却围绕汉末两种不同的“德行”，宣告了《世说新语》一书的思想底色与价值基调。

　　处士徐穉的人格与名望

　　今之读者或会疑惑，偏居豫章、耕读不仕的徐穉，为何会被誉为“南州高士”，被朝廷多次征辟？又为何会得到陈蕃如此推重礼待？除了宽泛的道德赞誉外，我们还能从谢承《后汉书》等史籍所载“徐穉送丧”的具体行为，理解他为人行事不同于流俗的独特风格。

　　徐穉虽不应征辟，但每遭举主、故旧去世，他都要不远千里前往送丧，凭吊致哀后旋即离去。例如，徐穉曾问学于黄琼，后来黄琼官至太尉，想辟徐穉为太尉府属官，徐穉没有同意，二人也不复交往。道虽不同，但徐穉没有忘却黄琼教授、举荐之恩，当得知黄琼去世、即将归葬老家江夏郡（今湖北省武汉市）的消息时，他立刻“负粮徒步”，从豫章走到江夏赴丧，“设鸡酒薄祭，哭毕而去，不告姓名”（见范晔《后汉书·徐稚传》）。据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谢承《后汉书》记载，徐穉为举主故旧送丧时，往往会提前准备一只炙鸡，用浸过酒又晒干的绵布包裹好，带着赶赴丧地。抵达死者墓前，徐穉再用清水浸泡绵布，使之“还原”为酒，然后以白茅草为铺垫，将祭奠用的米饭、炙鸡置于其上，酹“酒”于地。凭吊后，徐穉不会去见丧礼主持者，留下名谒后便悄然离开。朱熹分析徐稚之所以要“以绵渍酒”，是因为“要用他自家酒，不用别处底”，同时“路远难以器皿盛故也”。可见，徐穉的吊丧既不在乎所携祭品是否丰富华贵，也无意经营与逝者子弟故旧的关系网，他看重的不是“物质”，不是“仪式”，也不是“交游”，而是不应忘怀的道义与追念逝者的真心。

　　东汉时期，赴丧之风极盛，名士、儒宗或地方大族首脑去世时，其葬礼往往会吸引各地人士前来吊唁。据说儒宗楼望去世，“门生会葬者数千人”；太尉黄琼卒，“四方名豪会者六七千”；名士郭泰去世，“有数万人来会”；颍川陈寔去世，“海内赴者三万余”……如此大规模的丧葬仪式，既是“孝子”们通过厚葬久丧展演孝道的舞台，也是赴丧者们往来交结、维系圈子关系的场所。相较之下，追念逝者、表达哀思的初衷，早已退居次位。在这样的风气下，徐穉“以绵渍酒”、千里赴丧、不告而去的做法就显得颇为怪异——因为当整个社会都习惯了丧礼的展演性质时，简朴而真诚的哀悼反而成了“行为艺术”，难被理解。当时九江何子翼就曾嘲讽徐穉云：“南州孺子，吊生哭死。前慰林宗，后伤元起。”（《三吴土地记》，林宗即郭泰，郭泰亡母，徐稚曾前往凭吊；元起指冀州刺史姚元起，为徐稚之友）徐穉的行为是对当时赴丧之风重形式、重排场、重名誉、重功利的无声反驳，也是汉末有识之士力图超越名誉、功利，回归道义、自然的一次尝试。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徐穉为何会受到陈蕃等人推重，才能理解他为何能成为超越时代的道德符号。

　　两种“德行”：“陈蕃礼贤”故事的内涵

　　《世说新语》首篇（门）以孔门四科之一“德行”冠名，并以汉末名臣陈蕃礼遇处士徐穉的故事开篇，并非偶然。这样的安排，既反映了《世说新语》编纂者们儒玄双修、兼顾“名教”与“自然”的思想倾向，也体现了晋宋士人对魏晋风度之源的追溯与确认。

　　在桓灵之际“主荒政缪”“处士横议”（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的背景下，陈蕃“不畏强御”“体气高烈”的言行、道德及其“澄清天下”之志，代表了典型的儒家理想人格；而徐穉拒绝出仕、赴丧不名等行为，则反映士人不再以事君入仕、立身扬名（《孝经·开宗明义章》）为义务，而是以个人的道义与情感为追求，实已开魏晋“情礼之辨”“名教与自然之辨”的先声。

　　据范晔《后汉书》本传，陈蕃在豫章任职期间“性方峻，不接宾客”，当地官员、势族“亦畏其高”，刻意与之保持距离；后来陈蕃被从豫章调回洛阳出任尚书令时，“送者不出郭门”，这在迎送风气甚盛的东汉显得异常突兀。陈蕃也很反感沽名钓誉之辈。他出任青州乐安郡（今山东省高青县高成镇西北）太守时，当地有一“孝子”赵宣，为展现其孝心孝行，坚持在父母的墓道中服丧长达二十多年，“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但当陈蕃见到赵宣后，发现赵宣居然有五个孩子，且都是在服丧期间所生。陈蕃大怒，认为这一“寝宿冢藏，而孕育其中”的行为，是“诳时惑众，诬汙鬼神”，最终判定赵宣有罪。两相比较，便可知陈蕃对徐穉的礼遇并非只是展示政治姿态，而是出于对真正有道之士的惺惺相惜。

　　面对陈蕃的高名与他礼贤下士的真诚，徐穉没有直接拒接其邀请，而是选择了“既谒而退”（范晔《后汉书·徐稚传》）——即暂时接受郡功曹的征辟，前往拜见陈蕃后随即辞官告退。徐穉的应对也绝非故作扭捏，他之所以屡次拒绝出仕，是基于对汉末政治的体察与判断，清醒地意识到“大木将颠，非一绳所维”（袁宏《后汉纪》）；他的“既谒而退”，则是尽量兼顾情义与原则的折中举措。虽然最终徐穉并未出任陈蕃的功曹掾属，但二人还是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据袁宏《后汉纪》与范晔《后汉书》，陈蕃任豫章太守时，专门为徐穉设置一张坐榻，徐稚离开时，这张坐榻就被空置下来，不再给其他人使用。此即王勃《滕王阁序》中“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的典故出处，进而被凝结成为古典时代“礼贤下士”的政治文化象征。

　　在这个故事中，陈蕃匡正天下与徐穉耕读不仕两种“德行”并行不悖，儒家人格与道家人格难分高下，汉末名士之“殿军”与魏晋风度之“先声”亦交映生辉，呈现了《世说》兼容儒道、玄理的思想底色。

　　从汉末名士到魏晋名士

　　结束豫章太守任职后，陈蕃被调回洛阳出任尚书令，此后其政治生涯几度起落，浮浮沉沉，但陈蕃方峻骨鲠、不畏强权、犯颜直谏的性格以及他澄清天下的志向，始终未变。汉灵帝即位后，士人与宦官之间的矛盾趋于白热化，已身为太傅的陈蕃联合外戚大将军窦武欲诛灭宦官。但由于事机泄露、处置不当，曹节、王甫等宦官反而先发制人，窦武兵败被杀。事变当夜，听闻宦官矫诏政变，年逾七旬的陈蕃带领掾属及部分太学生共计八十余人，拔刃冲进洛阳北宫承明门，试图占据尚书台，控制行政中枢。王甫率重兵包围陈蕃，双方力量悬殊，激斗之后，陈蕃力尽被俘，被送到黄门北寺狱。在狱中，小宦官们对陈蕃又打又踢，随即将陈蕃杀害。这是史籍所载陈蕃正直一生的最后一个“镜头”。

　　陈蕃死后，其妻子家属被远徙于交州日南郡的比景县（今越南境内），宗族、门生、故吏皆斥免禁锢。宦官乘机大兴党狱，杀掉李膺、范滂等一百多位名士，禁锢六七百人，太学生被捕一千余人，天下最有名气的士人及其家族几乎都被波及。以陈蕃为代表的汉末士人群体，没能取得对抗宦官的胜利，但其“澄清天下”“不畏强御”之精神，却为黑暗时代投下一道强光。范晔在《陈蕃传》的结尾处评价道：“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其言得之。

　　如果将时段拉长，观察汉晋间士族的演变史，便不难发现：陈蕃、李膺等清流名士虽以身殉道，但其所代表的士人阶层与士族势力，并未因党锢打击而彻底消亡。那些在党锢之祸中幸存的士人们从中央转入地方，扎根乡里、蓄积势力，在黄巾起义爆发后重返历史舞台。东汉王朝瓦解后，他们又成为各个割据政权的骨干（如荀彧、钟繇、陈纪之子陈群等），进而构成魏晋士族的基础。（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就此而言，以陈蕃为代表的汉末名士，正可视为魏晋名士的前身，二者虽非简单的线性继承关系，但若无汉末名士之气节风骨，定然无从产生后来的魏晋风度与门阀政治。鲁迅先生认为《世说新语》“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书”，如依其所说，那么陈蕃就是刘义庆等编纂者为这部“名士教科书”选定的第一位登场者，带有“开宗明义”的色彩。

　　《光明日报》（2025年11月08日 11版）